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沈玎
历史上，对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持否定态度的文学家并不多，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正是其中的表率。阅读莎翁的作品，托尔斯泰声称自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恶心。”他所不能容忍的，是莎士比亚满嘴空洞漂亮的词句，而没有任何“真实”可言。
这也难怪，从《安娜·卡列尼娜》中可看到，托尔斯泰拒绝以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个人好恶，来取代对人性之真的把握，而莎士比亚则更善于对荒诞和虚无投以讪笑。
所以其实很想知道，让托尔斯泰坐在电影院里看看乔·怀特翻拍的《安娜·卡列尼娜》，会是一种什么场面。这位英国导演，活生生把一部沉重的俄国史诗，卸载成极具英伦风情的家庭剧。
不仅如此，比起前作《傲慢与偏见》和《赎罪》，乔·怀特做得更绝的是“把大银幕搬上了舞台”。可以说，他选择了托尔斯泰最憎恶的“莎氏”风格，在实景和布景之间恣意地做着艺术切换，将原著厚重的现实主义，在“莎氏”舞台剧的间离效果内捣鼓得支离破碎。
平心而论，乔·怀特在艺术上的炫技是成功的，它让影片的主要冲突无需左顾右盼而显得直截了当。也大大加快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
比较起功夫来，实现这样的真假景切换，要比一个单纯的情节剧艰难许多。大量转场、换景、时空跨越都采用了类似“镜内蒙太奇”的手法。比如，康斯坦丁求婚失败后，从舞会上楼进入了劳工阶层。他从上往下看到了舞会浮华的盛景。这不只是简单的分场，也是角色内心的阶层高低。
不过乔·怀特大胆到略显夸张的艺术风格，也在口碑中出现两极分化。厌恶者诟病电影俄国味的寡淡，说它更像是“一帮英国的托尔斯泰脑残粉丝的cosplay”。
如果说在艺术风格上尚有争议的空间的话，那么在人物塑造上，电影对原著则是彻底的背离。
在原著中，丈夫卡列宁是导致安娜婚外情的重要因素，他是一个卫道士、一个伪君子，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阶级。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里，有着伪善和冷漠的窒息之感。如此，安娜的选择，就有了“个人感情与社会道德冲突”的属性，更具有了女性觉醒与女性解放的意味。
不过在乔·怀特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这些统统被轻描淡写了，卡列宁彻底“平反”，他被塑造成了“有点木讷、不善言辞、略微不解风情”的稳重男人形象。在安娜屡次给他戴绿帽，并恶言相向后，卡列宁还在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告诫自己的老婆要注意德行，并强调“如果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愿意道歉”，这不是一般男人做得到的。
卡列宁形象的修正，势必就丑化了安娜出轨的意图。在电影中，安娜很难引起观众的同情，因为她的行为缺乏足够的动因。婚外恋略显龌龊，再加上她高调的言行，更加凸显了卡列宁隐忍的性格光辉。
对比卡列宁，安娜·卡列尼娜更像是一位有些神经质的荡妇。而且在怀孕之后，安娜挑衅般地告诉卡列宁有了别人的孩子，然后继续吃卡列宁的、住卡列宁的，还直接招情人来卡列宁府上私会。当她的情夫渥伦斯基撞见卡列宁时，连渥伦斯基都觉得过于尴尬而恼火，安娜竟然不在乎地说：“那是他没有准时离开家。”
所以，当卡列宁最终下决心要和安娜离婚的时候，家庭观念深厚的中国观众，都要爆发出“活该”的感慨了。安娜从原著中的一位值得同情的薄命女子，变成了自掘坟墓的狂蜂浪蝶。
乔·怀特消解了托尔斯泰原著的深度，并用了两条爱情线来达到一种“经典世俗化”的策略。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尤其是当故事的主角并没有闪耀出太多人性光辉时，观众看电影，尤其是一部节奏如此轻巧的名著电影，希望获得洗礼或者感动，并没有做好带着过于压抑的思绪离开影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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