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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空的救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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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西南民族大学的志愿者杨程成(左一)、肖龙和部队官兵将伤者抬往10多公里外的急救点。 当日,记者在芦山县宝盛乡通往龙门乡的山区公路上遇到了成都军区的10名救援官兵和西南民族大学的2名志愿者,由于道路在地震中受损严重,他们跑步接力将在余震中受伤的一名伤员抬往10多公里外的凤西村急救点接受治疗。摄影_新华社记者陈诚

记者_周鹏 雅安报道

4月20日深夜,黄玉超率领一支热血沸腾的摩托车队,从四川眉山丹棱县出发,在茫茫夜色中驶向九十公里外的雅安市。

其时的雅安,人们正成群结队地坐在马路边躲避余震,医院外临时搭建的雨棚下躺满受伤的人,街头急驰而过的救护车将刺耳的鸣笛声传遍整座城市。

黄玉超的摩托车队心急如焚地行驶在公路上,“救人要紧”的悲壮情怀让他们渴望尽快赶到灾区。插在摩托车尾的细长竹竿上,写有“抗震救灾”四字的红布迎风招展。

仓促出发

4月20日早晨8:02,家在离雅安90公里外丹棱县的黄玉超,正在朋友刘学元的茶馆里悠闲地喝着茶,突然间地下传来阵阵沉闷的轰鸣,地板猛烈摇晃起来,“糟喽,又来地震了!”黄玉超和朋友惊叫着冲出了茶馆——经历过5年前波及眉山的汶川地震后,他们瞬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中午,黄玉超接到了朋友王光新打来的电话。王激动地说自己打算去灾区抗震救灾,想多约些朋友一同过去。黄一口应承了对方。

灾难总能激发出人性中的美好一面。当黄玉超将奔赴灾区的邀请告知朋友后,大多得到了肯定答复。傍晚时分,黄玉超已经组建起了一支由五名洋溢着英雄情怀的青壮年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他们都是丹棱县人,包括两位木材商人,一位棉被商人,一位茶馆老板以及一名隧道工程技术员。

与黄玉超合伙做木材生意的杨培松家里受灾较为严重——他和两个妹妹家里的房屋都有不少砖瓦掉落,他女儿家里的汽车也被砖瓦砸坏。但当接到黄玉超的电话时,杨培松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自己家大不了就漏雨嘛,”他觉得与被埋在废墟里等着救治的伤员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这些从无救灾经验的普通人,被灾难催生出的崇高情怀拧在一起。他们觉得,参与救灾简直就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

他们商定第二天一早就奔赴灾区。但哪怕是组织者黄玉超,也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工具,“绝对不能给灾区添乱,”黄玉超说,在这个原则下,“灾区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晚上十点刚过,王光新再次给黄玉超打来了电话。他跟朋友杨成国已经骑摩托车赶到雅安,正打算往重灾区芦山县龙门乡进发。开赴雅安时,他们匆忙得甚至忘了跟黄玉超说一声。

正打算上床的黄玉超瞬间睡意全无,他感觉浪费一夜时间简直就是犯罪。一小时后,杨培松、刘学元、张永舟、张永冲赶到了约定地点。黄玉超在号召大家出发的电话里说,灾区救人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而他们已经浪费了大半时间。

这是一支几乎毫无准备的救灾团队,他们没有明确负责人,没有分工,甚至没有物质准备——除了一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和几件备用衣物外,他们的救灾工具只是一个手电筒,两根竹竿,以及两块仓促写上“抗震救灾”四字的红布。

迎风招展的红布就像一只巨手,在夜幕中推着五名对前方一无所知的志愿者进发了。

危险夜行

当这支四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轰鸣着在公路上穿插疾驰时,车手中只有两个人戴着安全头盔。杨培松的摩托车已经开了八年,显示行驶里程的仪表盘早已失效。当车队高速行驶时,他的车被路面的碎石绊了一下,差点失去平衡。

此时,与汶川地震一样,无数车辆正从四面八方赶往灾区,离雅安越近道路就堵塞。当摩托车队终于在4月21日凌晨两点多赶到雅安时,去往芦山的道路上已经停满望不到头的车队。一些绝望的媒体记者甚至开始徒步向三十多公里外的芦山县走去。

当黄玉超和同伴们在车阵中穿插前行时,他们觉得自己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选择摩托车而不是汽车。疲惫的他们在路边暂停下来,一边抽烟休息,一边彼此鼓劲。在这里,摩托车队新增了成员——从四川彭州赶来的一名救灾志愿者。

这名只有21岁的食品公司职员的救灾经验比黄玉超还差——在穿上黄玉超慷慨提供的皮衣前,只穿着一件T恤的他正被夜晚寒风吹得瑟瑟发抖。在谈及此行目的时,这名职员激动不已地表示,他最大的愿望是“救几个人”。这令黄玉超的队伍倍感振奋,感觉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兄弟。

从雅安到芦山县的双车道道路上满是碎石坑洼,救灾的军车、救护车、卡车不时掀起浓密灰尘。有好几次,救灾车辆鸣着急躁的喇叭,几乎贴着摩托车驶过。除了汽车,悬在路中的电线、路旁倾斜伸出的树枝、烟尘弥漫的路段,都是一个个致命陷阱。

摩托车队不停行驶,每闯过一个危险之地,他们便大声叫喊着庆祝几声。领头的黄玉超驾乘着一辆车头镀成银白色的太子摩托,威风凛凛,俨然一副骑士模样。

为救他人而置自身安危不顾的举动,让这些平日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倍感骄傲,他们坚信自己的生命已然更有意义。

花了近两小时,他们终于驶入了漆黑的芦山县龙门乡。一路上,不时能见到路边倒塌房屋,有些灾民从自家房屋的废墟中抽出木板,燃起篝火取暖。他们还听到过围着一具棺材的死者家属的悲痛哭泣。

这支亢奋的车队决定在路边一户人家的小院里歇息一会。借助手电的灯光,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了地震的威力——两层小楼外墙大片脱落,每一间房屋里都布满令人恐怖的裂缝,地板上狼藉一片。

黄玉超想尽快跟王光新、杨成国会合。给主人留下几包面包后,车队又上路了。

但在漆黑的山路上,他们只能依靠偶尔出现的路牌和打电话确认行驶方向。王、杨二人此时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在一处自己也说不清方位的地点等待同伴。

经过十多个电话的彼此问询,凌晨近四点时,他们终于在约定的那座大桥的一端会合了。这些伙伴站在桥头抽了会儿烟,彼此埋怨对方的电话浪费了自己的手机电量。三辆民间志愿者的汽车途经此处,对方摇落车窗向他们打听前往乡政府的道路。王光新热情地向对方介绍了大致方向。目送对方离开后,他转头向同伴们大声说道,“你看,我们不是孤独的嘛。”

就在此时,一阵猛烈的余震突然而至。黄玉超和同伴们被吓得四散逃窜,其中二人慌不择路,径直往桥上跑去。

短暂余震结束后,志愿者再次会合,一身冷汗的他们又朝龙门乡政府驻地摸索而去。他们认为在那里能找到救灾大部队,“到时候先了解灾情,看哪里受灾最重就去哪里帮忙。”杨培松说。

在漆黑的龙门乡里,摩托车的灯柱射过之处,低矮平房倒塌倾斜的混乱场景随处可见,而居民们早已不知所终。

他们驶入了龙门乡的老城区。唯一一位睡在路边三轮车里的当地人给他们指了路:通过一条商业街向右转就能见到乡政府了。

这是一段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狭窄街道,两旁连绵林立着三四层高的破裂楼房,路面满是坍塌落下的电线杆、砖块、碎玻璃、广告灯箱。

车手们小心翼翼绕开路障,转过商业街后,他们顺利地找到了乡政府,驻扎于此的部队军车的灯光为他们指引了方向。

大失所望

从废墟中拯救出伤者的激情鼓舞着这群开了五个多小时车的志愿者,腼腆地向一名正大吼着指挥士兵搬运救灾物资的军官表明了身份。随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救灾任务——将军车上的木板搬进已经扎好的帐篷里。这与他们想要救几个人的初衷大相径庭。

“废墟里的伤员要靠专业救援人员施救,”军官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们赤手空拳,连个安全帽都没有,还打算去救人?”事实上,此时的龙门乡并没有志愿者们幻想的灯火通明的救灾场景,除了不时驶过的军车外,乡政府附近的居民房一派寂静景象。被困在废墟里的人早就被救出了。

勇士们的盲目热情被迎头浇了盆冷水。片刻之后,他们安心服从指挥,奔跑着搬起了床板。

这个简单的任务没花多少时间。当他们搬完床板,一名士兵匆匆将他们带向几分钟车程外的一块空旷田坝里。

在那个种满了油菜籽的田坝里,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工程人员正在忙着搭建通信指挥营地。那些从未见过的特种车辆、大型设备,让黄玉超和同伴们倍受打击。

“人家救灾靠高科技,我们只有一身使不上劲的蛮力。”身材瘦小的刘学元懊恼地说道。跟眼前的专业救援力量相比,这些一度幻想着会有英雄经历的志愿者们发现,他们能做的是如此微不足道。

在东张西望地走进营地后,他们跟丢了那名带路的士兵。所有人都在忙碌,摩托车队员们蹲在田地里一筹莫展。“不是我们不帮忙,确实是找不到帮得上忙的地方。”黄玉超这样安慰抽着闷烟的同伴们。而那位中途入伙的公司职员,对士兵手里的通讯设备产生了好奇,他蹲在一旁看了起来。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黄玉超提出了新建议——翻过临近的一座大山,前往同为重灾区的太平乡救灾。建议被一致通过。刘学元大声说:“要是救不到人,还有什么脸跟别人说自己做过志愿者。”

斗志重燃的摩托车队再次出发。他们带着赌博般的心态认为,新的灾区也许能让他们“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弯曲陡峭的山间,摩托车队缓缓而行。不时可见被山上滚落的巨石横卧路旁,“这条路很凶。”黄玉超说,他提醒同伴们控制车速。

他们在太平乡山间见到的第一户灾民是廖文全家。对方的房屋垮塌了一大半。见到摩托车队时,廖文全正与家人在生火烧开水,打算煮食方便面。黄玉超走上前去向对方作了自我介绍,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我们最需要帐篷和吃的,你们有没有?”廖文全问。这令黄玉超感到十分羞愧——别说没有帐篷,他们连随身携带的食品也快吃光了。

那位食品公司员工走到附近一处尚未垮塌的房子前,惊奇地叫喊道:“这间房子竟然没有垮。”这让大伙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名年轻人不仅没帮上任何忙,还像个累赘似的给人添乱。“我看他不是来救灾,倒像是来旅游的。”杨培松愤懑抱怨道。

另一位走上前来讲述自己家受灾情况的女村民说,她的房屋也倒了,“我们一家人晚上就睡在地里,遭冷惨了。”对这样的遭遇,摩托车队里没人接得上话。不远处一位受灾人家旁,一名老人正吃力地用竹篾捆扎晃晃悠悠的木棚。摩托车队的所有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对方需要帮助。他们继续前行。

当车队终于驶入太平乡时,迎面而来街道两旁严重受损的房屋再次让他们大失所望。更让他们惊愕的是,街道上满是手握铁铲、钢钎、切割机、消防斧的士兵和消防员。

当这些全副武装的专业救援人员排队从身旁驶过时,站在一旁的摩托车手们面面相觑。一位消防员告诉他们,他们是在帮助灾民抢救财产物资,现在已经没有灾民被困在废墟里。对方还警告说,房屋随时有倒塌危险,让他们不要随便接近。

这伙志愿者冒死而来,但最终发现“救人”的幻想破灭后,他们形神俱散地呆坐在街道一头的乱石堆上。在他们附近还有为数不少的民间志愿者困顿不堪地坐在地上。

几位从成都志愿者说,他们带了几千元的方便面、饼干、牛奶,途中没多久就发放一空。“我们原以为离重灾区越近越能发挥作用,现在发现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一名年轻人说,他们休息一阵后就返回芦山县城,“那里是救灾物品集散地,我们能帮上忙。”

与汶川地震相比,这次雅安地震,草根志愿者更为理性,并没有蜂拥而至灾区。2008年汶川地震的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很多人员救治、物资派发需要志愿者完成,但雅安地震受灾面积仅1.25万平方公里,没有专业设备的、没有救助经验的志愿者挤向不大的灾区,反而增加了灾区负担。在龙门乡,每天被劝离的便多达1000多人。而国务院办公厅也下发通知,要求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等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

但个人志愿者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用处。备受打击后,黄玉超跟同伴们终于承认当初的救灾目标不过是个虚妄想法。他们也打算像成都志愿者一样,回芦山县做之前他们瞧不上眼的搬运工。

而那名曾经雄心万丈的食品公司员工早已萎靡不振。他提出自己要回家了,理由是“星期一还要上班”。他希望同伴能载他回雅安市搭车。但没人搭理他。这名员工在不久后独自离去,走时还忘了归还黄玉超的皮衣。

卑微的意义

临近中午时,摩托车志愿者吃完最后一袋面包,再次向芦山县进发。一事无成的救灾之旅,让他们羞愧地拔去了车尾系着红布的竹竿。

途经龙门乡时,他们决定前往前晚匆匆而别的乡政府休息一下。他们是如此疲倦,以至于身强体壮的黄玉超说,他刚才有十多分钟是“闭着眼睛在开车”。

中午时分,他们在乡政府大院的一顶帐篷下睡上了两个小时。这顶帐篷属于年过七十的灾民廖启弟和付文秀夫妇。当这两位老人外出回来见到帐篷里横七竖八躺着的这群志愿者时,他们安静地坐在帐篷外。“他们是来帮我们的好心人,让他们睡吧。”头上缠着绷带的付文秀说——她在地震中被一根铁管砸中了头部。

她的儿子廖洪强在成都一家制门企业打工,得知老家受灾后,当天下午就赶回龙门乡。在眼见两年前花光积蓄购买的房屋已经残破不堪后,这名40岁的坚强工人转身当起了志愿者,他一刻不停地为其他灾民搬运食品、安装帐篷,直至深夜方才休息。

与廖洪强一起的还有制门企业里上百位芦山籍员工。这家企业的老板在灾后两小时就带领员工前往灾区救灾,他们带来的120顶帐篷、整车的饮用水和食品,让芦山县不少灾民度过了灾后第一个寒冷的夜晚。地震发生后,国内大量企业援助的物资,和NGO组织的民间援助,在政府之外,对灾民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汶川地震相比,这部分民间的行动力更为迅速,也更为专业。

5年前还鲜为人知的壹基金,截至4月22日24点,有超过61万人次的个人和企业向壹基金捐款8000多万元。除了救灾之外,壹基金还将在雅安地震后筹备设立龙门地震带灾害管理中心。而与之相比,汶川地震捐赠主渠道——中国红十字会因一系列丑闻,遭到了民众的嘘声,地震首日仅收到14万元的捐款。

当摩托车志愿者醒来时,已是下午四点过。他们一脸羞愧地告别帐篷外的老夫妇,继续朝龙门县驶去。

一个小时后,这支队伍抵达了龙门县人民医院,那是各地援助物资的集散地。志愿者一刻不停地将物资从卡车上卸下。医院门外的一处志愿者接收点四周,不时被各地赶来的民间志愿者围满。填上姓名、年龄、联系电话后,他们就加入到救灾的繁琐事务中去。来自四川夹江县的游戏代理商刘磊说,他跟另外三位同伴接连不停地搬运了八个小时物资。

除了搬运物资,志愿者们还做着各种琐碎的工作:煮粥、蒸馒头、扎帐篷、疏导交通……在他们紧张的神情下,散发着对灾区发自内心的怜悯之情。

一位企业老板率领员工主动承担起了运水清洁医院厕所的工作。“如果没人来干这件脏活,医院厕所半小时内就无法踏足”,芦山县人民医院的付学涛医生敬佩地说,志愿者所做的这些看似卑微的小事,对灾区提供了巨大帮助。

黄玉超与同伴们加入了志愿者的洪流,他们参与了取水工作——到河边装满一桶桶的水,拉到医院厕所里供冲洗用。这天晚上,他们还在医院大门外帮忙搬运了好一阵物资。

“虽然没有成为英雄,但我觉得心里很舒畅。”杨培松说,他有一种“找到出路的感觉”。而正是徒劳无功近两天后新找到的这个方向,让这群摩托志愿者感到自己的救灾之旅不算彻底失败。

这天晚上,芦山县旁阴雨连绵,这伙志愿者一直忙到深夜。最后,他们在医院大门外找了几块废弃的帆布,盖在身上沉沉睡去。

“如果今后还有机会做志愿者,我们肯定不会像这次这么失败了。”黄玉超惭愧地为这次救灾之旅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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