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进入1947年下半年，中国内战断断续续打了两年多，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由全面进攻转为被动防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认定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甚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于国统区经济，此时更是一塌糊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大中心城市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抗争。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行政院竟然于10月20日发布一个决定，宣布在全国禁舞。
行政院禁舞的公开理由是为了“戡乱救国”而节省经费，节约消费。而私下里的理由，据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似乎是因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王云五的一个儿子在上海一家有歌舞助兴的餐馆里，与一舞女交往甚密，并要娶她为妻。而王云五的另一个女儿，也因为一位舞女插足搅黄了家庭，寻死觅活。这位副院长一怒之下便要中央政府颁布禁令，关闭所有此类餐馆，并扬言“有我无舞，有舞无我”。
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八卦，说蒋介石对宋美龄热衷于跳舞久已不满，也乐于借此机会整顿社会，树点正气。
这些理由当然都值得分析，但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关键时刻大动干戈，人为制造一个绝大新闻，应该还有政治上的考量，或许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至少可以起到转移舆论的作用。
但，禁舞政策的制定者有点想当然了。仅说上海，舞厅在那里至少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这是西方文明影响下的产物，也是传统中国秦淮河青楼文化在新时代的变种，或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业链，表面上禁止的是舞女，不知道其背后还有很多人受牵连、蒙受损失。针对禁令，吴国桢向行政院长张群申辩：在上海的舞厅中有八千名舞女，她们还有许多家属，如果我们完全禁舞，对舞女及其家属以及靠这类场所过活的小生意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乐师、来回拉顾客的黄包车夫，以及面向舞女的鞋店与头饰店。总之，我估计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
吴国桢的申辩并没有让国民政府改变主意，政府的答复是，命令已经发布，并公之于世了，不能撤回。
娱乐业作为上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当然不能轻易接受禁舞的指示。负责此类事务的上海市社会局面对中央政府与舞女的双重压力，决定以抽签的方式分批执行禁舞的命令，最大限度减少禁令给社会带来的震荡。
9月22日，上海市舞厅业全体舞女致信上海参议会，请求代转数百封写给宋美龄的信，呼吁蒋夫人劝说政府收回成命。但蒋夫人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上海社会局与舞女之间只好摊牌。社会局长吴开先分批禁舞的想法原本想最大限度维护舞女的利益，尽可能让舞女在禁舞后不至于立即陷入困境。根据他的设想，第一批先关闭三分之一小的舞厅，舞女、乐师可以先到大的舞厅暂时糊口。第二、第三批的关闭尽量放宽间隔，并由政府提供小本贷款及便利，让舞女及相关人员有个谋生的可能。
1948年春节临近，社会局决定1月31日抽签选取第一批实施禁舞的舞厅，结果不是一些小的场所，而是仙乐、百乐门、米高美、丽都等一流舞厅。消息不胫而走。有舞女闻讯嚎啕大哭：“天哪！我们一家八口都指望我吃饭，禁舞后他们怎么办？难道政府一定要逼得我们去做野鸡吗？”
数千名受到直接伤害的舞女在上海舞厅业同业公会组织下，分乘十多辆大卡车来到社会局广场，她们的情绪已经失控，怒吼着一定要找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讨说法。愤怒的舞女轻松冲破警察防线，潮水般涌进社会局办公室，不分青红皂白打砸抢，将玻璃门窗、电灯电话、座椅等办公用品毁坏殆尽。舞女们不断齐呼：“我们要吃饭！”“吴开先滚出来！”“政府禁舞，我们饿死！”平时看着弱不禁风的舞女，在关键时刻个个都像一头雄狮，怒不可遏。
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成为国内外各大媒体嘲弄的对象。迫于压力，行政院于3月31日下令撤销禁舞令。
禁舞闹剧或许转移了国内外对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的注意力，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的失望，实际上又增加了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