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 张莹琦 上海报道
舞台亮起来，一个白皙瘦弱的年轻女子走过台中央，裙摆轻轻晃荡。黑色长发、黑色旗袍，黑袜、黑鞋。眉头拧着，紧绷的忧愁从头至脚，能让周遭空气结冰。
一个斯文男子探过头来：“莎莎，为什么你每天都穿黑色？”回答的声音简促而慵懒：“我在为我的生命戴孝。”
观众大笑。男子激动表白：“我每天走四里路来又走四里路回去，就是为了来这边看你戴孝的样子。”又是一阵笑声。
还没等剧情铺开，两人就离开了。新的角色上场，开口就是8分钟独白，絮絮叨叨说着些生活琐事。随后，很多类似的独白充塞在130分钟的舞台剧《海鸥》里，台下比笑声更多的，是长长的沉默。
4月11日，赖声川带着两场连台戏来到上海。《让我牵着你的手……》是契诃夫与妻子欧嘉的情书记，70分钟的戏里只有两个演员，念着情书对白。《海鸥》则是契诃夫的经典剧本，不同的是，故事背景移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演出开始后，赖声川在侧台看。选择两戏连台的方式，是为消解观众与契诃夫的距离，但大家能否理解，他还不确定。“契诃夫的剧很难，也很容易不好看”，赖声川说，北京首演后，仍有演员捧着《海鸥》剧本问他，真的要那样演吗？他不觉得片场安静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这一次要做的，正是去掉剧情起伏，把戏剧的外壳剥开，让观众看一看—在那故事的表皮下流动的是什么。
悲伤的喜剧
虽是独立的两场戏，其实《让我牵着你的手……》更像是正餐《海鸥》开始前的一道甜点。当欧嘉在信里提到剧本《樱桃园》的悲伤，契诃夫几乎要撕掉信纸，大怒：“谁说是个悲剧！那是喜剧！喜剧！”
同样，在《海鸥》的海报上，印着鲜明的几个字“四幕喜剧”。“契诃夫的剧是悲是喜，一直是个争议”，赖声川刻意地引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观众自己细细咀嚼，当然，也附上了他的理解。
这看上去是个俗套的爱情故事：在上海的近郊农庄里，小学教师梅福登喜欢黑衣女子莎莎，莎莎暗恋没名气的剧作家康丁，康丁苦恋年轻的女演员妮娜，妮娜却爱上了知名作家果林并同居，而花花公子果林呢，不久后抛弃妮娜，回到了情人苏以玲身边。两年后，康丁自杀。庄园里的其他人，梅福登、莎莎、苏以玲、果林，还有庄主、医生、马夫，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如既往地聊天、打牌、钓鱼、过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和不得，最后连主角都死了—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喜剧。苏以玲的扮演者剧雪坦率地说：“为什么是四幕喜剧，一直搞不懂。”
赖声川说，他的诠释，就在第一幕的戏中戏里：妮娜身着臃肿怪诞的戏服，在庄园的简易搭台上，演了一出康丁导演的戏。时间设置在20万年后，搭台上云雾缭绕，唯有妮娜一人挥着长衫，拖长音喊：“我孤独啊！”台下，“观众”或瞌睡，或谈笑，妮娜的独角戏被迫中止。渴望成名的她瞪大了眼睛，埋怨康丁：“为什么你的戏里没有活着的人？”
导演这出戏时，赖声川没有改动剧本，但在他看来，这场戏中戏可以有两种演法。当妮娜喊出“我孤独啊”的台词时，台下观众都笑了。作为导演，他也可以让她演得很深奥，大家会觉得置身先锋剧场，要屏住呼吸来听。“如果康丁是一个先锋作家，不屈服于市场，爱情也失意，最后他自杀了，就是一种悲剧。但如果以喜剧观来看，你会认为，其实这个人的作品没那么伟大。所以这是康丁的‘喜’吗？观众笑了，是一种喜，但有另外一种悲。”
戏里每个人的结局都不怎么好，妮娜惨被抛弃、苏以玲失去了儿子、莎莎不情愿地和梅福登结了婚……有那么几个片段，观众却明明是发笑的—契诃夫的残酷就在于此，他让你笑人性的弱点和愚蠢，却是在笑一种悲。
赖声川坦言，从《暗恋桃花源》的悲喜剧交叉到《宝岛一村》的喜中有悲，若不是契诃夫打开了他，他未必能够那么容易想到，原来话剧还可以这样演。“生命中的悲和喜不是绝对的黑白，也不是简单的一体两面，其实常常掺杂在一起。”
“契诃夫是一杯红酒，如果你从来没有喝过，就会觉得很苦，难喝。但如果你被正确引导，就会发现他的奥妙和深度。”这是赖声川的期望，他也正是透过《海鸥》才理解到这一点。
平淡的激流
“契诃夫在违反一般编剧家做的事。如果你写电视剧写成这样，观众早就转台了。”《海鸥》刚开始，梅福登和莎莎上台，对白意味深长，但很快就走了。随后康丁出场，一来就是8分钟独白，控诉对母亲的不满—怎么会有角色说话说那么久，那么无聊？赖声川觉得，对于编剧来讲，这无异于自杀。
更久的独白还在后面。面对小姑娘妮娜的崇拜，大叔果林兴奋地自嘲15分钟；为了挽留果林，苏以玲更是跪地疯狂表白，“我的达令，你是最伟大的，你是全国最伟大的，你是唯一的希望！”
北京首演的时候，演员剧雪还不敢将这“疯狂”挥洒到极致，跑来问赖声川：“一个女人真的会这样讲话吗？”得到的回复是，按剧本放手地演就好。十来场巡演下来，她不再拘束，在上海，当她抱住果林的大腿泣声挽留时，剧场里一阵哄笑。剧雪忐忑地问导演：“我是不是演‘过’了？”赖声川回答，“你没有‘过’，是你真的懂了。”你说一句，我回几十句—生活就是如此，人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跟自己挣扎，并不见得真正在沟通。
戏演到第三幕，两年过去，妮娜跟果林同居，生了个孩子，孩子死了。康丁用几句话给大家匆匆说完了这个消息，像是在追溯一个遥远的传说。“如果有编剧老师拿到这样一个剧本，上面没有写契诃夫的名字，绝对会把它砍掉—这是什么玩意儿？”
赖声川说，一般编剧也许会把两年发生的事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但契诃夫没有。令人费解的还有莎莎，一句“我在为我的生命戴孝”把她写得很深，但对推进剧情有一点作用吗？这个人甚至连配角都谈不上。康丁又真的重要吗？戏份不多，还死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大部分角色对剧情进展没有贡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剧情—有的只是琐碎的生活，一群人一年一年地过日子，然后有人死了，戏结束了。
戏里的庄园主人曾向往成为作家，后来做了法官，很多人觉得法官很棒，可他一点也不；妮娜渴望成为女明星，却“只有在表演死亡的时候有点儿才华”。“如果我们做得够好，你会看到一个众生相，角色一个个出现，这些人可能就生活在你的周遭。”赖声川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是，当时间一年一年流逝，人们将对艺术、对名利的美梦都粉碎了以后，还剩下什么？“把这些东西浮到台上，也许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像喜剧演员，在荒谬的舞台上演出，而这个舞台就叫生命。”
把“戏剧性”抽离掉，表演庸常的生活，是赖声川所谓“宁静的革命”。有观众看完反映剧情太平淡。赖声川说，这出戏的招牌就是平淡，而平淡背后的激流，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
契诃夫曾说过，“在一般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每天发生恋爱或谋杀……大部分时间花在吃饭、睡觉，讲一些无聊的话题。”可是既然表演生活，观众为什么要到剧场来看？对于这个矛盾，赖声川也有自己的答案。他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有一个剧团，全团演员住在舞台上。观众24小时可以随时买票进去看他们表演，如果半夜进去，就看他们睡觉。演员醒来了会做饭，整个生活就放在舞台上。“其实不好看。好的戏剧应看似生活，实则是被雕塑过的艺术品。”
“康丁死了。”最后一幕，众人交头接耳传送这则爆炸性新闻，听者先是惊讶，随即恢复平静。
赖声川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你经常被告知谁去世了，但你并没有看到，只是淡淡地回一句，“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