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张莹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蒋一谈 1969年出生，小说家、诗人、出版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图时代公司创始人。代表作有《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等，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45岁的蒋一谈看起来不像是个商人。格子衬衣外罩着蓝白条纹开衫，双肩包鼓鼓地靠在身旁，一副复古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透着些书生气。连他选定的采访地点也是文艺的—初夏早晨的上海绍兴路，大片梧桐树垂下浓荫，细密的叶子衬得一路特别宁静。蒋一谈说，每次赴上海必定来这条路上走走，到尔冬强的书店看看书，再到老洋房餐厅吃几餐饭，那里曾是杜月笙四姨太的私人住所。
最近5年，他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着自己写作的短篇小说，媒体对他的身份介绍从“出版人”，到“小说家、出版人”。他甚至想过放下生意专职写作。200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时，和朋友见面他们都笑，“蒋一谈你玩文学呢。”到了新作《透明》，他听到的声音都认真起来，“蒋一谈你是真写了。”
而立之年对工作力不从心的男人，在妻子和情人间徘徊不定的父亲，远走异国回不去故乡的知识分子……蒋一谈的小说里多是一群失意的人。他写生活的常态，常态的悲剧，悲剧中的释然，成功俘获了一批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的中青年读者，也收到一些同行的好评。
作家李洱赞他是“短篇小说的鬼才”，阎连科评价他直击人物内心、接触隐匿的内容，与过去的短篇小说家很不同。蒋一谈说，从出版人到小说家，他用5年让大家认识了自己，他也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能写，并且要继续一年一本地写下去。
一张张苦闷的脸
灰棕的底色，一张戴眼镜的男人无表情的脸，被一道道黑色横条切割—新书《透明》封面上的那个人，就是蒋一谈自己。
两年前的某一天，蒋一谈和批评家李陀、杨庆祥在咖啡馆小叙，说起想写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集，但是没有多少信心。李陀无意中一句“全世界知识分子的逃离之心伴随了很多年”，打开了蒋一谈的思路，他当即敲定书名：逃离。半个月后，设计师来商量封面，知识分子的“逃离”太抽象，想了想说，蒋一谈就拍你吧。“你不是想逃吗？横条就是牢笼，让你逃不出来。”
和出版社签好约，书名、封面都已定好，蒋一谈觉得满意。一年后，门罗以小说《逃离》获诺奖，朋友们纷纷问他，撞题了，还改吗？“门罗的《逃离》我非常喜欢，但不同的是，她的逃是偏柔性的，除了‘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避免被认为跟风炒作，考虑了一下，蒋一谈决定用其中一个短篇 《透明》作为书名。“透明，意味着简单、清澈，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一种探寻、召唤。”
但《透明》的故事却很“黑暗”。一个虚弱的中年男人害怕在社会上闯荡，郁郁寡欢辞去工作，跟着情人开茶餐厅。餐厅里永远是黑夜，看不见光，来吃饭的人借此在黑暗里卸下疲惫的面具。有天，男人在餐厅与前妻、女儿相遇，一片漆黑当中，被女儿的那句“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触动，于是开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间穿梭，摇摆不定。
黑暗里，情感是透明的，内心的纠结也愈加清晰。蒋一谈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闯荡的时候，希望能看见、掌控所有的困难和遭遇，实际上很难。
“80后”中学老师选择逃离北京，去绍兴寻找不是希望的希望；40岁的中年男人，在暴力面前感到虚弱，深刻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位合格的父亲；老知识分子身在异国他乡，只能在网络世界里触碰虚拟的故乡，而且是正在变异、陷落的故乡……一本书8个故事，这种“黑暗”无处不在。工作失意、家庭破裂、未来渺茫，小说中的一群人，最后浓缩成一张失败者苦闷的脸。
蒋一谈说，这是个资本的、竞争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压力，有纠缠的情绪，每个人都是失败者。不是说没有钱，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无力。而如何保持内心宁静，更坦然地面对困惑的情绪，是他在小说里所要探寻的。
探寻出了什么没有？他并不试图解答。《透明》里的中年男人最后仍旧懦弱摇摆，去绍兴寻找未来的“80后”教师也还是没有作出事业上的选择。看起来和起初都没什么两样，内心的变化却是有的—中年男人对前妻多了一份宽容理解，“80后”教师也渐渐明白，逃离北京的另一面，是巨大的责任和牺牲。
在作家李敬泽看来，这正是蒋一谈的特别之处。“在这个世界上，失败者注定会被遗忘。但是，在蒋一谈那里，失败者依然有故事可讲—悲伤、恐惧、奇迹、虚妄和希望，这些人从他们的失败中领会生之意义。”
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
合上《透明》这本书，蒋一谈说，他笔下感触最深、最无力的一个故事是《故乡》。他写一个西班牙男人，经历美国9·11灾难，逃生时遇到两道楼梯，同事们一窝蜂往左挤，他鬼使神差地往右走。最后，往左逃的同事全部遇难，只有他幸存了下来。灾难过后，日子平静地往前推，那种恐慌感却在心里挥之不去。每次遇到十字路口，不管是否正确，他都本能地往右、往右。大家嘲笑他，叫他“rightman”。这个故事来自一则新闻，看到它的时候，蒋一谈即刻被那种巨大的命运感击中。很多时候人们在困境中寻找自己，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被命运支配。
《透明》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悲观情绪浓厚。与 “80后”、“70后”作家朋友相聚，很多次蒋一谈听到他们说，“你太悲观了”。他反驳，“认命不是说要对命运跪拜，指的是认知命运，同时坦然面对、承受、理解。”
“悲观的确是我写作的起点”，蒋一谈承认。他写中年人的“逃”，其实有那么好几年，他自己也很想逃。与妻子生活20年，人到中年衣食无忧，两个人摩擦和分歧却越来越多，日子变得僵持、寡淡又漫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常生活的琐屑汇成一团既虚幻又沉甸甸的迷雾，让蒋一谈觉得胸闷，呼吸不畅，“你想活着，并不想死，但也不愿意主动想象明天会怎么样。”
2009年春节，妻子带着女儿回四川老家，蒋一谈独自一人留在北京。除夕夜，他彷徨不定地开车在北京城转，“没意思。回家看电视？也没意思。”百无聊赖下走进书房，翻到以前的诗歌笔记，恍然发现离曾经写文字的那个自己，已经相隔了12年。午夜零点，窗外烟花升起，面对四壁的孤独，他突然想写。
像被打开了紧闭已久的阀门，“故事一个个从脑子里跑出来”。不会用电脑，就先在纸上写。好一阵子，他光顾着写，没有和妻子说话。有天把 《公羊》的打印稿放桌上后出去办事，回来看见妻子抹着眼泪，她说，“老蒋，你写得真好。”几个月后，妻子陪女儿去新加坡学习，家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蒋一谈每天就像“一个人表演哑剧”。“写吧”，两个字在喊他。
事实上，成为知名出版人以前， 1994年，25岁的蒋一谈也曾写过3部长篇小说。作家洪烛回忆，那时北京大街小巷的书摊都挂着印有“《北京情人》，蒋一谈著”字样的大幅贴画。但因“写作挣钱太辛苦”，蒋一谈找到了“更为轻松的挣钱方式”—做书商，从此15年没再碰过小说。
年轻时的写作同样没有一个温柔的开始。1991年夏天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蒋一谈进入出版社工作，给女朋友写信。待装好信封回办公室，同事已把一大摞信寄走。领导把信拆了，在单位大会时严厉指责他用公款写信。蒋一谈觉得郁闷，却没有争辩，踌躇两年后，还是决定辞职做一名无业青年。喜欢出版，没有本钱，怎么办？方法只有一个—写作。“那个时候，写作对我而言，特指写畅销的长篇小说。”每天写十几个小时，把3个长篇小说卖给书商，也能赚到几万块钱。
念中文系的蒋一谈说自己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看书不少，知道“好的作家太多了，没法超越”。那会儿的写作回想起来，更多是一种疲惫。新婚后不久妻子在北京十一学校做老师，两人住的是学校上世纪50年代的筒子楼，长长的回廊，两边都是房间。“我喜欢夜里写，有时候12点光着上身出来抽烟，楼道里黑幽幽的，很多男男女女被我吓到。”蒋一谈点着手里的烟，笑。小说里许多个前途迷茫的老师形象，就源自当时的所见所想。
40岁回归写作，起因是对现实中的自己和家庭情感不满意，但写作之后，婚姻问题不治自愈。过去的失败蒋一谈不想再回忆，但关注还在。他说他想写中年人的集体困境。在他的身边，有一大群和他一样对生活有困惑的中年朋友：怀揣文学梦的郁闷中学教师、对婚姻不满的压抑男人……写他们情绪的变化、对内心的追问也令他着迷，“生活在现代社会，人的表演能力，或者说扮演另一个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自己面对自己最真实的那一刻，在夜深人静或者黎明时分，终究会到来。”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重回大众视野，蒋一谈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想成为一名“家庭作家”。复杂的父子关系、微妙的夫妻情感，在蒋一谈的书里蔓延，成了故事的十之七八。
《透明》开篇写的是位空巢老人，艺术情怀不被女儿理解，孤独无依；《故乡》中的老知识分子远走美国，在中西结合的家庭里常感落寞。都市生活的孤独感罩在每个人身上，他们向内求索寻找出口，这种孤独感又不是割裂的，总置于一个家庭当中。蒋一谈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跟你袒露心声，都有故事，他想要做的是努力去感知。而对一个人的感知，并不能孤立地去看，他的方式是，把人放到家庭中，“用家庭衬托他”。
关注家庭生活、家庭情感，是他的兴趣所在，“每个家庭都有故事，所以我的作品源源不断。”
蒋一谈认为，写家庭的意义在于，“所有的生活都是由碎片构成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的家庭构成的，一个人就算独身，他身上也一定有家庭的气息。”
写家庭，也是写现实的一种。在他的小说中，现实生活的踪迹很容易被找到：中美混血之家，两个小孩在讨论钓鱼岛之争时，戏谑地说是不是应该把它炸掉；北京的雾霾太重，男男女女不得不排队上小区健身房锻炼……蒋一谈说，新闻素材不是不能用，只是要放到有效的位置。很多作家喜欢写现实主义作品，写故事、写人是为了写现实，相反，在他那里，现实只是背景。
那些在现实里忧伤的中年人，同时也是一群孤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写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中国现当代历史，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承受历史占据了大部。历史的幽暗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纠结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对我而言，就是忽视了现实的不安。”
写的时候，蒋一谈让这些知识分子“从内往外走”。从中国走到美国，从北京走到小城绍兴，走的过程怅然若失，一边孤独，一边与自己撕扯。通过写故乡来写知识分子，故乡不再是家国理念，而是巨大的精神空间。“在当代社会，我们的故乡在变化，遗失了漂浮了，只能通过互联网近距离看，但无法触摸。”异国他乡的知识分子有生活之惑，“80后”知识分子逃离北京，背后同样是生存问题。
也不是完全没有温暖。每个故事到最后总能稍稍明朗起来，“生活要往前走”，蒋一谈说，有时候，我们需要跟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