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于丽丽 发自威海 摄影_刘浚
李银河
1952年生于北京，籍贯湖南衡阳市衡山县，社会学家，性学家。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李银河最近一次公众亮相，是参与联合国妇女署与某网站举办的女性传媒大奖的颁奖仪式。在后台化妆时，她接受了一个来自男同性恋小年青的拥抱—作为同性恋权益的“代言人”，她会享受这些突然袭来的善意和赞美，然后喜滋滋地去颁发 “年度突破女性奖”。这是一个新奖项，得主是田朴珺。
对于这个新奖项，李银河一头雾水，她并不了解设置的初衷，甚至不确定田的身份，是王石的女友还是妻子—尽管是公众人物，她常常置身江湖外，少有“八卦心”。颁奖结束，她铭记于心的，是田朴珺在答词中提到的，王石爱她的缘由是因为她独立。
活动结束，李银河即刻返回威海。2012年退休前，她就一直念想过上梭罗式离群索居的生活。当下，一切接近实现：今年冬天，她在威海买房置业，并打算长居下去。这是一个入冬后，几十栋楼房里，仅存十几户过冬的小区，人影寂寥。
和梭罗不同的是，李银河有连接世界的入口：网络。她殷勤地发微博，内容大致为生命感受、时评和尝试写作的虐恋题材的小说。在这些零散文字中，似乎可以捕捉到她当下思想的一些轮廓、人至晚年的心境，并看出她与她著名夫君王小波的不同。
一直以来，在公众印象中，李银河和故去的王小波都被当做一对精神契合的典范站在一起。只是静止的王小波在死亡中获得永恒，而他的灵魂伴侣，仍在世间行走，接受世事的锤炼，尽管她不认为王小波亡故之后的李银河，和之前的自己有过什么变化，但显然，还是不同了。
邀请冯唐参加人生告别会
今年7月，李银河出版了《我的生命哲学》。这是一些博文篇章的结集，与其说是生命哲学，更像是生命感受的记录。她试图总结了自己做事的三种动力：虚荣心、理想主义和为获得过得去的社会地位。
人至晚年，李银河觉得这些都已完成或淡泊，她陷入一种思考：为什么还要去做事，还有什么事值得做。最后，她只找到“为什么”的一半：“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做，不是自己不喜欢硬要做，不是为了应付别人而做”和“是什么”的一半：“必须引起好奇心；必须带来快乐，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有所帮助。”
作为一个年轻时就交替陷入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两种情绪的人，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个月，李银河都会出现一次“生存意义”的危机。最近，她看了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纪录片，片子讲述了宇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恒星时代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人类怎么生存、灭亡。看后，她会天真地发问：人在宇宙就是那么小小的一瞬，那意义究竟何在？而那些天天研究这些的天文学家，得克制多大的刺激，在知道结果后，继续活下去。
后来，在加缪那里，她找到了答案：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值得一过，才值得探险、发现和享受。她说，“所以，我们才需要陷入一个恋爱，甚至为之泪流满面”。她认为，写作人生哲学的，分为医生型和病人型，自己显然是后者，是久病成医。二十多岁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长时间看星星—看久了，会有崩溃感，觉得一切皆很虚化。
说这些话的时候，李银河全身重心陷在沙发里，并一直跷着二郎腿。而窗外不远处即海，开阔、澄净。因为受访，这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特意做了修饰，喷了摩斯，涂了口红。“女人四十岁后，化妆是对对方的尊重”，她笑得无拘。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受不了在镜子前“磨蹭”数小时，她都是几分钟完成的速成。
李银河看上去并不像是容易犯忧愁的人—尽管她经常在“性”这个布满敏感和幽秘的领域，发表挑战习俗、成见的言论，但日常生活中的她，并无棱角，她出语干脆、利落，并无谨慎和禁忌，甚至不多加深思。即便谈到这个有些感伤的话题，她也适时地乐观收尾：“相比罗素，我是晚熟型，他在五岁的时候，就感慨人生才过了十四分之一，该怎么继续？”
到尽兴处，她会兀自哈哈大笑起来。中间，她起身去屋里，翻出一包皱巴巴、她并不知晓种类的茶叶沏茶，当知道有人讲究喝茶后，她直接的反应是，多掏了一大把放进去。
这很容易让人串想起王小波哥哥王小平的追忆。有一次他妻子去小波家串门。小波想泡杯茶待客，伸手去拿厨房餐桌上的杯子，一拿没拿起来，二拿还是没拿起来，第三次运足力气，吱啦一声，总算拿起来了。原来那东西已经被积年的油垢黏在桌面上。
在王小平听到的转述里，李银河和王小波一样，是个生活马虎的人：有一天，她买了几个松花蛋回来，跟小波说，“达令，我们今天有好东西吃了。”打开挎包一看，松花蛋早已挤得稀烂，连皮带壳和包里的种种杂物均匀地混在一起。新书《我的生命哲学》编辑王水是她的关门弟子，也是《王小波全集》的责编。冬天里，她从北京飞到威海探望她。而此行目的之一是“给她做几顿可口的饭菜，并拆洗下衣被”。
在许多人眼里，李银河和王小波都是“吃精神”的人。她说“如果老扎在人堆里，就很少能过精神生活。” 而借靠书、电影、音乐这些介质，她把自己和孤独调试到了非常恰当的距离。她一直离群索居，在北京居住时，她的住处在濒临河北的地界，小区隔壁有个村子，里边的人一说进城，都是“上北京”。她甚至不知道退休大妈中流行的广场舞，即便周边出现这样的活动，她想自己大概也不会参加，“主要没有时间，我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至少也是小时。”
也会谈到死亡和死法。甚至在想到70岁后可能会因为不能自理，惧怕孤独。“要不就不活了吧”，她说。依然是欢快的语调。“《非诚勿扰2》中李香山的死法挺好的，”她感叹，“跳海而死，而且死前还有一个人生告别会，没准我将来也那样，我是说有一个告别会”。
然后就跳跃地构想参加告别会的名单。“会邀请谁呢？”“亲友呗。”“那公众人物呢？”她迟疑了数秒，“李零和冯唐吧。”
读李零的文章，她曾笑倒在榻榻米上；而读冯唐，也曾大笑多次，并差点诱发哮喘。因为冯唐为她新书做的序完全跑题，公开的俩人互传的短信也呈现出某种不均衡，被网友调侃为“女粉丝与男神式对话”，对此，她有一种后知后觉式的宽厚和钝感：“嗨，他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假想的告别会上，她猜想大家都会很平静。“大家也都早看透了嘛。像冯唐，也修行，研究佛学。修行就是把人生看透嘛”。
“王小波不会和我分手”
退休后李银河主编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收录了钱理群、许纪霖、谢泳、邓晓芒等多人的自选集。在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她偏爱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的定义：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者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丛书中收纳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文章，这些人凭借自己的专业对公共事务发言。
她列举了知识分子丛书的系列作者，除以上这些，她还试图向鄢烈山、李慎之、秦晖、徐友渔、崔卫平、黄纪苏、刘小枫等人约稿，但出于各种原因，最终未成功。她想表明这套丛书在策划、编辑时，并没有知识界存在的左右之争的考虑。
一直以来，在很多人的惯常认识里，李银河是一个在自己专业领域，呼喊性自由、性解放，并竭力维护性少数群体权益的社会学学者，而且，往往和已故的爱人王小波一起，被贴上经典意义的自由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的标签。但这些标志在近些年，当她走出专业领域，发表关于时政、公共问题的判断和意见时，和公众期待构成了冲突。甚至有网友痛心疾首地质问：如果王小波还活着，你们是否会分手？
如果对这些冲突做简单概括，它大约起源自这样几篇博文：2010年9月份，她发表博文表达对重庆成功打黑后持续推进反腐的赞赏。之后，她又发文把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个人分开来，解释了自己对于重庆模式认可的落脚点，其实是赞赏一种经济意义上的 “宣扬共同富裕、救济穷人、增加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分化”。
今年7月，她发表博文，表达了对现行制度的信心，认为中国进入了百年来最好的时期，“经济制度运行良好”，“政治制度显然有过人之处”。8月她又补追一文，分析她看待现行制度成功运行的原因……
在自由主义倾向之外，李银河在政治、经济层面，又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有网友因此说，王小波娶了一个糊涂媳妇，她则显得无辜，发文辩解：“长期起来，国人并不习惯论争。每当我讲到自由、民主、人权、宪政，马上会被划为右派；讲到救济穷人、共同富裕，又被划到左派”，她斩钉截铁地表示：“王小波从来不是个情绪极端的人，所以大概不会小肚鸡肠，也不会和我分手。”
谈及此，争论起来，只好停歇。她起身去洗手间，念叨：“小波就一定和我不一样吗？我想他也不会吧……”
事实上，李银河也困惑于自己思想谱系中的矛盾：喜欢罗素的逻辑实证论，也喜欢福柯的“后现代”。罗素偏重理性、现代，而福柯对此有所反思。两种路子，她却都喜欢。
她试图辨析自己和王小波的差异：王小波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他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思想资源，也就并无多想。而她，在人生前半段，偏重启蒙、理性；后半段相比，则倾向“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现代、启蒙理念有所反思。如果论政治倾向，她认为王小波是偏右的，而自己是“中间派”。
随后她补充：“我对左右派的理解是，他们有共同的底线就是民主，左派是社会主义成分多一些，右派是资本主义成分多一些。”
迷恋“乌托邦”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的林春，是李银河的“发小”。1978年，她们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一文，在被《人民日报》转载之后，她们俩成为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都要用麻袋装。那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那时候，李银河才26岁。之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被看做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她们俩作为会务人员列席了会议。后来，80年代文化热、思想启蒙兴起的时候，她们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
从1982年到1988年，李银河在美国匹茨堡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回国一年后，80年代结束了。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产生分化，包括林春。
留学海外的林春成为一个新左派。去年，她们在伦敦见面，彻夜长谈。林春说，“我要争取把你变成左派”，李银河说，“我本来就有左派的倾向”。在李银河看来，对待民主的问题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该注重效率还是公平上，可以有不同意见。而留学生初到国外，都是容易变成左派的，因为在融入对方环境过程中，更容易和自己的国家利益产生连接。她认为林春转变成一个新左派，和她的研究、导师固然有关系，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个人气质。
李银河很乐意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气质。林春曾向她表达，自己一直有一种献身的冲动，却不知投诸何处。李银河说，这是没有过那个时代经验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她们年轻时，所有思考都是和国家相系的，因为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方向紧紧相扣。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李银河入党成为党员。一来当时的工作要求每个人必须都是党员；二来，她的确是有这个理想的，她出身共产党员之家，父母都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之后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
在李银河的认识中，父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共产党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党员身份被王小波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知道后，无比惊讶：原来王小波的老婆是个女共产党员！在他们看来，王小波的思想和做派完全无法与党产生联想。但李银河认为，她之所以和王小波趣味相投，在于她是共产党人中的理想主义者，而王小波也肯定是理想主义者。
现在往回看，除却“文革”中痛苦的上山下乡经历，她和这个体制的互动也大致是良性的、顺遂的，这也许是她乐观的来源。从山西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到光明日报的编辑，再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社科院马列所研究人员，美国匹茨堡大学硕博攻读、北京大学文科博士后、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她平步青云。她这样总结自己在工作氛围中的表现：“老好人”、“缺乏斗争性”。
有趣的是，李银河出生的时候，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于是父母为她取小名“三反”，7岁以前，她一直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她同年出生，因为他父亲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遭遇风波，而取名“小波”，家人认为王小波体质先天羸弱是因为母亲在父亲出事后，饱受煎熬，拖累身体，他早早在娘胎里就遭了难。
李银河坦承自己一直对理想国、乌托邦式的生活有着特殊情结。她这样设想理想社会：每个人出生时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学校毕业后，每天通过生存劳务换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剩下的时间可以从事艺术类的工作，写小说、弄音乐、演电影等，而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因兴趣和意愿而从事；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国家界限，没有军队，没有贫富差别，没有谋杀，甚至连监狱都可以没有；这个社会也没有婚姻制度，所有的人自由地去爱。
后来，她把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迷恋，放到退休后潜心写作的小说里，把小说的背景设置成了共产主义制度，取名《新桃花源记》，“只是，那是一个虐恋社区。”她最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