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 张雄 云南丽江报道
“民主就是乱一下”
尽管事前强调了会议纪律，但第一次还款大会的小混乱还是让邓仪略有不满。他坐在草地上，笑嘻嘻地跟几个村民“扎金花”，竭力显出自己与五米外的这次会议没任何关系。一小时后李玉坤宣布散会，邓仪起身数钱，他输了八十块。
这是2011年12月17日，在横断山脉纵深处的云南老君山，高积云微波涟漪，预示着一周的好天气。在河源村新房组一所废弃的小学门口，组长李玉坤故作轻松地指挥着他的村民，完成河源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仪式。在过去的一年里，村民们开过无数次会，决定如何花掉一笔天上掉下来的资金。他们曾吵得天翻地覆，但现在，是开花结果的时刻。
2010年9月，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资助下，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三生）在河源启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在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外，“居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到自然生态的管理中，发挥主体作用”才是项目的核心诉求。项目总监邓仪是这里的常客，村民们都认得他，并恭敬称他“邓老师”。但现在，他似乎要刻意跟村民大会保持一些距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李玉坤身上。
38岁的李玉坤是会场上绝对的权威。十个月前，全组30户人家签字按手印成立了他们的“村寨银行”。今天是第一批贷款户的还款日。很多人在交出手里的6300元前，都会最后一次清点之前已数过好几轮的钱。6000元本，300元息，不多也不少。
6300元，在河源村不是个小数。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村民年均收入约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这显然不符合实情，原因是靠山吃山的村民，每年砍树卖木材、捡虫草以及各种农耕以外的副业所得都未被统计进来。
钱从借户手里交上来，三个会计轮流再点一遍。但他们并没有准备验钞机，李玉坤在这点上完全信任他的村民。作为一个已经当了13年的新房组组长，他相信今天的仪式不会出什么差错。
之前邓仪曾交代，每个人还款时要有个五分钟的“分享发言”，介绍借款用途与收益。这一条在现场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原因除了闹哄哄的现场气氛让人没有发言欲望外，十个月周期让农民精准算出收益也有些勉为其难。钱变成了地里的药材，圈中的牛羊，和修葺一新的房舍。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认为，尽管不能精确计算，这笔钱确实帮到了他们。第一批十户人家都按时按数地还了钱，但李玉坤认为需要修订一下原协议中的以房屋瓦片为抵押的条款。
人们议论起来，用的是白族话，这是一个纯白族村民组。“民主就是要乱一下。”李玉坤笑着用普通话对我和喻东说，“乱完以后就解决了嘛。”他提议以粮食补贴卡做抵押，有人摆摆手：“不好，不好。这个起码得六年才收得回来呢。”又有人说，得加上林权股权证。这意味着，不还钱的人就放弃了每年的粮食补助。以及自家山林所有权。
我问李玉坤，是不是太严厉了些。他很坚决地说：“不，一定要严格执行！一家不还，所有人就都不还。”
太阳到达一天中的顶点，光线灼目，似乎要引燃视野里的一切。李玉坤提高音调：“有人不同意吗——都同意吧？”确认没有收到反面意见，他吩咐喻东将这条写入修订条例。然后拿起来用普通话认真宣读了一遍，并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字迹清秀，与外形反差很大。
“我宣布还款会圆满结束。”等所有人签完字，李玉坤像是对着一只不存在的摄像机宣布。他又用白族话跟散去的村民喊了一嗓子，然后翻成普通话给我：“明年今天，不要太难看，我们还要在这里相会。”
再不动手就亏了
汽车在山路上左右摇晃，车轮掀起的尘土从各种缝隙钻进车里，四处弥漫的腥甜味叫人窒息。在后排座位上，邓仪回味完牌局，点评起还款会来。“分享”环节的缺失让他稍有些遗憾，不过他表示要有耐心。“比起一年前已经进步很多了。”60后的邓仪，此前已在各地农村做了二十年的公益项目。
时光回转到2009年年底，邓仪第一次来河源，跟村民讲生态保护。他的发言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河源人把林子护起来，就能得到比砍树更多的利益。他知道台下所有人都在心里嘀咕：你们到底是来这里图什么的？
从丽江市区进河源的80公里盘山公路上，能清楚看到北半球最南的大雪山——玉龙雪山主峰。长江、澜沧江和怒江穿过老君山的原始丛林，在山岭相隔的谷地中并流向南。476户河源人家世代生活在老君山，他们享有108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数字比北京市东西城两区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即便是来给钱，也得给一个说服农民的理由。”邓仪给村民的解释是：“你们把山砍完，水源地破坏了，长江会断流，我们下游的上海就没水喝了嘛。”
村民们觉得有些道理，又将信将疑。这里连小孩也知道，长江在老君山的原始森林中湍急流过，一路奔向遥远的上海。
在海拔2090米到4207米的河源，汉族是绝对的少数派。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等民族占据了总人口的90%。各民族世代靠着占全村面积六成以上的森林过活。家族间的地界非常明确，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
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从各家山头划出来的集体林和国有林成为乱砍滥伐的重灾区。河源村民和外来者的斧头，一齐伸向这些“无主”的林地。充满原始色彩的火并在老君山年年上演，山民手中的武器从棍棒砍刀，一路升级到火枪炸药。
靠山吃山，砍树卖钱。这是河源人如吃饭喝水般的生活逻辑。“我爷爷这辈下来就是靠树，”李玉坤说，“四五天上山去砍一次，卖掉，钱花完了，再去砍几棵。”但到李玉坤这辈人，砍树已变成每日必需的生计。李玉坤兄弟俩亮出手来，食指根部的厚茧是数十年手持利斧的勋章。他们曾是村里最会砍树的人，在前些年，兄弟俩配合一天，就能有200元的收入。这相当于农民种地小半年的收入。
上山，挥斧，交货，收钱。钞票拿在手里的感觉让他们睡得安稳。河源人都知道，终有一天山会被砍光。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现在他们得紧跟盗伐者的脚步：再不动手就“吃亏”了。
走出丽江
村民们酝酿了一阵愤怒的沉默。因为项目代表喻东宣布，他们只做“钱以外的事”。小组长柳谢华站起来说：“你要来帮我们做项目，我们把钱都出了，你还服务个球？”
邓仪说：“什么叫钱以外的事？比如你们决定要种核桃树，不会修枝剪叶和嫁接。我们会请专家来指导，也帮着找销路。总之钱是给大伙的，不是给某个人。”
他又告诉村民：发展什么项目我们说了不算。但我们可以出钱请你们出去，看看外面的农民在做什么。你们回来后再做决定。
邓仪说，河源村民迄今形成的一切决议和规则，都是村民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形成得到本地人认同，与传统和现状接轨，并且能够互利和制衡的一种“内生式”制度。这改变了资源与权力捆绑和自上而下分配利益的传统。
当村民们得知，他们的考察开支均来自于项目资金时，便决定“有计划地”花钱。农民们第一次尝试“项目管理的艺术”,管钱和管账的被推选出来。最后回来算账，比预算还省了一千多。
所有人都把考察当成一次免费旅游，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头一遭走出丽江。项目官员喻东陪同考察，他感觉“就像带着一群亢奋小学生去郊游”。代表们把行李随手丢在车站、道边和走廊上，就像他们在山里干完活，顺手把农具扔进草丛里寄存一样自然。
李玉坤一路上丢了三个水杯，但他依然兴奋地跟那些南腔北调的异地农民交谈。他们的问答从不拐弯抹角：你赚了多少钱？怎么做到的？那些封山搞起产业的贵州山民让他们感到真心佩服。“那么穷的地方，没树没水的，他们都把山保护下来了。我们山上有虫草、菌子、药材，全都是宝。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他们看到的，是三生在各地农村实验的封山育林和村寨银行的项目。所谓村寨银行，即每户村民出股组成一笔资金，三生按照1:1的配比（或其他比例）投入同等资金，村民按自己制定的制度分批次借贷。在一年的周期里，借款人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
“如果只是为了分这钱才做项目，我是不会做的。我看它（村寨银行）能滚得起来。”朱桥云是14个村民代表中惟一的普通村民（其他人都是组长副组长），他复述邓仪教给他的道理，“利滚利转起来，钱会越来越多。用钱的是少数，如果他不还，其他的人一起施压，直到他还钱。”
朱桥云有双浅褐色眼球和一身结实的肌肉。他的爱好和特长，是带上猎枪猎狗上山转悠，在奔跑中向野猪发出致命一击——如果野猪没被一枪打死，那么猎人将很可能丧命。这个出色的猎手并没有表现出对“当官”的兴趣，尽管父亲曾当过十几年的村支书。朱桥云并不擅长说理，但他困惑而诚恳的眼神却很有感染力。
“拜码头”
考察归来，李玉坤写了一篇很长的“心得体会”。他希望能说服新房组的村民，像贵州人一样封山育林，并且把村寨银行搞起来。
但李玉坤将遭遇他在十几年小组长生涯中未曾遇到的难题。河源村民曾经以几十人成功逼退了山下上千盗伐者的进攻，但这样的同仇敌忾的集体内部，却是暧昧的一团和气。这是传统的中国式村庄，对外齐心、强悍，对内则保守、怯懦、和稀泥。项目代表喻东说：“如果集体修路，某一家人不愿出工，组长会低声下气去他家请，村民也会容忍他当众的骂骂咧咧，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这个人，这样集体的力量就少了一分子，团结会被损害。”
会议安排在2010年10月的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地点是李建银家。山民习惯晚起晚睡，开会也一般安排在晚饭后。到事先约好的十点钟，30户人家大约来了三分之二。李玉坤也不着急，在这里，时间没那么重要。
人们围着火塘，把新收获的土豆放进火堆。等到烤土豆的清香钻进每个人的内衣，人就到齐了，李玉坤宣布会议开始。他介绍了贵州之行，提出河源可以把山封起来，然后搞“村寨银行”。每家出一千元，三生配比一千元，凑成村寨银行启动资金。然后分批次贷给村民，周期一年。这笔钱可以用来养殖、修房子、种药材，以及所有一切“你愿意做的事情”。
一些人的眼神表露出他们的不屑。他们用表情告诉李玉坤：不就是出去走了一趟么，很了不起？有人起身质疑：还不起钱怎么办？人要是死了怎么办？
“他们吃过亏，所以一谈起钱都很警觉。”李玉坤很理解这些质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乡政府或村委会主导的集资入股推销化肥，收上去的钱，最终都泥牛入海再无音讯。
会议被拖进下半夜。凌晨一点钟，李玉坤让村民表决，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在观望。这个结果让他很不满意，“他们还是害怕失败。”
朱桥云的运气看起来要好一些。大麦地组村民对村寨银行的第一反应是：很好啊，我掏一千，三生就拿一千出来，赚到了啊。所以第一次口头表决的结果是：全部通过。
但没过几天，有人提出一样的疑问：有人不还钱怎么办？其他人如梦初醒般纷纷附和。第二次开会时，朱桥云有感染力的眼神，已经无法说服被疑惑和恐惧控制的村民，支持者从全票掉到了三分之一。
一个星期后，新房组的第二次会议召开。会场变成了李玉坤答村民问。大家集中的问题是，有人赖账怎么办？李玉坤说，这笔钱里每家都有份，用钱的却永远是少数人，多数人管少数人要钱，能要回来。只要一户人不还钱就等于占了29户人的便宜；有人问这笔钱会不会被挪用，怎么保证用钱先后公平？他说钱不会攒在谁手里，第一批还完钱第二批就拿走；至于公平的问题好办——抓阄。
所有人此起彼伏，一起向李玉坤发问。慢慢地，会场分裂成两派。李玉坤站在旁边静静看着。“我忽然就学到一个东西——这东西不能我来操作，不然就变成我要做什么似的。”后来他让村民选出三个代表，分别“管钱（实际是数钱）、管账和管事”。“这三人不是组长、副组长，而是你觉得能信得过的人。”
争吵很激烈，李玉坤却很高兴。当组长十几年，他头一回看到会开得如此热闹。“吵得厉害，说明他很关心，那关系到他自己的钱。要是大家不说话，那说明这事太虚，做不长久。”
在大麦地，项目代表喻东跟朱桥云一起，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他们的重点攻克对象，是喻东所说的“老派”——村里的精英人物。这群人或在外闯荡有见识，或年长资深有威望。他们骄傲、摆谱，却头脑清醒，其他村民决策时多以他们为参照。“老派”们此前表现不算积极，但他们对喻东的拜访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看不出他们对三生抱有什么偏见。
“别看他穿戴得不起眼，穿得破破烂烂的，蹲在柴火熏了几十年黑漆抹搭的房子里面，他往火塘边上一坐，你马上就能感觉那种眼神很霸气，跟普通村民就不一样。”喻东说，“老派”们说话不多，但所提每个问题切中肯綮，这点让他尤为佩服。总体上他们认为村寨银行“是件好事”，不过直到喻东起身告别，他们还是没有亮明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喻东说，“就像港片里面的‘拜码头’，”他做了一个抱拳作揖的手势，“你要到我这里做这么个事，哪怕是来送钱的，不跟我说一声，那就是不给我面子。他未必会坏你的事，但态度一定是消极的。但你只要走到了，他觉得你尊重他，就会给你面子。”不出他所料，“老派”们最终都选择了加入。
“他们需要见到钱”
传统力量是三生进入河源第一天就要面临的长期课题。即便在农村长大的喻东也承认，还远未熟谙其中的奥秘。但一个事实是，无论何种先进的制度，要想在河源生根，就必先适应河源村发育了千百年的人文水土。
大麦地组的最后一次沟通会召开前，朱桥云忽然问喻东能否把现金带上。到会场上，朱桥云对村民说：“今天三生已经把配比的现金带来了，协议也准备好了。但现在是我们自己没商量好，所以今天还不能签协议。”台下的眼神让喻东明白了朱桥云的用意，“他们需要见到钱。”
经过精心的准备，签约仪式被安排在一个黄道吉日，地点是组内一个庙宇，那里供奉着观音、雷公、土地、女娲等各路神祇。村民们说，神灵为他们见证，谁不还钱就要遭天打雷劈。按照会前统计，大约有22户人家准备入股，喻东特意多带了几千元，以备现场有人临时加入。
他还是失算了。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一户，大麦地全组30户人家都加入了村寨银行。一些之前犹豫的村民，在这天清早天还没亮，就出门翻山越岭找亲戚借钱去了。喻东多带的钱远不够用，他只好现场找其他人借钱。
刺激的抓阄环节到了，所有人都希望抓到“1”。借贷分为三批轮流使用，村民们将三期的号做成阄号。在这场开彩般的仪式中，人们迫不及待打开阄条。多数表情是失望的悻悻然，毕竟幸运儿只有三分之一。基督徒颜六林属于这三分之一，他兴奋地大叫：“感谢上帝！我祷告了一晚上啊！”
颜六林准备用这笔钱作为上高中的孙子的一年生活费。有人准备翻新自己的猪舍，有人想换一辆更好的农用车，更多的计划是种药材和养殖。每个人在来之前，心里其实都已经盘算好这笔钱的用途。但谁都不愿透露自己的计划——怕如意算盘被人抢了先。
在新房，同样的一幕在这里上演。最后一批村民拿着钱围住李玉坤，追着问他现在加入是否还来得及。抓阄时，李玉坤认为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便第一个上去抓。他拿到的是“2”。
等所有人都抓完阄，朱桥云去捡剩下的最后一张。他觉得这样能让“更需要这笔钱的人”多些好运的机会。打开阄条，他一脸苦笑。那是张“1”。
截至2011年年底，全村共计476户已经正式加入村寨银行的有120户，已达成协议正在集资的还有80来户，共计200户。据中国人民大学的《新房村寨银行调查报告》，新房组第一批10户贷款户贷款10个月后，直接带动户均纯收入增加10295元，人均增加2511元，增长率达42.9%。
河源人告诉我，农民很难从信用社或银行贷到款。亲戚之间会有借钱，但仅限于治病和修房（生存）。如果以生意（发展）的名义去借，多半将遭到拒绝。
“大伙说了算”
当“PK”这个词头一回从李玉坤的嘴里冒出来，很是让我吃惊。河源村各小组参与的项目，要由村民自己来提，最后经过三生、县乡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评委团论证。评委团不投票，但有质疑权，由此影响拥有投票权的各组代表们。这个过程，被李玉坤简称为他从电视上学来的“PK”。
“每个项目都需要村民自己来想，”邓仪说，“看到有些糟糕的项目我们很想帮他们说，但是制度不能让我们说。”
交上来的提案五花八门，有药材种植、道路维修、养猪养蜂、等等。但他们都得承诺签下封山协议。邓仪怕摆上台面的竞争会让村民当场吵起来“伤了和气”。在通知各组代表开会时他用了个老说法——“相互学习”，以削弱火药味。
“学习”的结果是，会场上出现了一些不那么靠谱的项目。评委问一个想发展蔬菜大棚的代表：你们离村干道和城里那么远，菜怎么运出去？对方哑口无言。用李玉坤的话说，这提案就“被PK废了”。他酷爱使用这个新词。
李玉坤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他的项目“村寨银行与封山协议联动”是14个小组中准备得最充分的，但在阵容强大且咄咄逼人的评委团面前，他方寸大乱，讲得“牛头不对马嘴”。幸好进入提问环节，评委们的问题总算给他理出了一些条理。答辩完毕，他心里又踏实了。
“村寨银行与封山协议联动”是李玉坤的点子。项目协议书上写道：如有入股户违反封山保护管理条例，项目管理小组将根据条例将入股户本金充当处罚金，并保证封山保护管理条例得到执行。而在《封山育林协议》中，规定入股村寨银行的盗伐者除面临罚款外，还将失去三年的贷款资格。对于非村寨银行项目户，则“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
一条有意思的补充规定是，欠款户将得到其他所有股东上门讨债的待遇。这并非强制，但不参加讨债者必须出100元/天误工费，直接从入股资金里扣除。李玉坤强调：“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他们（村民）想出来的。有人就是想砍又想贷款，这么一联动就等于断了他财路，恨不得想找我打架。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大伙说了算。”
“农民治农民，一治一个准。” 河源一年多的试验让邓仪感到惊奇。封山协议在河源历史上并非没有实践，拿着政府拨款的巡护队从来没能真正阻止过村民盗砍的脚步。“因为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邓仪说，“但现在反过来了。”那些过去砍树砍得最厉害的，被村民选为监管人。村民的理由是：他们对山上最熟。
封山在一年内的效果依然超出了河源人的想象。在新房组村寨银行还款大会上，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今年山上的栎树果子居然引来了四五只猴子。要知道，野猴子在这里的上一次露面，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在玉龙县外援办主任赵正钢看来，在丽江诸多NGO主导的环保项目里，三生是“真正把自然保护起来的第一例”。“他们不单是保护环境，还关注了村民的生计发展。老百姓的意识和能力在项目里得到提高，我认为这是项目里最有价值的层面。”
“整个项目，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设计的。”邓仪说，村寨银行、封山育林等项目，都是基于村民的认知。“所有人在利益博弈里面，形成互利制衡的制度。”邓仪认为，“NGO应该是服务者。30万元的拍板权完全交给村民，才真正称得上是服务的角色。”
在新房组的禁用农药公约上，小组内部达成了“一旦发现谁家使用农药，全村拒绝与他家礼尚往来和在红白二事中互助”的协议。这条建议也是李玉坤提出来的，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在修房杀年猪全靠亲朋扶持的河源，这是比罚款严厉且有效的惩罚，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一山二虎
在跟朱桥云打架半个月后，柳二忽然接到朱桥云打来的电话。他问柳：生态旅游项目的会能放你家开么？柳愣了一下，说可以。
朱柳两家的结怨有些偶然。在一次政府资助大麦地组修水池的工程中，隔壁的大户柳二，不满水管从他家山头上经过。朱桥云跟他一顿大吵，两人动了手。
这大约是河源村2011年最轰动的打架事件，不下五人受了轻伤。
现在，朱桥云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化解恩怨。包括县乡两级的干部，还有来自北京、昆明的客人将出席这个会议。在农村，开会地址也大有讲究。对于承办会议的人家而言，这是一种荣誉。之前的会议一般都在朱桥云家，这次他打算把机会让给跟他打架的柳二。
新东道主没让客人们失望。喻东回忆，进门时，柳二的脸“拉得老长”。但开完会，一屋人其乐融融。
谈起这些时，朱桥云却很平淡。他说必须解开这个结，否则仇只能越积越深。“要是跟柳家搞不好，这个小组就分裂了，公共管理就没有了，以后再开展什么项目也不可能。”
生态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村寨银行成立后的又一组织，其目标是全村村民致富，生态产业被定为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李玉坤和朱桥云凭借在此前显示出的能力和威望，分别当选合作社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朱桥云和李玉坤是初中同学。跟朱比起来，李有过十几年小组长经验，说话更委婉。我问李玉坤，想不想竞争村长的位置，他摇摇头。邓仪说：“他是不好意思，心里想，又没信心。”他鼓励李玉坤尽快入党，并且为一年后的村委会选举做准备。
“最大的感受就是跟村委会不协调。”李玉坤总结参与三生项目一年来的感受。在三生最初进入河源时，村委会的态度是外热内冷。县外援办主任赵正钢认为，合作社是经济组织，“理应受村支部的领导和管理”。
一个所有人都看到的问题是，如果合作社风风火火做起来，理事长李玉坤将在村民中树立威信，必将成为村主任杨志云连任的最大竞争对手。
“三生有一定激励作用，但还是有一定弊端。”年过四十的杨志云坦言他对三生的意见。按照喻东的划分，杨志云显然是“老派”精英一员。他髭发微卷，目光沉郁，开一辆车牌号为XQ888的面包车。喻东说，它的意思是——“雄起发发发”。
杨志云认为，三生的问题在于“资金投入力度不够”。“只有实实在在的实惠，老百姓才会接手，只通过培训交流，不行的。”
合作社曾经尝试，去县里申请一笔扶贫资金。“人家一句话就把我挡回来了：‘叫你们村委会主任（村长）来！’”朱桥云很无奈，“有些东西，如果脱离了政府，还是办不了。”
“这不是杨志云和李玉坤两个人的斗争，而是两种思维的冲突。”邓仪说，“每个村民都有权利自我决策，在PK中行使权利，这是三生的方式。而杨志云是一个符号，他代表着一个传统父母官，要‘为民当家做主’的心态。当一个公益资源进入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我可以不贪这个钱，但一定得由我来分配。轮回几千年的官僚系统，会对自治产生极端的不适应。”
“如果捅破不了这个瓶颈，不能适应每个人都是主人，那么所有的制度不但是空谈，更危险的又是一次能人的权力轮回，而不是平等的自治。”邓仪说。
至少在面子上，双方仍彼此维持着面子上的和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合作社恐怕还将要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谨慎前行。
考验还远不只这些。合作社的理事长加理事15人，至今没拿过一分钱的补助。忧心忡忡的父亲抱怨朱桥云在“无私奉献”，而朱桥云的焦虑更为深远。他明白，合作社必须成功带领村民做成第一笔生意，“在农村做事，要么强制，要么利诱。你让村民挣钱，合作社可才能活下来。”这些，都需要钱。
“恐怕还要一代人”
在寒冷的冬夜，古老的柴禾仍是河源人依赖的惟一热源。一家人围坐火塘边，听雪白而结实的树干在火苗里哔剥作响。这些取暖用材属于封山协议规定的“可砍伐”的范畴。墙壁被熏得漆黑，未充分燃烧的青烟被人们大口呼入肺中。
围炉夜话时分，老辈人多是人群里微笑的听众。他们很少参加村里的各种会议，以及各种“大事”的讨论。只有在提起打猎、战斗那些经典男性话题时，他们才会兴致盎然，跟客人神侃几十年前的草木葳蕤、飞禽走兽。那些遥远的故事如火塘里的青烟冲出窗棂，盘踞在河源人头顶的天空。如所有的老人一样，他们感慨今不如昔。白族男人们脱下穿了千年的扎染马褂，民族乐器三弦会者寥寥，丰富而繁琐的仪式被改革为人民币的摊派。
实际上，年轻人并没跟祖辈们那么的不同。他们仍互相交换着各种食品作为礼物，一起帮忙杀猪修房，然后在阳光和煦的午后，搓麻将吹牛消磨时光。可是，那个依靠自己和家族经验，安心过一辈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一次面对媒体的项目介绍会上，李玉坤说：“外面‘好像有一个市场’，我们也要跟世界接轨。汽车、彩电、自来水；更多的财富，更好的教育，更幸福的生活。”现代化像一头不由分说的猛兽闯进老君山，并如夏日雨云的速度驯服了它的山民。
邓仪说，钱和机会只是项目手段，荣誉之于“老派”也是手段。换取村民的自治意识，让不同人在过程中都找着“感觉”。对于村委会，他们仍需在博弈中达成某种和解。
合作社、村委会、村民、三生，角色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牌局上完成了热身。李玉坤笑称这一年都在东学一下，西学一下，整个就是“农民再就业工程”。没人知道这局牌能打多久。邓仪说：“你能看到他们在进步：村民们自己保护的森林已经超过4万亩；在社区经济系统的支持下，村民增收也已初步显现；村民们也会谈论‘公共’。但一个自治的社会，还讲不过去。”说到自治，朱桥云说，太慢了，“恐怕要一代人”。
从河源返回丽江的晚上，喻东在QQ上面试一个想加入河源项目的志愿者。他问：假如现在给你30万资金，用于一个山区农村的发展，你怎样花这笔钱？几分钟后，那边给出了一个详尽的报价单：5万用于修农舍，10万用于修路……喻东回复：恐怕我们的理念不大一样，在这里钱的花法，全部是村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