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委员的驻地昆泰酒店，每晚9点到10点半，蒋洪再忙，也要抽出1个半小时游泳2500米。游泳的习惯也与“两会”有些关系：2011年“两会”期间，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白天开会，晚上接受媒体采访，疲劳之下感冒上身，咳嗽到扭腰。返沪之后，两个月里腰痛好了，走路却成了问题，“走30米、50米就痛得不行，要蹲下来”。就医之后，蒋洪才知道自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在自己的身体管理方面，他再次显示出了如同从前戒烟时的果断和坚持——他在学校的游泳池里每天游泳，半年之后走路终于不再成为问题。
今年是蒋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七个年头，平时他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的身份似乎很难引人注意，但作为公共财政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在每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意在推动“阳光财政”、政府预算改革、信息公开、财税改革的提案，总是会直指问题要害，成为媒体关注的“两会话题”。
作为“两会”历来的“明星委员”，蒋洪对媒体几乎是来者不拒，今年到北京的当天就“接待”了三拨媒体的访问，甚至，还有媒体会约他在晚上11点后进行电话采访。
执拗的人
蒋洪的博士论文写出来用了8年时间，8年里，老师从亲自骑着自行车催他“交作业”到后来因病委托他的同门“催租”，才让蒋洪写了一抽屉的稿纸最终变成了论文。
“‘两会’现在是我每年里最累的时候。”蒋洪在酒店大堂里的沙发上坐下，脸上保持胸口证件卡照片上一样的微笑。与不远处另外一个正接受采访的政协委员那慷慨激越的声调不同，蒋洪说话时不急不缓，当有记者递上需要他解读的材料时，他便会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摘下眼镜，将材料凑到眼前逐行逐字看上一遍，思忖后再做评述。
今年“两会”前不久，蒋洪刚刚过了自己64岁生日。平日里，已过花甲的蒋洪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生活保持在“慢节奏”，学校里他现在只带研究生和博士生，偶尔给本科生做个讲座。多年以来，他从不参加校外的培训、讲课。1998年戒烟前，他抽的香烟也是廉价的“红上海”。他喜欢穿地摊上几十块钱的夹克，最贵的西装也才120元，他身上最时髦的东西，或许就是那部一眼难以辨认品牌的安卓手机。
上山下乡、农场种地、铁路上做工，同许许多多生于1950年代的人一样，蒋洪的青春就是那一代人典型的阅历。而立之后重返校园时，他已经从年轻的狂热中走出，遇事喜欢思辨。
蒋洪进大学后选择了财政专业，从此再未离开。他是当年号称上海财经大学“四大金刚”之一的席克政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但这个“开门弟子”也差点成了老师的“关门弟子”。蒋洪的博士论文写出来用了8年时间，8年里，老师从亲自骑着自行车催他“交作业”到后来因病委托他的同门“催租”，才让蒋洪写了一抽屉的稿纸最终变成了论文。
但这篇论文分量很重，蒋洪凭着它拿到博士学位、评了教授，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底本出版的专著还成了1996 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程》，让很多当时经济、财政专业的高校学子对它印象深刻。这本教材在当时的财政学界也颇有反响——有人批判它纯粹套用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现实，也有人赞扬它真正将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第一次嫁接进了中国的现实。
在当时蒋洪的课堂上，他经常引导学生进行不同观点的辩论，气氛热烈到下课后很多学生还在继续。他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刘守刚将其形容为“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蒋洪在高校里的研究离不开政府的财政信息和数据，其时研究的资料来源只有统计年鉴上枯燥、笼统的数字，政府的预算、资金的详细流向无从考证。蒋洪也曾试过私人关系搞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朋友还得叮嘱他“不能随便用”。
1997年，47岁的蒋洪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他当时着实兴奋了一阵，以为人大代表肩负着审议政府财政预算的职责，他可以接触到更翔实的数据。但现实很快让他失望—— 因为他在地方“两会”上能看到数据也和平时差不多。于是他“忍无可忍”，用发言和提案与“政府预算公开”开始了死磕，这样的场景贯穿了他10年上海市人大代表的生涯。
10年里，对于上海市政府预算报告的审议，蒋洪投的几乎全是“弃权”和“反对”票。也曾有领导“暗示”他做个“原则性的赞成”，蒋洪回答说：“可是，原则上我就不赞成。”
“麻辣委员”
蒋洪的学生邓淑莲一直参与团队的调研。她曾对媒体回忆称，调研第一年，大约有15% 的政府不予理睬，但当项目执行到第三年, 有个电话这样说：“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我们全国31 个省份的财政厅长都给你们打工的。”
2008年，蒋洪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来北京开两会，他将憋了多年的话都写进了发言稿，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获得发言机会。
《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都白了》标题让很多人都觉得很煽情，但对于蒋洪来说，却是真实情况。呼吁政府预算公开的10年里，他的头发先是花白，后来开始稀少，最后，光头已经成了在人群中最好识别他的特征。
这一年“五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呱呱坠地之时，蒋洪注意到了财政预算公开被条例纳入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范畴，随之启动了一个观察中国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五年期项目。这是一个以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为对象、每年一次的研究报告，没开动员大会，也没有启动仪式，同样也没有国家科研项目经费和专项资金，仅靠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的10 万元经费。
蒋洪解释项目的初衷时说，如果将调查样本选择在县级，全国上千个县，工作量太大，而如果选择中央政府，样本太少，缺少参照体系，所以最终锁定省级政府单位。他的团队在省级政府预算层面选择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社保局、国资办4个“要害部门”，在部门预算层面，选择教育、卫生、环境、交通、工商等11个厅级单位。其中，省级单位要调查100多项指标，厅级单位调查300多项指标，都由学生制成调查问卷，挂号信寄给这些单位。
2009年“两会”，因为这个财政透明度报告，蒋洪被邀请在大会发言，他把半年来的调查重新填进了前一年的发言稿里，重新取名《提高财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知情权》，获得掌声无数，平日“说话从来不剌人”的他，“麻辣委员”的称号从此鹊起。之后历年的政协民革界别分组讨论会现场，蒋洪都要为此发声。
这一年，被调查的中国31个省级预算透明度以百分制来计算平均分为21.87分，同上一年的21.71分相比几乎是“原地踏步”。蒋洪在微博上毫不留情地评批：“以这个增长速度，中国需要300年才能达到70分的及格线。”
蒋洪的学生邓淑莲一直参与团队的调研。她曾对媒体回忆称，调研第一年，大约有15% 的政府不予理睬，有的打电话来质问：“谁让你们做这个的？”有的看科研立项报告后回复说：“你们这个与生产生活没关系，我们不给答复。”还有的直接说: “你们要的这些资料我们都没有，你们简直就是给我们增加麻烦。”但当项目执行到第三年, 有个电话这样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我们全国31 个省份的财政厅长都给你们打工的。”
刘守刚说，蒋洪的执著使得财政信息公开办公室特别命名了一种“蒋洪类申请”，用来专门指以研究为目的、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
2013年，31个省级预算透明度的平均分已经“爬升”到31.40分，但蒋洪依旧认为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实质性的变化就是预算要让人看起来‘有感觉’，知道哪些钱花得对或是不对。现在实际情况是，不管哪一级政府的财务预算，都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让人看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怕“麻烦”的人
政协委员葛剑雄的《两会日记》里，记述了一个委员在最后的政协大会选举中15分钟还没写完选票的逸事，大家纷纷猜测2000多个政协委员里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答案很快揭晓，那个人正是蒋洪——他在320张选票后面，都仔细地用纤细的签字笔尖，将“弃权”栏的椭圆涂满。
一位民革界别的委员评价蒋洪说：“蒋委员发言时鸦雀无声，蒋委员发完言更加鸦雀无声。”有同界别的政协委员对他说：“蒋委员，我是你的粉丝。”
2010年，蒋洪在“两会”小组讨论时称“国企必须向全国人民报账”，一席话说得现场陷入片刻沉默，一位委员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我看，现在国企可能要雇杀手了。”全场爆笑。
履职全国政协委员七年，蒋洪在交提案时从未与别人“联名”，与其他委员们也没有建立什么私交，大多只是认识脸而叫不上名字：“一方面我本人的性格比较孤僻，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心理障碍，如果谁跟我交往密切的话，怕他招惹麻烦。每次开会同组的委员，大多是有官员职务的，‘机会成本’很大，实在不忍心拉他们签字。”
而关于七年里所有的提案，他也自认为“没有构成体系，都是在谈专门问题”：“一到制度层面，难度也就比较大了，就无法只谈财政问题了。我的想法是，在我剩余的任期里，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就可以了。我能够说点话、有点影响的机会也就这么几年，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
去年，蒋洪应邀给上千新政协委员授课分享履职经验。他说，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就体现在“说”，言者应该无罪，该说的一定要说。他的愿望是“老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这次“授课”之后不久，另一位政协委员葛剑雄的《两会日记》里，记述了一个委员在最后的政协大会选举中15分钟还没写完选票的逸事，大家纷纷猜测2000多个政协委员里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答案很快揭晓，那个人正是蒋洪——他在320张选票后面，都仔细地用纤细的签字笔尖，将“弃权”栏的椭圆涂满。
一年后，他借自己的“两会日记”解释了去年“出格”举动的原委：“我们只知道他年龄多大、当过什么官。我们应该介绍的是他们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方面有什么样的主张，但是这些内容在选举材料中都没有，那我们凭什么选他或者不选他？”
南都周刊 × 蒋洪
有的场合我会有孤独感
南都周刊：为期5年的中国省级财政信息透明度调查已经完成了。在调研中，你能感受到被调研的政府部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蒋洪：很少有政府官员跟我交流，见面时无非都是“你们这个项目很好啊”的官话。再间接听到的评论就比较说不清了。总体说来，政府层面对我们的项目的态度，负面情绪比较多，第一，我们给他们增加了工作上的麻烦；第二，给他们造成了不确定性；第三，如果有些信息公开的话，对他们的权力是一种制约，或是他们担心有问题被暴露。
南都周刊：这几天有媒体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6%的人说自己能看懂去年的财政预算报告。那么，想要看懂政府公开的财务预算报告，是否需要专业知识？
蒋洪：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只要你会花钱，你就会看预算报告。虽然每个人的视野和关注的东西都很狭隘，但你看懂一点,我看懂一点，最后还是能看透的。你不能指望哪一个人把这么大一笔钱全部看明白，连财政学家和财政部长都办不到，我们需要专家解读，同样也需要社会公众审视。
大家看不懂预算报告，说明我们的报告还不够细，只要预算细到一定程度，买菜大妈都可以看。预算信息里有很多综合的层面，这个层面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有的是中间层次的，但广大民众懂的是最基础层次的东西，一顿饭吃得合理与否，他们是一目了然的。
南都周刊：为“阳光财政”和政府信息公开奔走呼吁了快17年，但现实进展又相对缓慢，每年“两会”期间您在很多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会不会有一种孤独感？
蒋洪：在很多公众场合，比如在公共汽车上面，在商店里买东西，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茶馆里面，你听到的，虽然并不是都在讨论这些事情，但会感觉到很多事情都与你的判断一致，很多时候，我感觉并不是独自发声，而是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周围的人群在影响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点也没有孤独感。当然，在有些场合我会有孤独感，比如在正儿八经开会的时候，人家都不说，就我还在说。
南都周刊：那您是否担心在您的政协委员任期结束后，就不再有人呼吁“阳光财政”了？
蒋洪：很多人说“阳光财政”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网上甚至有人说“蒋委员，别说你头发白了，就是你孙子头发白了都不行。”这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但“说不说”我是有责任的，作为个人，按照自己的判断，把意见表达出来，说了我该说的话，做了我该做的事，对于实际客观情况有什么影响，我期望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