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朵渔
1926年，经过世界战争的严重摧残，欧洲抒情诗的天空黯淡了。浪漫主义的夜莺不再歌唱，现代性的荒原渐次展开。此时，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刚刚度过50岁生日，却已病入膏肓，正隐居在瑞士一个偏僻的小城堡慕佐。34岁的俄语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侨民生活后，带着两个孩子拮据地生活在巴黎。而困居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对革命后的祖国百般不适，创作陷入困顿，只能通过书信与流亡中的女友茨维塔耶娃一诉衷肠。
1926年4月，当帕斯捷尔纳克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大师里尔克知道他的诗名，并欣赏他的诗才时，欣喜若狂，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他用尽了那个季节所有火热的词汇，轰炸了生命正逐渐走向终点的里尔克，并将自己“唯一的天空”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大师，他希望能与女友共沐这道光芒。
自1922年5月离开俄国，到柏林寻找失散多年的丈夫以来，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她先后在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辗转流离。“我的整个青春时代（自1917年起）—是一件粗活。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圣吉尔？到处都是一个样。炉灶，扫帚，钱（缺钱）。时间总是不够用……这便是我的天国。太寒酸了？是的。因为我的尘世王国过于恶劣。”过于恶劣的俗世生活，使她充满烦恼和躁动。她需要倾诉，以解心头之忧。“我不能过平庸的生活……要么去死！”在与帕斯捷尔纳克频繁通信的那段时间里，她刚刚结束了一段纸上恋情。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隆说她是一个“极易动情的人”，总是“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情人一经虚构出来，感情风暴便呼啸而至。”这些感情事件会被她写进诗里，就像将木柴填进熊熊燃烧的炉膛。她就是靠抒情诗来呼吸和自我拯救的。1924年，她写出长诗《终结之歌》，寄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她称之为“我在诗坛上唯一的兄弟”。
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都难以为继，正承受着一种虚无的煎熬。他觉得革命和战争已经杀死了抒情诗，时代只需要历史学家和史诗作家，抒情诗根本无法为时代所接受。他一度想放弃创作。当他读到《终结之歌》后，他惊呆了。他没想到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与他的创作追求如此相似的东西。面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自我怀疑，茨维塔耶娃说：“我真是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这就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信条：像对待爱情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进去，唯有诗歌/爱情可以引领我们上升。她信奉茹科夫斯基的一句话：“浪漫主义就是灵魂。”诗人是“超越生命的人”，和诗歌在一起，就像和爱情在一起，“一刻也不会分离，直到它杀死你”。在她的头顶，一直是飞翔着的十九世纪抒情诗的天空：反抗上帝，反对理性，以及对“灵魂”的浪漫主义崇拜。也正因此，她才会将里尔克神化，将其视为诗歌的象征，“您，就是具体化了的诗”，“不是诗人，而是诗歌本身”。“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去超越诗。”
此时，置身古堡的大师已身患白血病，来日无多。作为一个隐士艺术家的典型，里尔克被视为荒原时代的“解毒剂”。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与时代精神相悖逆的抒情性，越来越受到各方景仰。茨维塔耶娃曾说：“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订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
在那个抒情诗败落的年代里，三颗孤寂的灵魂就这样展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他们用一封封书信彼此呼唤着对方，通信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1926年冬季里尔克突然病逝。就像一曲精彩纷呈的复调，爱情主题和抒情诗主题在通信中轮番出现。三位抒情诗大师从来不匮乏爱的激情，但他们之间的爱更像是一种灵魂的追悼仪式：真正的爱情，不是肉体的结合，而是灵的结合。这种“无手之握，无唇之吻”的爱情形而上学，也正是现代抒情诗的火种之一。
正如英文版序言作者桑塔格所言，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些写于1926年间的书信所放射的光芒黯淡下来，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情感的无羁和灵感的纯净，也就是那种会被我们视为‘罗曼蒂克’而放弃的东西”。在现实的严厉说教面前，我们的确放弃得太多了：爱情、理想、抒情诗……“如今，当‘一切均已淹死在教义中’（帕斯捷尔纳克语），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著，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木筏、灯塔和海滩”。正是这些质朴而珍贵之物，这些纯净无羁的精神之恋，将我们头顶抒情的天空重新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