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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风流,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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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七猫 图片提供_Swiss Press Photo 摄影_Mark Henley

在各大机场的私人停机坪,或是佛罗里达阳光灿烂的高尔夫球场上,美国富豪们时常会遇到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并不是要打劫或勒索,相反,这些神秘人却会对富豪们说:“我们可以帮你把钱藏起来。”

这帮人是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下称瑞信)的银行家,而瑞信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这些银行家干这种活计已经驾轻就熟,每招徕到一个新富豪,他们就会提出若干种方案,帮助这些有钱人避开税务机构的耳目。他们用假名和空壳公司将富豪们的资产涂上迷彩伪装,他们甚至还建立起私人机场专供客户使用,这样,大富翁们便可以自由出入瑞士而不留纸面证据。

以瑞信为代表的瑞士银行业素以其保密性而著称,因此也被各国富豪视为隐匿财富的最佳途径。加上瑞士又是永久中立国,因此有一些国家的独裁者、政客和流亡者,更将瑞士银行视为私藏金库,将大笔来路不明的财富存在这里。

不过,这样的历史就要结束了。2014年5月,瑞士政府同意签署新的《全球自动信息交换标准》,包括协议中“各国应收集并交换银行的账户信息”这一要求。这也就意味着,瑞士三百年来保护银行私人账户隐私的传统将走向终结,而目前瑞士银行中2.2万亿美元私人存款的主人也都将全数曝光。

客户从国王开始

要谈论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不得不从这个国家的特殊地位开始说起。瑞士有“欧洲心脏”之称,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都接壤,山路可由阿尔卑斯出境,水路亦有莱茵河通路,可以说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瑞士就成为了重要的交易枢纽。

16世纪,约翰·加尔文在欧洲兴起宗教改革,严重挑战了天主教廷和皇权的权威,于是招来了激烈的报复。新教徒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他们的财富也会被天主教廷强行“借贷”,最后当然是有去无回。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有大量受迫害的新教徒从法国和意大利逃到瑞士日内瓦,他们带来的大量金钱交由日内瓦银行家打理。瑞士银行业由此兴盛发达起来。与此同时,为避免泄露客户财政状况,瑞士银行也就逐步建立起了保密制度。

到了17世纪,瑞士银行家已经对处理海外资产很有心得了,他们尤其擅长处理通过外国军队服务而募集的大额私募或公募资本。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都建立了网点,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金融货币转移网络,这是后来瑞士银行系统的奠基石。

说来讽刺,日内瓦是加尔文教的老家,瑞士银行也本是因新教徒而兴盛,但到了17世纪这时候,最喜欢在瑞士银行里存钱的却是法国数任国王:国王有大笔的钱财,而且大多数从新教徒异端分子那里“借”来的;这等秘密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国王必须把钱存在瑞士。瑞士银行的保密原则让国王们感到相当安心,而得到了外国君主这类大客户支持之后,瑞士银行在保密问题上也越走越远。

随着日内瓦、巴塞尔和圣加仑等城市越发兴盛,越来越多的瑞士本土公司有了信贷和担保交易的需求。如今名声响亮的隆奥达亨(Lombard Odier Darier Hentsch & Cie)、百达银行(Pictet & Cie)、美宝银行(Mirabaud)和宝瑞银行(Bordier & Cie)等私人银行均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成立,而这也是瑞士银行业的业务成熟期。

对瑞士银行业更为利好的是,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得到认可,而在1847年内战之后,瑞士成为了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这两点让瑞士立刻成为了富人眼中的香饽饽。“当时我们周遭全是一些老古董的君主制国家,于是瑞士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政治难民的天堂,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很能让人信任。”瑞士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沃格勒说。

然而,真正让瑞士奠定银行业霸主地位的是20世纪极端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在1914年以前,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还是布鲁塞尔,而不是瑞士,”欧洲大学研究所经济史学教授尤赛夫·卡西斯介绍说。然而,世界大战的到来冲垮了布鲁塞尔的经济秩序,而瑞士的中立地位和保密原则却在战争中显得极为珍贵,大笔财富在战前和战中被转移到瑞士。

与希特勒斗智斗勇

大萧条从1929年开始蔓延欧洲,各国政府一下子变得穷困起来,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富人们偷税漏税的证据,于是就给瑞士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而,瑞士的银行业界非但没有妥协,反而加强了对私人账户的保密措施,而瑞士议会在1934年通过的《银行保密法》更给他们提供了强硬的靠山。

欧洲其他国家当然对瑞士人的做法很是不满,然而瑞士政府在这件事上却有一个正义的理由:保护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安全。

此前一年,希特勒上台成为了德国总理,随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原本实行民主共和体制的德国转变为一个集权国家。他的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要求公民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全部转入德国国家银行。那么,要如何查清楚到底哪些人在瑞士存了多少钱呢?纳粹派了专人去瑞士查明情况。

约格·汉内斯·托梅就是其中一名“探员”,他是一个盖世太保,在1934年被派去瑞士。他的上级告诉他,虽然已经有几千个忠诚的德国公民和企业已经申报了自己的海外资产,但“肯定有些犹太人和其他假装成德国人的劣等人”隐瞒了自己的财产。上级还给了托梅一份名单,上面是一些被怀疑在瑞士藏有秘密资产的人,而托梅就需要去瑞士将这些人的秘密账号给打听清楚。

这个任务一开始相当容易。托梅假装成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在瑞士开设了一个资产丰厚的银行账号,当然,每一笔花销都被他在德国的上级记录在案。托梅花起钱来也很大手大脚,经常请银行职员们吃饭,给他们提供珍飨美酒,贿赂他们以套取德国储户的账户信息。

他还有一招,也很是管用了一阵子。德国情报机构怀疑某家银行里存了某个德国储户的钱,于是托梅就会去那家银行,假装以该德国储户的名义取20000法郎。虽然他自己没有凭证而无法取钱,但只要银行员工露出一点口风,证明这个账户其实是存在的,那么他就会把这个确认的消息传回德国,然后盖世太保就能想办法将这笔钱拿走。

如果这个在瑞士偷藏了钱财的储户是名人,或者身居高位,那么盖世太保会到他家里拜访他。只要坦白从宽,再缴纳一点罚金,那么这事情就算过去了。“那些有名的储户会自己到银行,要求关闭他的账户,”历史学家费伦巴赫在其1966年出版的《瑞士银行》一书中写道,“而他们身边,往往都有一个大块头的陌生人。那就是盖世太保的人。”

如果这个储户抗拒不从,又或者是个犹太人,那么日子可就难过了,最起码也得被送去集中营。至少有三个德国人因为拥有外国银行账户而被处死,其他更有许多人受到了酷刑折磨,直到他们将秘密账号交出,并将钱转回德国。

瑞士人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他们立刻出台新规,包括“如果无法联系到储户本人,就绝对不能转账”,还有“如果储户在不认识的第三方陪同下来银行要求关闭账户,则不予同意”。

然而,银行家们依然面临着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如果有一个转账要求发到银行,看起来都很正常,那么他们到底是让不让转呢?哪怕只是回复“对不起,我们必须见到本人才转账”都可能被认为是确认了账户的存在,这就将储户送上了纳粹的死刑台;然而,如果扣着这笔钱不发,也并非最好选择,因为你不知道储户的情况—如果转账之后储户就可以被释放了,而扣押资金却会让储户多受酷刑折磨怎么办?

终于,瑞士银行协会决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也就是说,实行储户信息保密制度。不管谁来做什么来试探银行,只要不是储户本人,那么银行就绝不承认任何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这基础上,瑞士议会通过了《银行保密法》,该法规定,瑞士银行一律实行密码账户制,为储户绝对保密。也就是说,储户只在第一次存款时写真实姓名,之后便把户头编上代码,之后只靠这个账号来办理业务。

银行办理秘密存款业务的只限于二至三名高级职员,禁止其他工作人员插手过问,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甚至包括瑞士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法院等都无权干涉、调查和处理任何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对于泄漏存款机密的人,该法给予严厉处罚。

纳粹黄金蒸发

17世纪,瑞士银行曾庇护过加尔文教的信徒,也曾成为法国国王压迫新教徒的帮凶;到了20世纪也是一样,他们既帮助德国犹太人藏匿财产,又成为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洗钱同谋。

在一战战败后,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一直很低。在纳粹上台后,又主要着眼于军工产业,国际贸易始终没有开展起来。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德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枯竭。在1939年以前,德国的大部分外贸只能靠以物易物的方式来结算。

然而,纳粹每占领一个国家,他们便可掠夺该国中央银行里的黄金储备。更为残忍的是,他们将集中营里犹太人的金牙敲下,用来扩充德国的金库。德国政府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但是,这笔钱当然不能直接花,于是,纳粹就想到了瑞士。

瑞士是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黄金交易地,各国都需要从瑞士的中央银行买卖黄金。瑞士中央银行乐得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却对贸易伙伴的黄金来源和黄金原本的主人不予追究。也就是说,在纳粹看来,瑞士是他们最理想的洗钱天堂。

为了掩人耳目,纳粹把掠夺来的大部分黄金重新烧铸成每块近400盎司(约合12公斤)的金砖送往瑞士。从1939年到1945年,希特勒的帝国银行将100吨左右的黄金送到了瑞士中央银行,总价值达到4.4亿瑞士法郎,其中2.23亿掠夺自比利时,另外1.93亿是从荷兰中央银行抢夺而来。有部分黄金被当即兑换为现钞付给了德国,还有价值3.16亿的黄金被锁在了瑞士中央银行的仓库中。除此之外,还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如此一来,纳粹就得到了他们急需的外汇,从而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维持战争的重要物资,比如制造穿甲弹不可缺少的贵金属铬、提高坦克装甲强度的钨等等。纳粹经济部长冯克说得很明白:“如果失去瑞士这个外汇渠道,德国根本没办法支撑两个月以上的战争。”当年的帝国银行副行长说得更露骨:“我们之所以让瑞士还保持独立,就是因为它允许自由的外汇交易。”

到了战争末期,纳粹头目们又纷纷将私藏的财产转移到瑞士,企图在战后依靠瑞士的《银行保密法》逃脱追缴。根据1996年解密的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存档显示,早在1944年,美国人就发现希特勒很可能在瑞士有着秘密的银行账户:“伯尔尼方面发现,希特勒在瑞士联合银行(UBS,下称瑞银)开了个秘密账户,用的化名是马克思·安曼(Max Ammann)。”除此之外,希特勒的空军元帅戈林、经济部长冯克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等人,也都在瑞士银行开有匿名账户。

然而,德国人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没能实现,到头来,在这个事件里占尽便宜的,反而是瑞士人。战争结束前,瑞士冻结了德国的账户,并且在战后坚称在黄金估价问题上保持独立,不以盟军的估价为准——盟军认为瑞士银行里至少有价值5亿美元的纳粹黄金,而且这还是在非常保守情况下计算得出来的结果;但瑞士根本不承认接纳了这么多纳粹黄金。

英国和法国对此很是不忿,本欲与瑞士纠缠到底,但美国和苏联随即交恶,冷战开始,西方各国需要瑞士继续保持中立,而且也需要瑞士银行里的钱进行重建。所以,美国劝说英国和法国接受了瑞士的立场。最终,瑞士只归还了4吨黄金,总价值不过6000万美元。

犹太财产失踪

1997年,瑞银夜班警卫克里斯托弗·梅里找到苏黎世当地一个犹太人组织,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瑞士银行正在私吞犹太人的财产!

原来,在1933年到1945年纳粹统治德国时期,瑞士众银行共有新建账户700万个,其中大概有6万个是犹太人开设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将财产从纳粹德国转移到中立的瑞士,等到苦难时期过去之后,再从瑞士银行里将钱取出来。

只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活着熬到战后。由于有不少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害,而且在死前也顾不上跟子女交代财产的去向,所以他们的后代通常既不知道银行的名称,也不知道具体的账号,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有钱,而且常到瑞士去。这些犹太人的账户,自然也都成为了无主账户。

这下可就难办了:根据《银行保密法》的规定,这些犹太人的子女可没办法再像托梅当年那样到银行碰运气,他们只能自认倒霉。1952年,毫无经验的以色列政府跟西德政府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包括归还犹太人在德国被没收的财产。然而,这份协议里却没包括犹太人在海外丢失的财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对集中营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讨,发表了无数篇论文,但这个部分基本都被忽略了。一方面,冷战迫使人们必须着眼于现实,将这些历史问题抛诸脑后;另一方面,犹太人组织也不希望世界上的其他人误会,他们不想被打上“利用20世纪最大的人类惨剧赚钱”的标签。有些犹太受害者甚至拒绝接受德国政府的赔款,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沾了血的钱”,是“德国人用来买原谅的工具”。

到了1989年,冷战即将结束时,这些被瑞士银行藏匿的无主财产问题终于得到了正视。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杰·布朗夫曼亲赴伯尔尼同瑞士银行协会交涉,此后瑞士银行协会确立了一套程序,通过第三方查找并核算银行里的无主账户,并要求其成员银行提供财产清单。结果,这次查找发现了775个无人认领的账户,存款总额为3200万美元。

其后,瑞士联邦政府、世界犹太人大会和第三方独立机构都曾介入调查。1996年,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主导过一次调查,但在耗时3年并花掉超过3亿美元的经费后,得出来的结论却是:在瑞士银行里一共有53886个无主账户,但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能够归还到原主手中。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几乎所有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已不在人世。

世界犹太人大会要求一次性得到瑞士银行10亿美元的赔偿,但瑞士银行方面却希望成立1500万瑞士法郎的大屠杀纪念基金和70亿法郎的团结基金,运作后所得利润用来补偿受害者。双方观点相去甚远,便因此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时,梅里的爆料成为了关键的突破点。梅里声称,他经常看到银行官员碎掉那些持有人已经故去、又找不到继承人的账户。国际法专家罗兰德·罗斯估计,总共有300个账户被销毁;如果这些账户不被销毁,到今天本息算起来大约有60亿美元,而这是银行理应赔付给犹太人后裔的钱。

在梅里将银行销毁账户记录的证据交给犹太人之后,瑞银及瑞信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妥协了。他们与国际犹太人组织达成协议,由银行方面出资12.5亿美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于赔付早已经死去的犹太人存款账户户主的亲属和后裔。然而,得到赔款的受害者,反应却往往如71岁的杰米·罗斯曼一样,“这些钱太少了,而且来得也太晚了,”他得到了5000美元,“然而,如果再早一点,或者更多一点,又显得我们是在用曾经的灾难赚钱。”

被美国国税局攻陷

在纳粹黄金问题上的胜利向来被视为瑞士银行业保密原则的最高成就,但在冷战结束后,没有了特别的政治原因支撑,瑞士的保密法就让各国看不顺眼了。犹太财产的消失当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波动,然而,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各国税务机关。

富翁们利用瑞士银行账户逃税也不是新鲜事情了,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黑帮头目梅耶·兰斯基就曾将钱存在瑞士,从而逃脱美国国税局的追讨。在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本来也想迫使瑞士交出这些逃税者的名单,然而纳粹和战争的到来让这一切又无限拖延。直到21世纪到来,再一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才又开始动瑞士银行账户的主意。

其中行动力最强的,当然还是美国国税局。

2009年,美国国税局连续对瑞银提起两次诉讼,指控他们帮助5.2万名美国客户通过秘密账户藏匿资金约150亿美元,使美国每年少收税款数亿美元。瑞银照例搬出《银行保密法》当挡箭牌,谁料美国根本不吃这一套,后者干脆联合法国跟德国,威胁将把瑞士列入经合组织的“黑名单”,还说要经济制裁瑞士。

在此等重压之下,瑞士政府和瑞银都没了办法。在经过多次谈判后,瑞银不得不交出了4400个最具追讨价值的嫌疑人信息,还额外缴纳7800万美元给美国国税局作为耽误时间的罚金。

美国国税局用了几年时间处理瑞银交出的名单,向其中一些人提起诉讼,并向另外的人征收罚款。与此同时,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自首从宽”的项目,鼓励偷税漏税者主动自首,可以免于被起诉。结果,有43000多个人选择了自首,并主动交会了60亿美元的税款、利息和罚金。

不过,就算有了这样的胜利,大多数瑞银的“黑户”和瑞信等其他银行的顾客信息仍未被披露。美国的下一招更狠:他们将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韦格林银行(Wegelin & Co.)告上法庭。2013年初,韦格林银行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认罪,承认在将近10年间,帮助上百名美国富豪客户逃税至少12亿美元。韦格林银行因此需要向美国支付高达5780万美元补偿和罚金,此举也直接导致韦格林银行业务的倒闭。

韦格林银行的认罪成为了压倒瑞士银行业保密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2013年9月,瑞士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执行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所有银行都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存款超过5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账户信息,否则就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对于不合作的金融机构,若有美国来源所得,美国将对其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或利润)征收30%的惩罚性税收。

在对美国敞开大门后,瑞士银行也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银行保密法》生效的80年后,瑞士在2014年5月6日终于松口,同意签署一项有关自动交换储户信息的全球新标准,将账户基本信息、各项利息和分红收入、储户真实姓名和真实公司名字等等统统交给各国政府。至此,瑞士银行业三百年来的保密原则轰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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