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曾在剑桥大学读博，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摄影_刘浚）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后成为英语特级教师，现已退休。摄影_王远凌）
记者_文涛 宋涛 北京、重庆报道 专题摄影_卢慧明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
或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如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和李赋宁，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当得起“外国通”称号的英语学者。
1949这一年，不但是中国人，也是客居中国的“英语”命运发生巨变的开始。这个国家未来的掌舵人毛泽东在这年8月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这是一篇与美国政治上对抗、经济上脱钩、文化上疏离的檄文。
中苏迎来了蜜月期，俄语力压英语，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至1954年，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1949年时，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
中苏交恶后，奄奄一息的英语迎来了短暂的喘息，但随后的“文革”，它又似乎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
英语作为一个语言工具，或者一种文化载体，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时期，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的这30多年。
民国时期盛产过英语精英，但只有到了最近的30多年，英语才被深深植入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国家层面上对英语教育的任何一点微调，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英语2017年将退出统一高考”的传闻不断，引发举国热议。
Long Live Chairman Mao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在“文革”时期的个人命运，与英语在这一时期的际遇是同构的。
当他在四川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0年，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设计了听、说领先法，中国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方案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神话及原版作品的选段。1962年，英语进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
老师不错，自己也有兴趣，在所有的科目中，文洪炳的英语成绩最好。当然，课本中也有时代的特殊印记。
“记得高中时的英文课有《半夜鸡叫》， 周扒皮的故事。”他回忆说。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
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北碚，“英语”这个即将被驱逐的“异端”，在缙云山南麓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
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
“学生们开始写大字报，武斗也开始了。英语专业课？拜拜。”文洪炳回忆说。
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教学出色的老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罪行累累”—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等。
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昔日情同手足的同学操起了钢钎、棍棒。“战场就在学校办公楼和食堂之间，一会就头破血流了，不断有人被拖走。”
“再不走就会受伤甚至死掉！”十几分钟，文洪炳选择了放弃战斗，徒步回老家避祸。
1968年，他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
“想到学校教书还不行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俗称的臭老九，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文洪炳告诉《南都周刊》。
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才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这把校长激怒了。“现在的大学生，臭老九，不像话，叫你教政治，还说可以考虑。什么态度！”
校长还把他这个“恶劣的态度”告发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
英语自然是教不成了。后来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老师苦笑。
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 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
1973年，文洪炳已经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 其中有一本第一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 ”，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自杀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革命小将”。
复苏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高考恢复了，英语分数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4年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
国门的开放，“英语”这个几乎被时代湮灭的宝箱，又被掘了出来。
整个国家都在寻找丢失的英语记忆，许国璋们又重新成为学术明星，文洪炳这些当年在教育系统里被完全边缘化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香饽饽。
“英语教师的缺口太大了，”文洪炳被借调到一所师范学校，筹办英语速成班，教育局长心急如焚，“读一年两年都可以，读到能够教书就行。”
速成班的学生，大部分人连ABC都不认识，“能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学生都是最好的了。”
这些未来的英语教师，在入学面试时，考的不是英语，“让考生用中文念报纸，或者唱一首中文歌，招学生的标准就是发音清晰，不是大舌头就行。”
这一年，天津外国语学校恢复招生，全市招收了80人，英语40人，俄语20人，日语20人。
小学刚毕业的金利民考入了英语班。那时的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全程见证英语教育随后近40年的变迁。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了本硕学位，后在剑桥大学读博，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现在，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
考入北外之前，金利民已经在天津外国语学校学习了5年英语。她在北外英语系82级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羡慕她的，比如那些从农村考来，英语近乎零基础的同学；也有她羡慕的，北京白堆子外语学校（后并入首都师范大学）的5位老师，当时也成了她的同学。
水平如此参差不齐，但没过多久就扯平了。“语言学习跟学骑自行车或者开车差不多，花的时间不一样，但真掌握了技能大家就一个水平线了，除非你有更高的追求要去开赛车。” 金利民总结说。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没有什么英语视听资料。金利民所在的天津外语学校还算不错，有一台录音机，是那种转盘式的大家伙。
大一的时候正流行卡朋特，她也买了两盘，“连个歌词都没有，肯定是盗版，听了无数遍，愣把歌词听出来了，实在不明白的就去找老师，老师听不明白就去找外教。”
当时的北外英语听力教学几乎完全是靠老师课堂上教，基本没有其他可用的视听资料。“北外号称英语教育领军的地方，我想，别的地方的情况只会更差。”
同学们很期待周末。因为学校每周都会在食堂播放一部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电影。“没有字幕，听起来很吃力。”
金利民读大学的时候，社会上基本没有英语培训班。“我去幼儿园教过课，最开始一小时给两块钱。后来有去过景山中学教课，一小时5块钱。”
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下海潮。北外英语专业当时有一个师资班，班里有8个学生保送研究生，目的就是为让他们读完之后留校，“到了毕业的时候只有4个留下，其他都去海南、深圳等地方了。”
留校任教后的金利民深切感受到了当时全社会对英语的巨大期待。
有学生曾经问她，金老师你英语这么好，干吗要留学校不出去挣大钱啊。“那会儿就觉得你外语好就得出去上公司挣大钱，我们同事都被问过这样的话。”
整个社会对英语的狂热，也让中国父母坐立不安。文洪炳也深切感受到了社会对英语的重视。亲戚朋友不断登门，希望能给孩子“开小灶”补习英语。中国的父母希望如此培养孩子的双语能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走遍天下都不怕，追捧“学好ABC”比“学好数理化”更为有用。
“已经记不清这些年辅导过多少孩子了，周末一般都排满了，上下午都有，有时候，晚上都有孩子来。”文老师并不收取报酬，孩子的家长们就不断送来诸如活鸡活鸭等土特产。“我想，全国绝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热潮
1992年，朱勇从扬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如今20多年过去，他仍对大一时那次天安门之行记忆犹新。
同寝室的一起去天安门玩，碰到一个美国人，其中一位叫余浩的室友鼓足勇气打招呼，本意是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辆车，出口却是问人家有多少“bus”。
现在，朱勇已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英语是他的工作语言，而余浩也曾常年在国外工作生活，英语能力今非昔比。
“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学英语，那个时候，无论是老师和学生基本都认为学英语是为中考和高考准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为了将来跟外国人交流。甚至到了大学这种意识还不强，就是为了应试，和余浩一样，那时我掌握的也是哑巴英语。”朱勇说。
在英语教学市场化之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主要目的为了升学考试，强调词汇、语法，却不深究思想和文化，听说方面的能力远逊读写，尤其是有农村背景的学生。
来自湖北黄冈的陈庄，中学时也是英语尖子。“但在一切以考试为指挥棒的环境下，英语成了笔头上的功夫，听力一般、口语难以见人，现在想来滑稽可笑，但当时自我感觉不错，毕竟成绩摆在那儿，靠分数说话。”
陈庄直到读了大学英语系，方才体会到英语的原汁原味。系里有一门课叫“基本技能”，授课老师有的来自耶鲁等名校。“同为年轻人，什么都好交流，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去美国留学。”
渴望走出应试英语的窠臼，让英语真正成为将来工作和交际得心应手的工具，成了无数人的梦想。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了英语热的最佳助燃剂。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一夜之间都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课，由于受欢迎程度太高，一般都安排在能容纳几百学生的礼堂里。
但“社经概论”变现不易，更多的学生还是把学习热情放在了英语上，如果说当时高校里最火爆的课程是英语，毫不为过。
1993年，俞敏洪的新东方外语学校顺时而生，一开始他还租不起场地，将培训班办在了自己的宿舍里，但后来新东方的发展速度令人咂舌，很快成为语言培训的航母；3年之后，李阳也推出了“疯狂英语”，在广场上数万人聚集喊着口号式英语，表达对英语的渴望。虽然这种“文革式”学英语方式富有争议，但用“疯狂”二字形容当时全社会的英语热，倒是很贴切。狂热也造就了庞大的市场，根据教育部调查，目前中国有近3亿人参与英语培训，英语培训机构超过5万家，市值超过300亿。
金利民教授认为，1990年代初开始，很多人都意识到英语如果和当时的热门专业，比如法律、金融、经贸、新闻等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就业的优势会大很多。
199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试点第一批辅修专业，学有余力的学生经过考试筛选后可以在大三、大四辅修其他专业课程，第一批开发辅修的4个专业是科技英语、计算机、工商管理和航天工程。
当时读大三的周涛（化名）是金属材料和热处理专业的，他选择了最受欢迎的科技英语辅修。
“在思考如何提高找工作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认为如果能获得工科和科技英语的双学位，我们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因此我们组织起来去推动哈工大做改革，将辅修升级为双学位。”周涛说。
经过写“陈情信”，半年过后，他们终于说服了校方决定先拿科技英语班举行双学位的试点，追加1年（大五），专门学习科技英语。
当时的哈工大，在教改上的开明程度走在了全国高校前列，它似乎预见了英语对学生的价值。周涛所在的班级20人，毕业后大都找到了比常规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班都更理想的工作。目前这20位学生， 6位成了企业家，5位在外企或上市公司做高管，5位在海外知名的跨国公司任职，剩下的在高校任教。
而周涛本人毕业后直接进入航天部的外贸公司，为他那些分配至航天系统边远研究院所的本科同学所艳羡。他后来辞去公职，凭借外贸背景和出色的英语能力考取了加拿大Ivey商学院，成为一家投行的掌门人。
而英语专业出身的陈庄，在本科毕业时的感悟是，如果不捆绑上另一个专业，他的英语能力发挥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选择了去中国新闻学院的国际新闻专业（新华社的研究生部，现已停办）深造。
“英语一旦只与考试和分数联系在一起时，那学的肯定是空壳和皮毛，而一旦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或安身立命联系起来时，英语才算是‘活’了过来。”陈庄感慨说。
目前他已定居英国，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
动刀
美国作家何伟曾在1996年到1998年间，在重庆涪陵教过两年英语。那时候的内地小城还极少见到外国人，何伟说，只要一上街，他就会成为被围观的对象，“在街边的小馆儿吃饭，会有至少10位‘棒棒’驻足观看，他们也不说话，就盯着我。”
如果现在何伟再来重庆，他将不会“享受”到这般待遇了。
重庆巴川中学，位于小县城，它开设的国际班按照美国课程和教育方式进行全英文教学，颁发中美互认的高中文凭，26人一个班，配备了4名外教。
更多的中国人选择走出国门。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860人，25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到41.39万人。
“我只能教学生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退休的文洪炳老师，比退休前更忙，他说英语热得有些失去理性，甚至连幼儿园甚至都要教英语，“我觉得没有必要。”
金利民认为，这些年英语专业的不断扩招并不是件好事。目前全国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已超过1000所，早些年英语人才短缺，毕业生被“高大上”的用人单位一抢而空，但现在英语已成全民教育，但凡有过基础教育的，或者通过商业机构培训过的，英文能力已经能适用大部分的工作需要，纯英语专业的普通毕业生甚至成为最不好找工作的群体之一。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英语还是“寄居”在中国，这之后，英语获得了“国民待遇”，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它跟这个国家剥离。不以文化为基础的英语教学市场如此火热，越来越多的考核体系被英语捆绑在一起，向英语动刀的消息也随之而来。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事实上，北京对英语动刀并不是第一家。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经下调高考英语总分。
在全国层面，去年1月，教育部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明确表示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之后，“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也甚嚣尘上。教育部门多次出面解释，相关政策还处于酝酿阶段，希望不要误读。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称，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是改革方向，“但这并不等于英语退出高考”。
有人认为高考英语社会化后，标志着“英语热降温”，减轻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导致的对母语的轻视；也有人认为，削弱英语教育，对于中国来说是文明的倒退，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绪在作祟。著名的语言学家陆谷孙说：“我看现在权重调整可不是因为‘崛起’什么的，中国之大，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
教育部门迟迟不出台正式文件，所谓的高考改革动向无非是投石问路。可就这一块小小的石头，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