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_龙灿 曲向伟 成都报道
端午的混乱
乱象在第三天就开始显现。
“第三天，传说中的‘山羊皮乐队’的演出迟迟没有动静，据说是舞台出了问题，但组委会工作人员似乎人人都无动于衷，现场看不到任何人在解决问题，”成都音乐人阿建说，“这仅仅是麻烦的开始，第四天，演出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原因是舞台保障人员现场罢工，要求支付工资。”
和很多关系户一样，阿建是拿着朋友赠送的票进场的，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赠票。在几乎每个月都有演唱会的成都市，能一次性拿到如此多的赠票，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在此前的1年里，“大爱”即将空降绵阳的消息，就已经在圈内传开，媒体上也发布了新闻，但最终无疾而终。后来，在成都街头上出现了演出的红色海报，“大爱”音乐节转移到成都西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在海报中，主办方还声称请了山羊皮乐队、崔健、罗大佑、苏打绿、小野丽莎、汪峰、陈冠希等数十中外大牌乐队和音乐人。
阿建说，这样的豪华阵容堪称近年最强，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宣传也满地是噱头。
从6月21日到24日，其时正值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来自全球的100多位顶级艺人和组合轮番登台， Big Love(流行)、Big Rock(摇滚)、和Big E(电子)、Big Dream(成都好声音@世界)煽动起来的情绪，让音乐节看上去很high。
到了第三天，山羊皮主唱布莱特·安德森在等待了数小时之后才登上舞台。此后，关于“大爱”资金出问题的传言就已经在场地内的娱记们的手机短信和微博私信中快速传递。一度传出最后一天的演出可能告吹。
第四天，微博上出现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发布的“大爱”欠薪的帖子，传了2天的传言被证实了。
“大爱”演出刚刚落幕，一个叫刘为的音乐人就在微博上称，“音乐节的主办方扣下了所有工作人员的酒店和机票款。”紧接着，“大爱”音乐节主办方“携款潜逃”，“罗大佑被扣酒店”?等传言就散播开了。
为了收回欠款，被涉及的酒店纷纷报警。距演出现场10多公里的郫县温德姆酒店里，上演了一出由演员和工作人员为主角的大逃亡。酒店总经理沈某向记者表示，组委会拖欠的180万元仍然没有还。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很多演职人员不得不自费租车离开。
音乐节主办方大爱国际传媒董事长陈述在回应欠款风波时，承认了音乐节出现巨亏。他坦言，这个音乐节是第一次做，大家没经验，管理上确实存在着很大问题和漏洞。
成都业内对“大爱”音乐节的评估是，扣除地方的补贴和有限的赞助，“大爱”组委会至少亏损3000万。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亏损让“大爱”的运作方——大爱国际传媒23岁的法人代表袁锋成了焦点。事发后，此前一直笼罩在神秘光环中、“对音乐如醉如痴”的他，很快被业界赠与一个特殊的绰号——勇敢的心。
举办顶级的音乐节是袁锋及其团队的梦想，但首次运作，6000万的投资却只收回300万票房，“大爱”团队成都惨败。
从绵阳到成都
据悉，“大爱”团队筹备的处女演出，原先并不是在成都，而是定在绵阳。
2011年8月，北京大爱国际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原本希望于2011年10月2日至5日在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老机场举行首届大爱音乐节。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大爱”组委会一直没能在招商等重要环节取得进展，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大爱”原计划中与绵阳当地政府部门的全面合作，也因为当地的换届选举而被彻底打乱。在宣传都已经全面启动的情况下，“大爱”组委会不得不紧急取消绵阳首演，当时公开发布的公告将延期的原因归结为天气和地质灾害。
“大爱”音乐节组委会将首演移师成都后，与成都当地官方建立了联系。而时值成都市文旅集团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投入使用后，也一直遭遇投入巨资的场地吃不饱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经过8个月的准备和筹划，“大爱”音乐节终于上演。
现铺草坪500万，翻建声区800万，4个舞台的设计、视频系统共100万。仅仅是一套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和Lady?Gaga在内的国际一线艺人都曾使用过的顶级音响品牌，“大爱”就耗资400万。
“大爱”国际的大手笔几乎第一时间就镇住了所有的本土演艺界人士，成都的演艺人士计算了20多位顶级艺人的出场费、设备运输费等，给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很保守的数字?，至少6000万。“一掷千金”的背后，“大爱”一度被传出“洗钱”的传闻。
超炫的舞美布景、绚烂的灯光、震天的音响、蜚声海外的乐队和歌手、激情洋溢的观众。看似无可挑剔的场面没有阻止“大爱”倒下的脚步，留给人们一地谜团。
在当地政府出面协助善后之后，“大爱”组委会打下800万的欠条，不无狼狈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即便如此，一个为此耗时100多天的组委会女孩在电话里号啕大哭，她垫付了近20万的账单和追随“大爱”的音乐之梦，都已经无处安放。
破产的种子
“大爱”惨败后，有媒体报道“大爱”音乐节的失败是源于“票房管理混乱”。
当地媒体援引网友报料称，在“大爱”音乐节场外，有安保人员私收70块钱就放人进场，人们花上100元就可以轻松地在黄牛党手里买到三张票，执行团队之外的工作人员也趁火打劫从中捞金，票房上的损失直接给“大爱”音乐节的破产播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公布的数据是，“大爱”音乐节总计6万张票，仅赠票就达2万张。这成了本地媒体解读“大爱”惨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个失败的案例，“大爱”音乐节引起了成都演艺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本地媒体欲语还休的解读，业内的讨论则更为丰富。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爱”团队致力于打造一个国内最顶级的音乐节品牌，但究其本质，依然是没能逃脱国内演艺一大抄的命运。
“在‘大爱’的运作模式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形式上复制‘伍德斯托克（Woodstock?Music?Festival）音乐节’的痕迹。”该音乐人说，“‘伍德斯托克’这种多组艺人+户外表演的核心是嬉皮士精神，基于一个‘爱与和平’的音乐乌托邦，而我们要问，‘大爱’的核心是什么？”
被称为成都演艺市场最大的操盘手、成都演艺集团总经理业丹简明扼要地点评“大爱”：准备不够、市场判断不够、内外管控不够、操作单一。
业丹认为，“大爱”的主办方搞这样超大型的音乐节，是过分高估了成都的市场容量。
“首先主办单位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一个错误，一个城市适合做多大规模的音乐节，这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这是任何人在做音乐节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另外只依靠当地的各级企业和政府还是不够，这就是操作单一化的表现，赢不了也输不起。”
业丹的观点得到了圈内人的认同。从国内目前的顶级音乐节品牌迷笛、草莓、热波的发展轨迹看，投资额度一旦超过千万，就面临市场回报的瓶颈。即使是已经成“品牌”，他们所依托的，依然是国内顶级的房地产企业的赞助。
业丹还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爱”音乐节的投入过大，主办单位寄希望于外地到成都来的观众来支撑市场，而没有依靠当地的一个强有力的粉丝团队，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来填充市场。
“现在粉丝的消费都是很理性的，如果这场音乐节中有他们非常崇拜的‘偶像’，他们是不会通过不合理的手段从他人的手中买票。”业丹说，“‘大爱’虽然请来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人，也不乏有国外的知名乐队，但是这些音乐人并不是占主流观众80后、90?后的最爱，因此间接地为黄牛党提供了市场。”
而西南地区资深经纪人李涛则认为，黄牛并非“大爱”惨败的根本原因。他介绍，成都演出市场兴起的标志是从去年年初张学友巡演之后。
“张学友在成都基本是来一场火一场，大家都从中嗅到了商机，意识到搞音乐会能够赚到钱，后来四川本土演艺公司推出的范玮琪、李玉刚、费玉清等艺人的演唱会，每一场都给主办方带了可观的收入。成都演艺集团的成功是和对市场的充分把握离不开的，主办方掌握到了音乐会的赚钱的方法和模式。” 李涛说。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演唱会与“大爱”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是，它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稳，没有急于求成。
李涛分析，“‘大爱’音乐节”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还在于，在票房上主办单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以为一百个明星会吸引很多观众。
“把众多大腕集合起来，他以为就会赢，但是就是因为太大、太杂了 ，使很多粉丝只是这些明星的‘路过饭’，他们甚至都没有充分调动像李宇春、张杰、张靓颖这样成都的本土艺人，所以亏损上千万也不足为奇。” 李涛说，“ ‘大爱’团队究竟爱的是什么？我想，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明白。”
幼稚的市场
“相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成都的音乐土壤和音乐消费市场，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发达”李涛说，“大爱”音乐节的破产，显示这个城市真实的市场容量。
近年来，伴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相关部门投入巨资打造休闲娱乐之都，再加上李宇春、张靓颖等成都本土女孩在系列选秀中的骄人成绩，促使成都娱乐市场的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官方也不甘寂寞，提出“打造中国本土的流行音乐之都”的口号,并全面打造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成都东区音乐公园”。
但据当地业主介绍，这其实更像是一把虚火。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行显示，东区音乐公园前期热闹的炒作，基本就是卖房子、招商。招商结束，故事也就告一段落。
“两只蚂蚁打架，成都人都可以看半天。”这是成都的一句流行俗语。但爱热闹的天性和掏钱消费音乐之间的障碍，则需要各方认真解读。“也许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个市场，通俗地说，就是爱热闹还是爱音乐？” 当地知名娱乐界人士叶建解读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大爱”音乐节的失败，并不仅是成都这一个城市的尴尬，放在全国范围内，演艺领域的急功近利已经成了常态。
“因此，才有了无数的艺人为了博出位，不断地秀底线，利用短时间的关注度迅速圈钱。”李涛说，“无论是娱乐制造还是消费，我们面对的都只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靠此出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在韩国和日本，已经有非常成功的音乐产业化模式可供借鉴。如韩国的少女时代、SJ等艺人组合，一年可以产生几十个亿的产值。
“像非常经典的歌曲《Nobody》音乐一响起，就会让人知道这来自韩国，自然让很多人了解到了韩国的娱乐经济，但我们没有。”
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大陆不缺专业人士，但市场依然是软肋。被称为中国娱乐航母太合麦田、耗时四年重金打造的MIC男团的市场号召力，迄今依然前景未明。
至于国内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台选秀节目，历时半年选出艺人后，立即到全国各地巡演圈快钱，而这一轮钱一圈之后，很多人就此销声匿迹，只有极少数的人得以幸存。
“无论是演出本身的运作模式还是音乐人才的培养以及市场培育，我们都显得很幼稚。”李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