有学者列举了2011年十大文化事件：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全国热议；五十位知名作家联名声讨百度文库，要求百度停止侵权；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回应质疑，首轮备选作品的作者中省一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占了相当席位；《百年孤独》正式授权中文版出版；国家版权局将制定新的稿酬标准；故宫一级文物宋代哥窑损坏事故；《建党伟业》首映，百位明星齐助阵；乔布斯去世，《乔布斯传》问世；贾平凹“一女两嫁”引发版权之争。
也有学者举出另外一些事件：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领导班子；著名作家阎连科住房被强拆，在微博上发出呼吁；赵本山的刘老根会馆正式开业,被人实名举报其破坏文物；广电总局发出“禁娱令”，各卫视频道的娱乐、选秀等节目数量、时间段严格限制；接着又发出禁插广告令，明年起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每集电视剧中间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
有意味的是，这些文化事件大都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权力越来越强势，而权利则步步抗争。广电总局的“禁娱令”一出台，就遭到舆论异议，认为是以权力干预刚刚形成的娱乐市场。在这些官员眼里，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管制型社会，否则他们就无权可用了。茅盾文学奖的初选名单大都是作协官员，则让人联想到两院增选院士，最初的候选者有多名是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至于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拉票贿选，就连工程院有关负责人也承认是事实。
这当然是行业内部的游戏，外人无从置喙。在各级公权力无视公信力的今天，遑论文化教育界的干净。再说作家们也是弱势群体，他们也在维权。反对侵犯版权，争取有更多的稿酬，这些维权和农民工的工资诉求是同样合理的，尽管公众认为作家更有思想、有良知、有表达能力、有话语权，因而更希望看到作家们对社会不公发出声音，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声音已经沉寂很多年了。社会的进步乃是创作自由、艺术自由的前提，当像阎连科、姚晨这样的著名作家和演员遇到强拆时，不也是一样感到无能为力吗？
有时候，某些细节往往更能透出未来潜在事件的起因。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落选院士，引起网民打抱不平，认为那是由于他个性张扬，敢于批评科研体制。但饶毅本人并不这样看，他认为院士制度就像高考制度，是一种次优选择。他把自己落选归于文化因素，“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个“文化”因素实际上存在于各个行业，即所谓“潜规则”。人情关系自然是一种文化因素，但“潜规则”盛行归根到底还是制度原因。
正是基于此，一些正在发酵的文化争论反而更为值得人们关注。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似乎未能形成文化事件。争论当然是有的，并且已经浮出水面。按照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的观察，这些年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和宗教读物热一直在不断升温，这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乃至于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公开的求变，大家对眼下的生活状态和眼下的存在状态不满意，不满足”。
刘苏里特别提到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引起左中右一场主义之争。而苏伟、杨帆的《重庆模式》、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则属于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改革判断。随着价值多元化的出现，除了旧有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改革路径之争仍在继续，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文化，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的观念，而另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坚持认为儒家是专制主义思想，于是继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后，又引起了启蒙与反启蒙之争，并且涉及对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的不同看法。
这些文化争论可能不会达成共识，但比上述那些文化事件更有价值。它反映了知识界想要“求变”的现实思考，至少人们正在学会如何摆事实、讲道理，适应一个充满观念分歧的社会，而像某位“三妈”教授那样的文化事件，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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