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王宏宇 实习记者 孙荣凯 北京报道
如果真有审判日存在，它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晚上8点，45岁的北京新月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张金龙正坐在驾驶座上，敬畏地看着窗外。那里已经几乎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滂沱的大雨。从早上到现在，气象台已经不知道发布了多少次预警，警报级别从蓝色到黄色，再到现在的橙色，下一个会是什么颜色？不知道。
广播里传来路况播报：现在是7月21日20点，北京刚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的降雨天气……目前首都机场滞留已达数万人，大巴运力不足，有的航站楼甚至一辆出租车都没有。“希望出租师傅路线合适的话，赶紧去机场，”广播里特意强调说，“那里已经一辆车都没有了！”
在张金龙13年的的士生涯中，这样的情况从未发生过。机场一辆出租车都没有？他没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情景，他更不知道北京机场已经滞留了8万多旅客。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位置——离机场大约20公里，这样的距离在正常的情况下需要行驶30分钟，如果拉到一个合适的活，然后从三环路向南到京沈高速，应该可以在22点雨真正下大之前回到位于通州的家。
雨下得似乎真的有点大了。张金龙又望了下窗外，一边盘算着，一边扭转了方向盘。无论是他还是机场的8万滞留旅客都不会料到，接下来这段旅程的困难程度，也许会让自己永生难忘。
“傻子”
机场出租车运力不足的情况，实际上早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就出现了。
首都机场针对《南都周刊》采访回复的一份题为《国门的力量》的书面材料显示，首都机场在20日收到气象台和市防汛办的紧急通知后，组织进行了“设备检查、物资准备、泵房值守、人员值守等各项保障工作”。
21日13点开始，机场启动了“运管委”的联席会商，后者是由民航华北局、空管、各航空公司、机场等单位30多人组成的一个协调小组，这也是这个小组在今年举行的第27次会商，但材料没有说明这次会商与之前的26次有何不同。
14时35分，随着雨势的增大，机场开始出现出租车运力不足；15时，航班也开始出现大面积延误，滞留旅客开始突破万人。海航首先提出取消航班。此后国航、东航、南航也相继取消了航班，后来公布的数据显示，首都机场当日计划起降飞机1632架次，实际执行1061架次，取消571架次，全天共计延误航班701架次，最高峰时有8万人滞留首都机场。
无从描绘这种极度的混乱。旅客仍在源源不断拥入，到处是坐在行李箱上的孩子，和摇着扇子的成年人。对这座吞吐量已接近饱和的中国最大机场而言，这种情况类似把10个鸡蛋同时放进一个饭碗后，再放上10个鸡蛋。
这几乎无解。至少从张金龙加入这个行业开始，雨雪天就是北京出租车司机们最不喜欢的天气。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坏天气要关窗开空调，否则看不清路；二是天气不好，多半会堵车。这两个原因都会直接导致油耗直接上升，达到无法保证盈亏平衡的程度，而恶劣天气所可能造成的意外损失，还没算在内。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的6.6万辆出租车中，此刻仍在运营的绝对是少数，它们大多在下午3点雨量开始超过30毫米时就选择了收工。网上有人抱怨，21日当天有一大片出租车都宁可躲在机场附近的加油站趴活，也不到机场来。张金龙听了哈哈一笑，“加油站能趴什么活儿？他们只是把车放那儿，坐公交回家了。车里根本没人。”
于是，剩下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聪明人，存心宰客赚大钱的，另一种是“傻子”，像张金龙这样信仰宗教，或是别的什么“劳模”。
所以，当张金龙下午3点多抵达3号航站楼时，并没有为眼前的场景感到特别意外。
T1→T2→T3
候客车道上空空荡荡，只有两辆出租车，一个是张金龙的这辆，另一个顶灯上挂着“的士之星”——这类似于其他行业的“劳模”，全北京6.6万辆出租车中，只有大约3000辆。
更远处还有几辆打着双闪的出租车，与人群和机场的调度保持着奇怪的距离。张忽然意识到，他们应该就是那些“聪明人”。
其实，路刚走到一半时，张金龙就已经彻底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一段旅程。
天气的确极其糟糕，甚至连2001年冬天北京的那场“世纪大堵车”，也不能相比。那次降雪只有1.8毫米，造成140万辆机动车堵在了路上，当时刚入行的张金龙在堵了4个小时后全身而退，代价只是找路边的闲人买了一个20元的草帘子。
但这次完全不同。车子刚从京顺路下辅路拐到机场工业区，张金龙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马路上一片汪洋，一开始车还能勉强前行，但走着走着就开始不动了。下车一看，没过脚脖子的大水正顺着车行的方向往前流。
这说明前面水更深。张金龙赶紧猛打一把轮，调头回到京顺路，从T1改去T2。走到T2附近出租车平时排队的立交桥下，远远就看到几辆车趴在路边，没有尾灯，顺着水势还一晃一晃，明显是被淹了，张金龙又是一惊，赶紧掉头奔T3。
数据显示，当天首都机场货运路在20点时，积水就已经达到21厘米；22点，五经路与四纬路交叉路口积水达40厘米；23点，3号航站楼停车楼入口及出口区域，积水达45厘米。
不知是设计原因还是刚建成比较新的缘故，尽管仍然是深一脚浅一脚，但去T3这一路还比较顺，雨也好像小了点，远远看到到达口的灯火，张金龙终于松了一口气。
车门打开，一个疲惫不堪的乘客坐进后排，没有出声。机场调度从前车窗探进头来，简短地说：“日本人。去三元桥。”张注意到他只有一个人，并没有任何补充说明的意思——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北京交管今年春天特别强调过“拼车”的合法性，由合乘乘客各付60%车费来补偿司机付出的等候和空驶成本。
一项组织有效的救援行动，不是恰恰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拼车”吗？这句话在舌尖来回滚了几秒钟，张金龙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他踩动油门，驶进了风雨中。
意外之外
早在半个小时前的20:30左右，北京地铁正式确认机场快轨因故障停运时，郑洪峰就已经意识到，局面可能失控了。
尽管在6月底曾经专门进行过防汛应急演练，但根据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一辆列车在19:39发生了故障，一个小时后，该微博正式宣布，快轨全线双向停运，仅维持两个航站楼之间区间运行。央视于晚些时候确认，快轨停运的原因是“进水导致故障”。
令人尴尬的是，这已经是这条投资62亿人民币的高科技线路三天内第三次出故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此前的两次分别是线路故障导致晚点半小时，以及“制动不缓解”导致乘坐当次列车的旅客换车。
作为“飞常准”这款航班管理软件的CEO，以及一家航空行业网站的创办者，郑洪峰很清楚，快轨瘫痪意味着什么。没有专车接送的旅客，如果想要离开机场，除了搭乘出租车，以及每隔15到20分钟一班的5条机场巴士线路，和一条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知道的公交线路外，唯一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只有每隔10-12分钟一班的机场快轨。
情急之下，郑洪峰开始不顾行业的潜规则，一边通过内线预警管理部门，一边通过官方微博敦促机场公布大巴的运行情况，以及滞留旅客的数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机场似乎并不反感这样的提醒，很快，机场就宣布抽调13辆楼间摆渡车免费运送旅客,巴士则全体出动投入运营，还调配8辆大型客车紧急增援。除此之外，还在快轨修复之后，宣布延长运营1个半小时。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当央视公布滞留首都机场的旅客达到8万人时，郑洪峰还是大吃一惊。北京最近一次疏散这样大规模的人群，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时为疏散鸟巢的9万名观众和志愿者，北京举行了3次彩排，开放了28条公交专线一站直达体育场，以及步行可达的48条常规公交线路和3条地铁线，此外还有7条地铁线24小时运营。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利条件也一个一个开始消失：机场大巴和地铁以及机场快轨为保障次日的营运，必须在午夜后停运；出租车仍然稀稀拉拉，且并无增加的希望；尽管雨渐渐停了，机场的人群慢慢疏散，但积水的断路却越来越多，机场大巴的终点三元桥和东直门，等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网友滕圣波说，她和表妹当天结束在京旅游回广西，机场大巴将她们丢在三元桥后呼啸而去，而在发现三元桥人数太多时，又选择拉了一批人到已经停止运营的东直门地铁。
这时，一个意外中的意外——爱心车队开始出现在微博上。
尴尬的爱心
最早的爱心车主大概在21日21点开始出现。有网友表示，五环路上有车辆开始逆行向机场靠拢，以帮助疏散乘客。此后，在距离机场最近的大型社区——望京，居民们也开始通过社区网站和微博组织爱心车队前往T3，为便于辨认，他们还统一了标志：双闪。
但网络的效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从望京网的“菠菜X6”22点32分发出第一条召集微博开始，直到两个多小时之后，才聚集起30多辆车，此时也有身在机场的网友发微博说，机场已经用摆渡车运走了很多人，不需要那么多车了。
而无论对机场还是爱心车队来说，第一次合作都略显生疏。参与第二批车队的网友江林（化名）说，第一批车队并没有拉到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不相信他们的意图。除此之外，像机场大巴一样，车队把大量旅客，扔在了三元桥。其中有几个旅客又自己乘坐黑车回到了机场，对后来的第二波车主说，三元桥根本住不起，酒店要2160元一晚，并质疑志愿者是酒店的托儿。
相比之下，第二批爱心车就略有经验了一些。他们同样打着双闪，有警车开道，显得行动划一，有鉴于第一批车队的情况，组织者还要求一定要把人送到家。
“simba咲”就是坐这一批爱心车回家的。“组织者问过我去西边，就叫来一个开英菲尼迪的车主，带上另一个也去西边的出发。我们大概凌晨2点半出发，一直走的辅路，路上没什么惊险。车主先送另一位去白石桥，再送我到白纸坊，我3点20左右到家，觉得不可思议，还是有好人的。”
但在另一位爱心车主“落禅堂”看来，真实情况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大概凌晨2:30到首都机场，上百名志愿者像没头苍蝇从T3三层到二层再到T2、T1，大奔、陆虎、大众等各类私家车打着双闪不知所措，一路上广播里只听到音乐和药托，全无有效信息。几名志愿者与机场保安面对混乱也已力不从心，大多滞留旅客不给信任，出租司机也抱怨这群人多事无聊。”
她最后用一句话点评了这次行动，“悲壮悲情并感动的首都机场。”
对独立行动的爱心车主海阳来说，这次爱心行动的关键词，就不是悲壮那么简单了。这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执行总监、主持人，刚来北京四年，就在这个激情澎湃的午夜，在几乎完全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下，开着自己的卡迪拉克出了门。
两个小时后，在把四拨无助的旅客送回家后，他的车在望京的一个水坑里趴了窝，问题与这个晚上众多被遗弃在环路上的汽车一样：发动机进水。他同时发现自己的车牌也丢了。在付出3个小时和500元的推车费、1000元的拖车费之后，他终于把车拉到了修理厂。
“推车也就罢了，拖车的是正规公司，就不能看在爱心的份上便宜点？”他感叹道，“只有10分钟的路啊！”
变与不变
冯淼（化名）感到忧虑的是，混乱的绝不只是爱心车队。作为东航的金卡顾客，在等待8小时之后，21日的21点24分，他终于几乎登上了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
没错，是“几乎”。在近乎慌乱的气氛下，一帮金卡顾客糊里糊涂被带到检票口，又糊里糊涂登上开往机位的VIP摆渡车，晃悠了好一阵子，他们来到一架涂有“人民网”广告的飞机脚下，司机说，到了。
到了？冯淼困惑地看看登机梯，那里没有像平时一样，有机组人员的踪影，再往上看，机舱的门还是关着的。不开门怎么上飞机？冯淼问。小巴司机也有点摸不到头脑，说，要不你敲敲门看看？又是一阵忙乱。晃晃悠悠中，冯淼和其他金卡拥有者又被糊里糊涂带回候机楼。
又过了6个小时，当他降落在上海，到达酒店打开电脑，才发现那架涂有人民网logo的航班，根本不是自己要坐的那一个。冯淼心里不禁暗叫一声“侥幸”，“要是那个门真能敲开，我现在可能已经人在台北了。”
这与昆明长水机场某位工作人员的遭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由于北京的大雨，1400名飞往北京的旅客被困，时间最久者长达20小时，却只吃到了一顿饭。有乘客情急之下，抡起凳子打伤了这名工作人员，“满地是血”。
与《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观点类似，郑洪峰觉得，虽然北京在雨灾中漏洞百出，正如评论中说的“大雨已成定局时，很多人仍开车上街，政府阻止不力，体育场还有足球比赛”，但相比其他地方，北京的机场、政府部门和国企，都还算是开明的，效率也算是比较快的。
“如果这样的暴雨发生在其他城市，结果可能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糟。”郑说，“比方说，我很担心未来三天广州的连续强降雨，要知道，白云机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微博。”
生于80后的海阳则为自己能在这桩宏大的自然和社会事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感到欣慰。他在电台发起针对暴雨的讨论似乎是有成果的，丢失的车牌也最终找了回来。他最感到欣慰的，让一个四岁时曾在汶川地震中经历大雨滂沱的四川小女孩，在八岁时免于遭受另一场大雨的摧残。
这些都不是张金龙关心的。7月22日凌晨，在京沈高速入口上堵了大半天的他，终于在各种七扭八拐的腾挪中，回到位于通州的家。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因这场暴雨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广渠门那位悲剧的司机被确认死亡之后，收音机里的路况播报，仍然并没有提示他，京沈高速入口的积水，居然有那么深。今天轮到搭档开车，他给他加上了油，但被乘客坐湿的座套，并没有精力换了。他要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白天还要顶替姐姐，去患淋巴癌住院的父亲那里陪床一整天。
如果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不会去机场冒险？张金龙并不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7月21日这一天的运营显然是亏损的，而这一天的亏空，要靠接下来一整天的辛劳来弥补。《经济半小时》去年曾在一次访谈中估算，北京出租车公司每年从每辆出租车拿走的纯利，是5万元，这是他每天一睁眼就必须负担的原罪，而教义中真正的审判日，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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