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沈玎 实习记者_唐爱玲 王皞 王岚清 秦筱 北京、上海报道
一位复旦新生有天从日月西路经过，然后穿过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校门，前往五角场吃晚饭。在日月西路东侧，有一尊毛泽东身穿军大衣背手像，天天都能看见，见惯不怪。
当晚，他从五角场回来已经是夜深，一路上人迹萧索，沿原路走回学校时，还是面对那尊毛泽东像。该新生漫不经心地一抬头，却猛然看见身穿军大衣的毛泽东已经将右手迎风挥起，他顿时脊背发麻，僵在原地。
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在岔路上走错了道，上了四平路，一路走进了同济大学……这是流传在上海高校间的一个段子，它以轻松戏谑的方式，说出了比邻而居的复旦、同济两大名校里毛泽东塑像的异同，及其在当今学子们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时光能倒流40年，那个迷途的学子在看到毛塑像时必然会是另一番的心境—当时全中国都陷入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中，在红卫兵最活跃的高校里，竖起伟大领袖的塑像，成为了标榜自己革命意识的力证。
如今40年过去，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除殆尽，不少高校亦已经将校园内的毛像拆除。但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复旦、同济在内，全国目前仍有超过20多所高校保存有毛泽东塑像。
这些横跨了近半个世纪，散落在中国各大高校里的雕塑，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图腾。它们散发出来的某种历史情结、不合时宜的个人崇拜，以及与大学氛围不相称的革命精神，被年轻的大学生有意无意地忽视。
毛像与政治化教育
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陶鸢和李珉曾经探讨过毛像的问题。
陶鸢觉得学校有个毛像就跟有一棵树一样，他从不会多看两眼。
李珉则总是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个性很足，不够团结，而毛像至少代表了曾经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共同牺牲的精神。
不过，现在的大学生解读的能力都很强，从毛像身上，对于大学精神，总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看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的毛主席挥手塑像，有学生就曾调侃说，毛主席挥手的意思是说“医学院要上5年”；也有学生解读成“想念书，先交5千学费”。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这尊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塑像，与当年整个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中国大学跟新的国家政体一样，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这种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理论，决定了大学改革的方向不再是培养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等。
从1952年到1953年，中国拆分了一批历史悠久的综合大学，建立了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到195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
在北京，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编者注：这八所大学今天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国农业大学。）毛泽东当时的教育主张与现实相吻合的方面在于，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他也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
“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撰文表示。
毛泽东认为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对抗现行教育制度。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些班上的学生、家长膝下的孩子，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中，转眼间变为暴烈的红卫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始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
在《清华大学九十年》一书的记述中，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即是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做“封资修”的象征而推倒。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其校门本是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1911年，随着围墙合拢，大学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清华园”三字，是清华大学的地标（在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后，成为了“二校门”）。
推倒“二校门”后，接下来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其中一种说法是，1967年春天，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65级毕业生高鲁冀“回校闹革命”，在路过一片残骸的“二校门”时，对好友由立刚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如果在这里建一尊毛主席像，那就谁也不敢拆（二校门）了。”
由立刚将此设想向“井冈山兵团”的领导人蒯大富转述，后者很快做出了建毛像的决定。196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清华大学塑造毛像的新闻。一位造反派激动地说：“我们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塑得高高的、大大的，我们好抬头就能看到毛主席，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清华大学给了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唱红”的灵感，以至于后来，立不立毛主席像成了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是政治立场问题。其结果是你立我也立，一发不可收。
1989年，摄影师成文军接连在新疆喀什和西沙群岛的海军基地都看到了毛泽东塑像。从那时开始，成文军就有了一个疑惑：到底多大的建像规模才能让塑像建到这里？
于是，成文军开始拍摄毛像，一拍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他走访了50多名雕塑家，拍摄了近6千幅照片，几乎拍遍了所有的大型毛泽东像。
“文革期间，到处都在造毛像，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成文军告诉记者，“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则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红卫兵新复旦师、同济东方红、外语学院革造部、新师大师”等17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像的消息后，焦急得不行，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
尽管“巨型”立像最终并无下文，但各个大学还是纷纷独自建起了毛泽东塑像、包括后来的四川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一众高等院校。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到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随着毛泽东像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学校教育的极度政治化—将学校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学校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差别仅在于，它不是一场渐进的改革，而是运用了极为暴烈的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
痛苦与幸福
对于高鲁冀、张松鹤以及其他雕塑家、建筑家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准为毛泽东塑像更幸福的事了。
高鲁冀本人并不懂雕塑，但因为他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并且熟悉混凝土建造技术，所以被指认为清华大学毛泽东像建造工程的总负责人。
因为水泥便宜，他选择水泥作为塑像材质。浇筑完以后，水泥表面有一层泥浆皮需要用斧子轻轻地剁去，雕塑术语称这道工序叫“剁斧”。
很多不搞雕塑的老师，也乐于到毛像上剁几斧过过瘾。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政治投机，而是源于真正的对毛泽东的敬仰，每一个参与雕塑的人，都由衷地感到一种特殊时期的自豪，并为此快乐不已。
“当时，雕塑家张松鹤在原单位里是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跑到清华大学塑毛像后，造反派就不敢再动他了。”成文军告诉记者：“这也是后来很多艺术家热衷于塑毛像的原因。”
有资料显示，在1966年冬至1967年夏，张松鹤借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山东师范学院、湖南大学等院校塑造巨型毛主席像。在1977年，他还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汉白玉座像雕塑工作，并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为毛泽东塑像也蕴含着政治风险。广州美术学院的雕塑家潘鹤，当时为了把毛像搬到室内去，就把塑像从中间切开。于是被人指责将“毛主席拦腰切断”，“结果成为了广州美院第一个被打倒的老师。”成文军告诉记者。
雕塑家叶庆文在为浙江大学塑毛像时也曾受到责难。因为塑像有13米高，要将塑像的头部分开制作。当时的浙大学生就质问：“毛主席的头像怎么可以倒过来装？”
叶庆文反问他们：“我请了部队30多个战士帮我堆泥，用锤子一锤锤拍出来的，难道他们也是‘反革命’？”最后学生们放过了他。
而负责为清华大学做设计稿的雕塑家宋泊，因为担心政治风险格外警惕，直接“淡化”了设计的工作，转而到北京雕塑玉器厂选择了现成的设计稿。
第一尊毛像应该修多高，当时也没有参照。对于文革时期的雕塑者来说，这也是一道难解的谜题。一天，高鲁冀正在现场拿着长木杆，目测拟定的合理高度时，梁思成先生恰好经过。于是高鲁冀就拉住梁先生，希望他提出一个高度的建议。
梁思成的当时反应是，“神情一惊，抬头看看木杆，之后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宁高毋低！”对这句话，高鲁冀印象特别深，因为“宁高毋低”在建筑学上说不通，他怀疑梁先生刚刚被批斗完。
一直到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建立起来后，毛像的高度才有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当时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新复旦师”独创了一套“三数模式”：像高7.1米，底座5.16米，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而7.1加上5.16，正好是12.26，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
到后来，毛像一律按这个高度建。不过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是背手像，这一姿态在力学原理上的“偷工减料”，也一直被同城的同济大学落下口实。
同济大学的一个优势是有工民建专业。在结构上兼顾了悬挑、抗震、美观、线条流畅等等问题，最终建造了“毛泽东挥手向前进”的塑像形象。
当时中国很多地方为了造毛像，都跑到大学去取经。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塑过程编成一套施工技术小册子，以供来访者索取。
建筑系还专门成立了塑像模具翻制小组，批量制作模具以应需求，有的地方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清华大学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带着模具去各处制作毛泽东塑像，通常四个人用一周的时间便可在预制好的基座上翻制出一尊5米至7米高的水泥塑像。此项业务，工厂收取费用在2000元至3000元。
“按现在的行情，一位著名雕塑家创作的的毛泽东塑像，可以卖到近100万元人民币。”成文军告诉记者：“而在当时，连艺术家都不敢提，都叫‘美术工作者’，创作更是不计稿酬、不讲版权。”
尽管如此，能塑毛像，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已经足够幸福。“这项工作让大家内心获得了一种力量，工作着，总不至于挨批斗了。”高鲁冀感叹道，“（造毛像）总是建设，不是破坏吧”。
塑像的沉浮
文革中，全国一共塑了多少座毛像，没有人能统计清楚。
在毛泽东威严的注视下，很多“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曾跪在塑像前请罪，汇报他们最近的“破坏活动”。而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对于毛像的感情更是复杂。
著名学者贾植芳生前曾是复旦大学教授，在“文革”期间，他每次回家时，都要绕开毛泽东像而行。“因为我发现他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在你走到他跟前，趁你一不留神，呼地一下，把帽子戴到你的头上。”贾植芳打趣说：“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
一直到1978年，贾植芳才正式被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而在更早的1977年，高校恢复了招生，这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也是“文革”后教育重建的起点。
而更让贾植芳意料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让他一直提心吊胆的毛泽东塑像，居然也会面临被拆走的命运。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引起轰动效应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此之后，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拆像运动。
不过人们由于心中的情感原因，这场拆像运动，受到了很多学校的抵制。复旦大学校园中的毛塑像至今犹在，而在地处内陆的山西大学更是先后三次向省里打报告要求不拆。
北京市也有七所高校对拆除令予以抵制，包括首建毛主席塑像的清华大学。因为师生的强烈反对，清华大学毛泽东像的拆除工作一直到1987年才完成。
“（拆除的过程）大部分师生都不清楚，但是肯定是经过精心的部署和组织，”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很小的范围内组织了人手，在夜里（把塑像）取下来迅速运走了。”
那时已是1987年的夏天。8月26日，校方先在清华主楼大厅挂起了直径2米的圆形毛泽东青铜浮塑像，3天后，曾轰动一时的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一夜间消失了。
毛像拆掉之后，在1990年1月31日，26个清华大学校友会发出了一份《关于赞助重建二校门的倡议》。现在新的“清华园”二校门，就竖立在万泉河的一条支渠前面，两岸树木成荫，不时有人在这里合影留念。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段历史。
清华大学校友、学者翟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说：“老‘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再到新‘二校门’，把清华和清华人分成了三个时代。”
当然也有一些侥幸被保留下来的毛像，比如安徽医科大学的毛像。学校曾四处联系工程队进行拆除工作。有的提出爆破，但当时安徽省内没有掌握定时爆破技术的单位，硬炸又恐危及塑像不远处的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也有提出搭脚手架，一锤锤敲掉，但由于当年造得很牢，实在不容易拆除，联系多家工程队没有愿意干的；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工程队，开价要1500元，学校感到价格太高，此事一拖就放下来了。
最终，该塑像阴差阳错成为安徽境内高校唯一保留的毛像。
到现在，北京还有7座高校保留了“文革”期间建立的毛泽东塑像，在上海尚有6处保留了“文革”中建造的毛泽东塑像，其中5处是在高校，而广州的毛像已经全部拆除。
随着毛像一同拆除的，还有老一套的办学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开始合并，重新恢复和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把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合并到一块。这是对文革前苏联模式的反拨。
“通才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实践也是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大学扩招”。教育机会的扩大使更多年轻人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但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滑坡”的抱怨也随之而来。
现在，在那些留存有毛像的高校里，来来去去已经迎接了好几代学生。最初的时候，学生连靠在毛像下晒太阳都不敢；而在1980年代，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试图用绳索套住塑像，偷偷将其拉倒；到了现在，毛像就像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丝毫不引人注目。
“这个毛泽东塑像从我们进校就有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薛卉告诉记者，“我不希望学校立类似于毛或者是孙中山这样的领袖像，学校现在的詹天佑、茅以升像我就觉得很好。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杰出校友，他们的经历已经成了学校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学校的精神。”
而中国传媒大学的吕璔认为，高校要学术氛围不是强权政治，毛代表的革命的东西总是觉得跟大学希望追求的自由之思想之类的格格不入。
红色的价值和非议
近年，有关毛塑像的红色回忆又滥觞开来，这其实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时恰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从那个时候起，新的毛泽东塑像又相继在全国各地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93年在韶山毛泽东故居旁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尊由雕塑家刘开渠和程允贤共同创作的毛泽东铜像。
往后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都会有数以万计来自各地的人围在塑像下齐唱《东方红》。随着红色旅游升温，“瞻仰毛泽东故居”也成为很多游客的出行首选。
从2006年至2011年，湖南省政府与国家旅游局连续六年联合主办了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旅游节庆品牌，也同时支持湘潭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红色旅游研究基地。
也正是在这期间，湘潭大学和橘子洲，先后树立起了新的毛泽东塑像。同样的人物，类似的姿态，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却含有相异的诉求。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是推翻“封资修”的象征，而现在，毛像更多地成为地方红色旅游经济发展的图腾。
而红色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在近年来的重庆，“唱红”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就像企业发展需要企业文化、发展理念一样，红色就是重庆的企业文化。”成文军告诉记者。
2008年，重庆医科大学宣布建成了中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耗资上百万元，采用了最新的技术，用上300吨级的吊车，才将这尊总高达37.4米、重达46吨的庞然大物，固定在基座上。这座挥动着右臂的毛泽东塑像十分突出。晴天的话，十几里外都能看到。
不过，就和“唱红”的社会组织形态本身所带给人们错位之感一样，这尊毛像从揭幕之日起，就留下了“根本不像”的口碑。重庆医科大学随后把毛泽东塑像面部遮挡起来，请人进行重新雕塑和细修。
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曹春生有次与成文军讨论起这尊塑像，他说：“中国建那么大的塑像，我们城雕委一点都不知道，对已故的领导人的形象，立项的时候，一定要上报到中央去，涉及到雕塑这一块，中央批准了，还要报到全国城雕委，由专家来评审。”
“现在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简直是胡闹。”这是曹春生的原话。
比是否像毛泽东争议更大的，是这尊改革开放30年后出现的毛泽东塑像背后所引发的政治和文化象征的争议：作为一所医学院校，该不该再建毛泽东塑像？
重庆医科大学宣传部负责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设毛泽东塑像是几十年来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塑像已成一种红色资源，在教书育人上都能给人鼓舞和信心，能够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而重庆医科大学的学生，却经常拿毛像来吐槽。营养学专业学生林扬告诉记者：“这么多钱不如给我们安空调，改善下生活条件。我们的图书馆、游泳池这些基础设施都没建好，连教室都没有空调，还去建毛像，感觉有些打肿脸充胖子，钱没用在点子上。”
“学校里也有一些小的塑像，有李时珍、孙思邈、扁鹊、白求恩这些，在毛像附近那个湖边，都是比较小的半身人像。”临床医学专业的柳涵告诉记者：“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是为了悬壶济世，建毛像还不如建希波克拉底或者华佗的雕塑。建个毛像感觉太别扭了，跟我们学校定位不太符。”
现在，毛泽东塑像也许只有在同济大学，算是激发了一点点学生在建筑上的自豪感—“没有理工科的学校主席不敢挥手，工科不好的学校主席大拇指不敢分开，”同济学生阿青在论坛上写道：“要注意到我们的毛主席像不但右手举起、拇指分开，而且每个食指和小指也都是稍有翘起的！强啊！同济！”
成文军对于毛像意义解读，更加让人哭笑不得：“实际上他（毛泽东）的形象甚至比从前更紧密地伴随着我们，你只要从衣袋里拿出钞票，你就能看到他。”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重庆医科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