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我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是在1986年的7月开始的。彼时我已经上大学，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
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大学里各种社会活动很多，有组织社团活动的，有卖书的，有用袜子换全国粮票的……什么都有，自由且气氛活跃。
大概是1986年6月，一张海报贴到了我宿舍所在的二楼，海报大意是招募各地学生利用暑假返乡时调查乡镇企业情况，组织者希望编一本类似乡镇企业名录的书。
我的故乡江苏武进，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区域，彼时正是乡镇企业勃兴的阶段。我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搭公交车辗转找到联络处。一问，方知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名录编辑筹备组的人，也不过是高年级的学生，告诉我，入选名录是要有条件的，除了填写必要的表格以外，每家企业须向名录编辑部缴纳人民币240元，学生每找到一家缴费的企业，自己可得10%的提成，也就是24元。不过，表格得学生花钱买，多少钱一张我记不清了，反正很便宜。
我犹豫了一下，填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之后，买了10张表格。毕竟一个企业24元的提成，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助学金了，诱惑力还是蛮大的。即便做不成，也就是浪费10张表格的钱，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7月份暑假开始之后，我便骑着从亲戚家借来的自行车，在故乡四处转悠。
当时的我，腼腆内向，识少见浅，见生人说话脸常磕巴，上门去跟人谈钱，更是畏难。直到今天，关于谈钱的问题，仍然是我的痛处。
我家当时归前黄镇管辖，我母亲也在前黄的一家社办水泥预制厂当工人，我又是前黄镇上著名的中学毕业的，这也算是优势。盘算之后，我自然先从前黄入手。不过前黄的乡镇企业一直做得不好，稍微好一点的，又是县辖的国营企业，门难进。虽然有地利人和之优势，我还是一无所获，铩羽而归，我很受打击。
不过，我这个人常常遇挫不馁。总结了在前黄的经验教训，我转而杀向我家东边的政平镇。政平此时的乡镇社办企业尚不如前黄，我跑了几家，同样一无所获。
不过，政平跑下来，我却越来越有信心了。彼时农村大学生还不算多，尤其人民大学的招牌，还是颇有影响力—乡下人口口相传，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出来就是县长！这也为我要做的事加分啊。我在政平跑的几个企业，听说我是人大的学生，虽然婉拒了，但都很热情客气，虽然依然不愿掏钱，但却愿意填表了。当然，他不掏钱，我也不会浪费表格的。
我又到我家西边的南夏墅乡跑企业，跑的第一家是一家大队办企业，我忘了是压缩机还是减速机厂，当时已经有些名气了。看门的老人听说我是做调查的人大学生，就很热情地把我引进了楼里的会议室，并报告了厂长。
厂长原来是大队书记，忙完手上的事问我情况，我结结巴巴地说了我的意图，厂长立即说，没问题，你留一张表格给我，我让厂办安排。
这几天来，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爽快的事和人。虽然我在南夏墅的其他企业同样没有收获，但这一单，一直让我在回家的路上内心激动如翻江倒海，晚上还喋喋不休跟父母兄弟得瑟。
1986年年底，我去领我的奖励，唯一的一笔就是这家企业的提成，24元，对于当时一个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笔钱。
这家企业后来做得很好。我在《中国周刊》时期，做“实业困局”题目，曾安排采访故乡的企业家，没想到就是他的女儿兼接班人！后来在庙桥，我也遇到一位企业家，聊天时才知他的亲戚是我们村的，在北京工作，我也认识，他也答应缴款填表支持，不过，最后结算时没有这家企业。
1986年的夏天，在故乡，我骑自行车，最远到马杭、鸣凰等地，虽然物质上收获甚少，不过，对于我身体的锻炼，对于我的意志和精神的考验，对于我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训练，都有很大的收获。
这是我人生跨向陌生世界的一个重要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