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唐小兵
台湾作家薛仁明的随笔集《人间随喜》是他在台北的《联合报》、《人间时报》以及上海《东方早报》、广州《时代周报》的专栏集萃。依此书视角看两岸潮起潮落、文化万象、士人格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薛仁明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有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却在学术生涯起步之后，纠结于现代精雕细琢学术之锢心摧情，而毅然自我隔离于学术体制，翩然离去，做一个隐居台湾乡间，以中学教师之身份与乡土社会融为一体的隐士。这一去十八年，却让曾经被都市繁华搅扰心智的薛仁明，与根植在乡土台湾（用他的话来说则是一个被主流论述遮蔽的隐性台湾）的民间文化与信仰生活相遇，那是一个活泼泼大自在的精神天地，这救赎了薛仁明，也成就了薛仁明看待世事人情和教化风俗的独特眼光。
无论是韩寒的《来自太平洋的风》还是蒋方舟的《想象的祖国》，以及诸多大陆学人对台湾文化、人情味、美食、风俗、政制等的论述，都在制造一个被无限美化和理想化的台湾意象，这个意象是大陆被窄化了政治想象空间的个人的自我投射，却往往与台湾的现实境况无法完全对接起来。薛仁明独具慧眼地提出了“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议题，认为前者是由精英意识主导、以欧美主流价值为内涵、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具有独断性的强势论述，并且日益弥漫出一种沾沾自喜且傲慢自雄的封闭特征，而在台中、台南等乡间社会的村落与里弄里潜藏的却是另一个台湾，这个台湾温润自足且低调自敛，她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承接一脉，融为一体，是民间的信仰、习俗、心灵生活的集大成者。在薛仁明看来，这样一个被主流论述忽略甚至遮蔽的台湾，其实是支撑台湾数百年来弦歌不辍血脉相连的根底。
薛仁明后来师从文化大家林谷芳先生，又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里吸纳了精神的养分。读《人间随喜》，最感温暖的不是薛仁明议论教育、臧否文化的那些洞见，而是其勾连艺术唤醒感觉的那些论述。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人传统在现代学科分类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归于式微，传统士人长期浸淫诗书画艺等艺术而形成丰沛自洽的精神世界，现代学术体制却在造就普遍化和标准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艺术灵气，没有感觉细胞，只能依赖不接地气的学术符号在学院体制里讨生活，而这一套学术符号既与这个世界的广阔、历史的绵延无关，更与其内心无关，因此人格徒然萎顿，精神自我矮化。薛仁明对京剧、书画等艺术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他也在现实生活去处处去挖掘没有被精英阶层的论述所顾及的美感与趣味。这样一种“转向回心”的方式，成就了薛仁明为人处世的喜乐和淡定，以及那一份独特的慈悲。特立独行不易，和光同尘更难。
当然，我们更可以将从台湾乡间踏海而来的薛仁明的著作视为“他山之石”，或者说一面“人间之镜”，折射了大陆知识人的意象与心胸。收在《人间随喜》里有一篇在大陆网络广为流传的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以其台湾隐士之视界与心意，洞察大陆读书人躁郁之症结所在，可谓入骨三分。
在薛仁明看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因此，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这种戾气自然随区域、城市和知识社群而有程度不一的分布，可大体而言，不得不承认薛仁明的直觉是对的。大陆知识人深受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双重浸染，既有高人一等的启蒙心态，又有玩世不恭的痞子情结，从来就是冷眼看世界辣手写文章，少了几分反躬自省和温良恭俭，因此往往解构甚于建构，只知道外在批判，却无内向超越。正因为此，薛仁明才郑重提出“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
我想这无疑是已过不惑之年的薛仁明，沉潜往复中国文化多年后的“九字真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