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赞不会让作品增色，流行亦不能笼罩我们的生活，本刊继2010年推出“失望之书”之后，今年再续此辑，以此掘虚妄之言，寻喧哗之真。
《南京安魂曲》:哈金为谁安魂
当头顶两项福克纳奖桂冠的哈金为我们奏响《南京安魂曲》时，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期待，更高的期待。然而，哈金的这部“安魂曲”，多少辜负了这种期待。
文_ 鲁西南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日本人的入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打断了中国艰难起步的现代化进程。自此，各派政治力量纵横捭阖，中国进入历史三峡最激流的险滩。
如果把南京大屠杀放到这个历史三峡里来观察，它就是这出民族悲剧史诗最高潮的部分，最堪哀痛的国殇。然而，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的云山雾罩中，在政治正确的波诡云谲中，这出悲剧史诗始终没有被奏响。“中华民族是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没在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述。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作家队伍，而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哈金语）因此，当头顶两项福克纳奖桂冠的哈金—“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为我们奏响《南京安魂曲》时，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期待，更高的期待。
然而，哈金的这部“安魂曲”，多少辜负了这种期待。
首先，在小说结构上，有一种先天的不足。小说围绕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展开叙事，这的确是一个比较讨巧的抓手，但入口太小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明妮的个人经历相对于那场史诗般惨烈的历史惨剧而言，局限性太大。小说一开场—“首都沦陷”，的确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大场面，小说家还原历史场景的功夫也堪称精湛。但随着历史主人公对历史大场景的逐渐脱离，这曲刚刚奏响的“安魂曲”也渐渐变弱了。哈金自己在采访中说：“南京大屠杀以后，明妮在南京又呆了两年多，这两年里没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又不能随便给她乱安上什么，只能按照她的生命的轨迹，在各种历史资料中找一些戏剧线索，看看能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还算完整，但明显头重脚轻，前后不搭。有批评者认为“这部书更适当的书名应该是《明妮·魏特琳》”，我有同感。小说家不仅在结构上被这个历史人物缚住了手脚，在叙事上，也被太过沉重繁复的历史史料缚住了手脚。开场部分的历史场景还原，虽真实却笨拙，写得气喘吁吁；后半部分的叙事倒是逐渐流畅起来了，却又在场面和气息上弱了下来。
其次，小说叙事视角的西方化。这部用英文完成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东方故事，用的却是一种西方视角：通过几个西方传教士的经历，来书写“民族的苦难和耻辱”，这个弯子绕得有点太大了。其最初设定的目标读者，应该就是西方读者。通过几个基督徒的眼睛来观看那场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历史事件，对于西方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最为便利的阅读视角。“如果追问我内心的读者群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会说是契诃夫或托尔斯泰；我写作，一直为了取悦我心中的大师。”（哈金语）我认为这是小说家的滑头。
那么，立志书写“民族经验”的哈金，又是在为谁安魂呢？
事实上，“安魂”本身就预先设定了一种西方精神底色。中国人传统上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越。中国人更相信“史”—把事情记下来，说清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事情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之前，在对方的态度没有明确之前，要让国人“安魂”，难。哈金应该很清楚，想让国人宽恕和超越历史上的敌人，宗教情怀根本起不到作用。谈到宽恕，哈金说：“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就是把事情讲清楚。”把事情讲清楚了，对中国人而言，就可以“安魂”了。问题是，怎样才算是“讲清楚”？我们这么多年的纠结，就纠结在这里。事实上哈金也没有讲清楚，他最终还是求助于宗教性的精神超越。“《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哈金语）这到底是在为谁安魂？与其说这是在为南京大屠杀的几十万死难者安魂，倒不如说是在为那些仁慈、勇敢、富于牺牲精神的基督徒安魂。
另外，这部小说的语言也有些干燥无趣。考虑到这是一部翻译小说，很难讲到底是原著英文本身的贫乏，还是译者的问题。哈金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诗人，真希望我们这位哈尔滨的金雪飞老师能够亲自操刀一回，把自己精湛的母语展现给大家。
《甘南纪事》:力不从心的尾声
杨显惠写悲惨事，运笔自如，但一旦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就有点力不从心。
文_ 胡传吉
《甘南纪事》的叙述求简。恩贝、白玛、卓玛等人的形象，姑娘们、儿子们之间的事，围绕着家庭、财产、人身发生的纠纷，作者交待得清楚。求简可使作者能尽量保持中立，但求简也有坏处。
《甘南纪事》过于简化、不涉细节的手法，使得读者只能凭借这个故事本身是否罕见去判断这个作品的价值。一旦这个故事被确定为“罕见”，那么，它的价值就是值得挖掘的。像恩贝内心的仇恨，让三个儿子杀掉杀父仇人，血债血还，这就是“罕见”的事件，为什么它“竟然”会在我们认为“文明”的社会里出现？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所谓现代人，看到这个就会觉得“罕见”。人们通过现代意识对之进行挖掘，价值就出来了。很大程度上讲，《甘南纪事》的意义与价值，是通过读者动用知识和想象建构出来的。诸如人性、农村危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等等很多意义，《甘南纪事》本身并不自带，精神层面的价值，多为许多职业书评人的拨高。
《甘南纪事》欠缺具体的细节（细节不等同于修辞），使得作品中的人物的“活”性不够，班玛旺杰这些人确实是“存在”，他们的生活可能充满血腥暴力、毫无道理可讲，但如果作品只有“纪事”而无人的动作，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们是“活物”？再就是《甘南纪事》的视野，过于“旁观”。“我”像一个看风景的人，“那边”风景很好，“生活”很罕见，但与“我”关系不大。
假如作者写的不是藏区，而是汉地，同样的笔法，还会有这样大的反响吗？若是把《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放在一起看，《甘南纪事》显得粗糙，没多大震憾力。这恰恰说明以题材取胜者有其软肋。作者写悲惨事，运笔自如，“夹边沟”的悲、“定西孤儿”的惨，确实震动人心。但一旦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就有点力不从心。命运三部曲的尾声，平淡，甚至是平庸。
《南渡北归》:编故事，挥棒子
为了写一个生动的故事，放弃客观视角和平实语言，其实是作者岳南不太自信的表现。
文_ 杨津涛
八卦固然吸引人，但也要看对象，若尺寸拿捏不好，不仅趣味全无，也会制造出很多没有事实依据的逸事和官司。《南渡北归》宣称是“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作者为能吸引读者，有意引入大量名人八卦和细节，杂之以抒情式的议论与近乎粗鄙的语言，暂且不论这本书能否称得上是“史诗”，但这种于史无据、文字轻佻的叙述，倒是有弄巧成拙之嫌。
《南渡北归》一书喜以梁山故事作比，如屡屡说傅斯年有梁山好汉的精神，又如说徐志摩，“欲火难耐中，徐很快使出几十年走南闯北练就的八卦勾魂术与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发起爱情攻势，其用情之烈，完全与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孙二娘有一拼。”这段文字充满市侩气息，且将文人与梁山好汉放在一处，不伦不类。作者在故事上追求“传奇性”，文笔上期望“生动”，最终使得该书情怀有余，事实难以服人。
作者不仅发挥想象，笔下也代入了大量感情判断，比如将晚年有污点的一些学者早早地默认为“坏人”，冯友兰在岳南眼中是“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司徒雷登“无胆无识”，徐复观乃“一代文棍”，读者屡见作者大挥棍棒，好不潇洒。
除去这套书的文字本身不谈，作者历时八年，洋洋160余万言的作品，在整理史料上当真是下足了工夫，但在史料之外的过分演绎与想象，让整本书的严肃感荡然无存，岳南为了写一个生动的故事，放弃客观视角和平实语言，其实是他不太自信的表现，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以“二流作家”自许吧。
《开明国语课本》:以古何以代今
以民国教材代替现代教材，就像是我们想从兵马俑中找寻现代战争的决胜之道，只会令大家付之一哂。
文_ 思郁
《开明国语课本》是开明书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一套初级小学课本，由著名文学家叶圣陶编选，丰子恺手绘，尘封日久，原本关注者寥寥。谁料想，近期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后，广受好评和热议，更引发了一股“民国教材热”，相继有《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等民国课本出版，更有评论干脆以当今小学课本内容陈旧僵化为由，呼吁以民国教材代替之。
且不论当今小学课本内容是否陈旧僵化，单纯从民国教材热的层面分析，我们就可以感知到此等论调的荒谬。第一，这股教材热其实是长期的民国文化热的一个缩影，很多学者只会从民国文化的开放、包容、自然等特质分析教材存在的正当性，可从来没想过，如果从教育学方面分析，这些七十年前的教材是否适合当下小学生的生活。
《开明国语课本》虽然由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家编撰，文图搭配，有童趣，有笔意，有文学的熏陶，有大家风范，这是当今教材的平庸性无可比拟的。但是毕竟编写比较随意，缺乏学科的条理性。比如课本开篇即是“先生，早”“小朋友，早”这样的对话，对刚开始识字的儿童而言，稍显突兀，更不要提及许多教材有很多文白杂糅的词汇，让小朋友辨别起来非常吃力。毕竟，对于百年之前的用语习惯，我们不甚了了。相比当今的教材，民国教材更显“陈旧”，因为文化、生活习惯的变迁有目共睹，时过境迁，某些东西必定会遭到扬弃。
民国教材热其实折射出的是一种对当今小学教材的批评，在这种对当下情绪的宣泄中，并非就要“以古代今”，用一套描述百年前生活的教材代替当今教材，已经不仅仅是复古了，而是罔顾现实与民国的巨大差异。当今的教材之俗烂僵化，政治灌输，道德训诫，我们有目共睹，但这并不能成为以民国教材代替的理由。以民国教材代替现代教材，就像是我们想从兵马俑中找寻现代战争的决胜之道，只会令大家付之一哂。
《中国震撼》:文明？其实是疯癫！
劣质的话语泡沫簇拥着对模式的狂想，见证了国家精英从自卑到虚骄的疯癫发病史。
文_ 宋竹卿
这是一本不道德的挑衅文集。它表面上说的是中国，可通篇用“我”和“我们”做主语，借助称谓上的偷换来窃取词义，中国成了“他们的”中国，而不是天下人的中国。这是国家叙事上的精心排斥术，也是国家精英炮制谎言的源起。
在中国红的艳俗封面下，作者自诩为国际关系学者，可名号上的加冕与拉拉杂杂的内容全然矛盾，毫无羞耻地将宣传词汇当做政治理论，愚蠢地抛出妄语。书中的引例，在同类书中都被反复运用，如预设西方没落论为前提，扭曲为中国崛起论的因果关系，用欧美民主的缺点说明中国不能施行民主，否则就是坏的民主，就会造成动乱。无论是事例还是论点都不新鲜，甚至那些恐吓民众的伎俩也很老套。只要不是五毛，智商在正常网友水平，对它所褒贬的都该有正确判断。因此，这本书有害但不至于酿成流毒。而有必要给予揭示的，是它夸夸其谈的真实用意，那种苦心经营的中国模式的话语套路。忍无可忍的是，它掠夺“文明”二字，以便制造致幻性更强的迷魂药。
若把“中国模式”看做包装的总格式，国家精英已不满足“中国可以说不”的义和团式妆容，包装上要上档次。在依照中国模式写就的辩护词中，痴迷到扯上文明大旗来遮羞，闪现着戈培尔的身影，呈现出一种叫做文明型的疯癫。福柯诊断说：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形成形式。他说的可不只是雷芬斯塔尔。
劣质的话语泡沫簇拥着对模式的狂想，见证了国家精英从自卑到虚骄的疯癫发病史。谎言加工作为一条线索，衬出某些人替他们的同道涂抹口红的全程戏码。像作者这样的人入戏太深，把意识形态误作加持宝典，岂知垃圾桶才是他们谎言之书的恰当归宿。
《乔布斯传》:没有封杀，有审查
《乔布斯传》即便早出版几年，也不会遭到“封杀”，因为这就是一本乔布斯影响乃至控制下出品的传记。
文_ 郑渝川
将《乔布斯传》列入2011年度失望之书，并不是全盘否认这本书。所谓失望，是相对于期望、希望而言的，在回顾2010年世界杯时，全球各大体育媒体都会将C罗和梅西列入（令人）失望、（本人）失落的球星行列，这不是说这两人对葡萄牙队或阿根廷队没有帮助，而是指他俩没有发挥出自己宣称和球迷期待的作用。
失望，是因为书的翻译水平不高吗？《乔布斯传》简体中文版推出后，已经有相当多的网帖和媒体报道就翻译水平提出批评。公允而论，为保证《乔布斯传》全球同步发行，在部分书稿从美国传回到定稿仅有20多天的情况下，最终呈现给读者的简体中文版，对中国内地读者的阅读影响不大。需要指出的是，市面上最热门的几类出版物，包括自国外引进出版的财经、文学、心理学等类图书，翻译粗制滥造确实普遍存在，不乏层层转包的“豆腐渣”样品。《乔布斯传》的翻译问题虽然并非最突出，却因这本书引发的舆论讨论，而让更多人意识到图书质量管理并未如人们预想的那样靠谱，很可能削弱部分读者对图书阅读的信心。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方面？美国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著的《乔布斯传》，是史蒂夫·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传记，也因获得传主的同意和支持，得到了相比其他同类同题传记作品更全面更翔实的线索。沃尔特·艾萨克森与乔布斯本人有过约40次直言不讳的对话，许多内容被直接写入书中，这也成为《乔布斯传》出版前赢得普遍期待的重要原因。相信很多年后，这本书都将成为研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互联网业发展所不能回避的读本。
在我看来，“官方授权传记”身份的权威性既是《乔布斯传》广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也成为了这本书无从否认硬伤的来源。
沃尔特·艾萨克森版的《乔布斯传》，确实没有讳言以往多本被“封杀”传记提及的乔布斯个人的一些丑闻，但传记作者是将这些故事镶嵌到各章不起眼的地方，用乔布斯本人含糊其辞的解释、其他人温和委婉的分辩以对冲，也未深入探究乔布斯及他人的解释是否与事实相符—此种手法多见于如今的财经题材深度新闻（软文），作者（记者）用貌似公允的口吻为涉事人（企业）开脱，设法向读者暗示，批评者所提出的质疑一点儿也不靠谱。
这本书主旨流露过于明显，沃尔特·艾萨克森将书写成了一本大学教师的讲义，以解密乔布斯在商业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伟大成功、其个人复杂多维的人格特质两方面为目标，设法在各章节进行逐一解析，并找出多方面证据来作为佐证，而不是保持相对中立公允的立场，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在谈论乔布斯成长历程的每一个重大发现、自我突破时，《乔布斯传》当中总会加上类似于电视纪录片中男低音旁白的陈述，以及抒情式感叹，时而穿插他人对乔布斯的赞誉。
当然，沃尔特·艾萨克森动笔写《乔布斯传》时，传主本人的业界和公众形象已接近完美，大多数消费者都认同“乔布斯=创新=尽善尽美”的等式，传记作者不可避免会受到这样一种既有观念的影响。但无论如何，用报告文学体来写传记作品，都是不妥的，无论被包装、被赞美的传主是乔布斯，抑或是政界领袖或文化名人。
乔布斯本人生前一直努力控制外界对他的看法，个人形象近年来渐趋神秘，这与他二度掌管后，苹果公司及其产品的风格高度吻合。凡是违背此条法则的作家、出版社与媒体都会惨遭“封杀”。很显然，沃尔特·艾萨克森版的《乔布斯传》即便早出版几年，也不会遭到“封杀”，因为这就是一本乔布斯影响乃至控制下出品的传记。
《春尽江南》:失控
一部缺乏救赎努力的作品，就算切中了再多的时代弊政，依然算不得佳作。
文_ 李伟长
探索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精神的内在衍变，是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的题旨，但从《人面桃花》的华丽亮相，过渡到《山河入梦》的扎实，再到直面当下城市生活的《春尽江南》，格非已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失控之势。
所谓失控，就是立了好意，起了个好头，却后继乏力，方向感模糊了，甚至最后都忘了打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了。《春尽江南》的起势，其实蛮有讲究，很彰显作者的开篇功力。诗人谭端午人到中年，渐渐失掉了锐气，守在地方志办公室，孤独又清闲。他老婆“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开起了律师行，赚了不少钱。对丈夫的不求上进，她颇有微词，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这些文字透出了小说的开篇基调，一个烂字，道尽了诗人们的现实窘境。谭端午如何从精神困境中突围出来，如何解困？小说中婆媳争斗了几十页，婆婆将媳妇玩弄于股掌间。90页后，偷情戏开始了，诗人的老婆给他戴上了绿帽子。最后，老婆出走了，为什么呢？—她得了癌症，对生命顿悟了，所以选择离开她的丈夫。这样接近肥皂剧的情节设置不但让这个故事显得无比滑稽，还消解了作者苦心经营的开篇情景。
在作者的笔下，诗人谭端午不仅没能力突围，甚至突围的念头也谈不上坚定，性格也显得模糊，成了这个时代的合谋者，仕途的失败者，诗歌事业上的遁世者，更是一个无力的冷眼旁观者。这样的男人也许真实，但他面前无出路的茫然，才是作品最大的哀伤。穷途末路，困兽尚犹斗，何况一个内心有坚守的诗人！
一部缺乏救赎努力的作品，就算切中了再多的时代弊政，依然算不得佳作，何况，向读者审美妥协的情节设置，已让小说的价值大打折扣。作为作家转身为大学教授的成功案例，格非自身的独特经验本可以释放在人物身上，但作者把自己藏了起来。
《李可乐抗拆记》:偶像并非全能
以“暴力拆迁”为热点、针对社会残酷和丑陋有意识的创作，看似紧贴时事，但对小说来说，却有可能是个陷阱。
文_ 朱白
李承鹏这个名字下的任何小说我都没有过期待。不过世事巧合，我也读了几部他的作品，奇差无比谈不上，但跟李承鹏一贯的球评或者博客比起来，那实在是不值一提。所以，李承鹏即便是偶像，他也并非全能偶像，能把话说得那么漂亮、能把观点阐释得那么明白、能把常识说得那么通透、能在身体力行上做出榜样，这已经了不起了，至于写出好小说已经不重要了。
《李可乐抗拆记》依然是打着风趣幽默的幌子在卖弄，结果是除了俏皮而无一点智慧，俏皮话和段子顺手拈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只有这些而无逻辑和技巧的出场，至于其他更多要求，诸如撼动人心的文字非常少见的情况下，这样的写作意思就不大了，与其读一本那么多字的书，不如看看郭德纲的最新相声。以李承鹏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斤两的人，为什么会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呢，我猜是书商的怂恿，或者称鼓励吧—中国大多书商只知道鼓励人如何赚钱，却不明白出版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书也很重要。
其实，即便《李可乐抗拆记》的全部段子都是原创，我也不觉得这部小说有多少阅读价值，以“暴力拆迁”为热点针对社会残酷和丑陋有意识的创作看似紧贴时事，但对小说来说却有可能是个陷阱，你稍一露怯就会变成夜总会的脱衣舞表演—只能满足人们的表面感官需要，而无法真正地触动人的心灵。揭露现实也好，曝光阴暗角落也好，还需要妥当的形式以及更为出众的文学态度，我以为，李承鹏作为小说作者都不具备。
《艺术创业论》:先造神，后洗脑?
被媒体追捧，美术院校学生尾随，村上隆成为庸俗文化势不可挡的表征：炫目，粗鄙，空洞，肤浅。
文_ 付晓东
《艺术创业论》就是一本艺术专业版的《卡耐基成功学》，村上隆喋喋不休的有以下三点：1.成功就是发财；2.想发财就要获得欧美承认；3.只有他才是日本艺术的救星。?
一开篇，村上隆就赤裸裸地提出，艺术家的欲望是：“想要物质、想要金钱、想要权力、想要受女人欢迎”。只有金钱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是人跟世界的连接点。每一个成功学的经典案例，都需要一个惨不忍睹的起点，痛陈革命家史向来是成功企业家自传的老旧套路。村上隆在文中反复提及，他都36岁了，还靠捡便利店扔出的过期食物度日，捡废弃的纸盒箱包画等—当然，他最终改变了自己命运，“某年某月某日，我的作品拍到了1亿2千零3日元”，频率多到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个人品牌广告的硬性植入。
村上隆的基本理念就是，“不受国际肯定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他关于如何“集团创作”，“个人经历品牌化”，“世界水准的行销策略”，“媒体炒作”和应付“奢华的有钱人”颇有心得。他认为日本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艺术评判标准，只能依赖外来的权威。他的成功道路基本上就是在美国贩卖日本战败国家的屈辱；在法国给LV包包设计花纹；在意大利托福经纪人和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是发小的私人关系而终获机会。他不忘时刻挖苦一下“美术学院的艺术教授跟学生在酒屋干杯倾吐艺术梦想”，“左翼式、偏离现实的梦幻艺术论”，可以安然去死，或者瞬间毁灭。
村上隆描述自己生平故事时，夹杂了大量浅白上口的普遍真理；密布着趋利媚俗、急功近利、近乎狂热的拜金价值观。尽管该书号称是艺术界最有效的行动科学，但没有流露出任何关于艺术本体的关注。村上隆的“创业论”不但是后殖民主义下的削足适履，更是消费世代中的文化抹平。为了蛊惑对文化没有感受力的买家一掷千金，他用作品来制造拍卖天价，并用拍卖价格战胜一切评判，堵住所有批评他的嘴。在娱乐盛行、急于造神、全民洗脑的时代，村上隆被媒体追捧，美术院校学生尾随时，他本身也成为庸俗文化势不可挡的一个表征：炫目，粗鄙，空洞，肤浅。
《春宴》:标签不是风格
安妮宝贝每逢新作出版，宣传语里总要提到这是一次转变，但真正的转变何时到来？
文_ 陈嫣婧
2011年，安妮宝贝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春宴》，这部作品一如她过去的创作，体现了安妮一贯的风格和坚持。说坚持，其实是好听的说法，直接一点，她的坚持更应该叫重复，无论是情节还是主题，依然在重复，《春宴》对深度的开掘亦是停滞不前。
“关于两个女子的故事”这样的情节模式，从《七月与安生》开始就已成形，经过《二三事》、《莲花》到《春宴》，当中还夹杂了部分中短篇，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条线一直没有本质性的突破。安妮对女性的生存问题和内心状态保持长期关注，但要把这种关注转换成为一部小说，单只一个劲儿地重述自己擅长的基本情节显然不够。作者笔下人物相当类型化，她们拥有固定的生活模式和审美观，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旅行的场所大致相似，即便有“内心的挣扎”，也多是自说自话式的独白，而这些独白往往又是那种碎片式的、呢喃的语言—让人别扭的白描，生僻词的狂轰滥炸和过多的句号，不但没能形成作者想要的效果，反而阻碍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并让人以为是安妮学习杜拉斯以致走火入魔。
总而言之，安妮很努力地向纯文学作品靠拢，但她过分高估自己的所谓写作风格，毕竟形成风格和植入标签是两回事。安妮的小说每次出来，宣传语里总要提到这是一次转变，但真正的转变何时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