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秦旺 实习记者_张天赦
11月21日，中国深圳的张明阳终于拿到了几周前从加拿大订购的iPhone4S。
兴奋不已的他未必知道，刚到手的这部手机从深圳出发，又回到原点，其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环球之旅。
11月13日早上，这部手机同它的众多兄弟一起，离开了出生地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经由美国UPS运送到了香港，11月14日在香港停留了半天后（小部分留给了当地的零售店），又被装上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飞机，运到了东京，稍作停留后又被运到了下一个目的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苹果北美的集散中心，在这里，一起旅行的兄弟们终于要别离了：或被运到加拿大的埃德蒙顿，或被转运到美国各个苹果零售店及AT&T营业部，中国水货代购大军正在伺机等候购买。
11月19日，在旅行了35000公里后，这部手机终于从埃德蒙顿回到了深圳，张明阳为此花费了4300元。张明阳却认为很值得——iPhone4S在中国还未上市，而且即便正式上市了，价格至少也在5000元左右。
事实上，这个海外订购的计划张明阳已经盘算了很久。无论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或者香港版本，尽管都是“Made in China”，价格都会比中国便宜。
这是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中国虽是iPhone全球旅程的出发地，但中国人要想买到实惠的iPhone却要绕道国外，而中国分明还是这个产品的原产地。
自2001年加入WTO后，富士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产出了iPod、iPhone和iPad，摩托罗拉的Razr手机，索尼的PSP和PS3，微软的Xbox360，任天堂的Will等诸多风靡世界的消费电子产品。毫无疑问，它们是WTO为中国带来的资金、技术、就业和出口所产下的结晶，但十年来，这些结晶一直在优惠供应全球，中国人却无法优惠地消费它们。
中外有别
十年来，中国一直向世界供应着物美价廉的商品，但就是不能便宜地卖给中国人，尽管你不解甚至生气，可它的确是个事实。
苹果的iPhone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张明阳手中的iPhone 4S加拿大售价约为3940元人民币，据调研机构iSuppli的分析，其材料成本不过188美元（约1190元）。
这些材料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中国长三角或者珠三角的某个小镇上生产的iPhone镜头、耳机还有传感器；有三分之一来自韩国的显示屏和闪存存储器制造商，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美国、日本或是意大利的高端配件商。
无论配件来自何方，最后都要汇集到中国深圳，在富士康组装成iPhone成品。组装前它们的总身价不过几百元，组装成后却高达数千元。准确地说，在富士康这些元器件合力完成了自我升值，所以它们产生了增值税。
所谓增值税，是指在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环节，只要产生了新的价值，就对新增加价值征税的税种。
按照中国税率，无论是韩国LG的显示屏，还是东莞大立光的800万像素镜头，都产生了17%的增值税，LG显示屏价格约为235元，一旦征税，这部分就得多加40元，同理手机镜头成本也将从原来的112元增加为132元。如此类推，每样零配件都加上增值税，最终iPhone4S成本就将超过210美元。
不过此时，特殊情况又出现了。按照中国自1985年就开始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只要产品用于出口，所进口的电子零配件就可以在海关进口手册中加以记录，免收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同时电子产品类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产生的增值税，几乎也能给以全额退还。
这等于让苹果节约了材料成本，为iPhone4S超过58%的利润率作出了贡献。换句话说，张明阳手中的iPhone在离开中国时相当于没收税，但它要正大光明再次返回中国销售时，缴税就不可避免了，于是一部在美国售价599美元（约为4050元）的iPhone4裸机，在中国销售后就变成了4999元。
增加的部分就是整部手机17%的进口增值税，约为850元。尽管从2003年中国就取消了手机整机3%的进口关税，但还是必须缴纳17%的进口增值税，同国内品牌销售一部手机要缴纳的增值税比率一样。
“美国没有增值税，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中国为17%和13%两档。”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教授沈肇章说，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属于增值税征收比较高的国家。
于是，较高的增值税与中国鼓励出口的政策混合起来，一个内销与外销的价格剪刀差，就这样诞生了。张明阳自2003年从香港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以后，就常常纳闷：都是中国内地生产，为何出口到香港、美国和日本的产品，价格却比中国内地便宜呢？尽管他不清楚原因，但意识到了这个价格差的存在，并从此爱上了“水货”。
出口便利
水货，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奇观，实际上就算很多正品行货，也像水货那样，都是先出口后再进口到中国内销的。比如早前的佳能打印机和耐克运动鞋，都在中国内地生产，却不直接在内地销售，而是先出口到香港，打上香港的铭牌后再进口到内地，经历了“香港一日游”后，佳能打印机和耐克运动鞋的价格也完成了升值。原因是什么？答案还是税收。
事实上，除了免征增值税，中国的企业只要出口产值达到总产值70%以上，还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的优待。比如身为代工之王的富士康，相比内销企业，缴的税就少得多。2009年，富士康深圳的出口额约为2176亿元，一街之隔的华为销售收入为1491亿元，但根据深圳税务局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富士康缴纳给深圳的税收仅为5.99亿，而华为上缴利税则高达22.6亿元。所以，尽管只赚取代工组装费，但富士康的利润有时甚至比某些品牌商还要高。
而享受了税收优惠，富士康也因此受到严格管控，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说，富士康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进口零配件数量必须与出口产品数量相抵，而且产品必须先出口到国外，不能直接在国内销售；否则，一旦被查处，富士康就会面临偷逃税务而遭到严惩。
“这就是中国出口加工体制的特点：税收诱导、严密控制，一切都是为了把企业引向出口，除非商务部某天说要改变出口加工体制，否则内销价格永远高于外销。”林江认为税收只是这把剪刀差的表面，根子在于维护出口加工体制。
当然，富士康也有效利用了这种体制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供货效率。对于它这样的代工厂而言，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产品大部分出口，进出口通道可谓生命线，其效率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
2003年，郭台铭亲自在深圳引进了保税工厂的概念，简单说，当货物从国内进入保税工厂后，就不用缴纳任何关税和国内税务，最后看是内销还是出口再来收税。成立保税工厂后，深圳海关在皇岗还设立了专用通道，对富士康的鸿富锦联网保税工厂实行24小时通关服务试点，该试点前方悬挂的识别系统会立刻自动读取司机和车辆资料，如数据对碰正常，闸门开启，车辆放行。整个通关过程，司机放行一辆车只需4-5秒，而传统的检查方式则需要1-2分钟才能放行。
深圳海关的流程创新，实际上减轻了富士康经营的成本，富士康只要在网上接受苹果的订单，通常会在48小时（最长不超过72小时）就能开始定制。富士康内迁成都时，也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数十条便捷通关的要求。根据富士康的要求，成都政府到中央启动了频繁的申报公关活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7月22日正式申报，10月18日即获得国务院批准，可谓闪电落地。
内销艰难
内销企业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他们要缴纳增值税，得不到出口退税，还要缴纳营业税，进口零配件和原材料，审批时间又长，还得缴纳进口增值税后才能用于内销。这些限制加起来，意味着企业要做内销，也只能大幅抬高价格才能获取与外销相匹的利润。
“有国内经销要进货，出价比国外要高很多，但即便高15%，我们也不出售给他们。因为出售给他们，我们就少赚很多。”深圳一家做电子摄像头出口的企业老板如是说。
张明阳也时常郁闷，为何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十分之一，却要多花费上千元才能买到同款产品，以前他觉得是洋品牌定价不同，可就算是民族品牌的联想，最新推出的平板电脑Tablet，内地裸机售价为4999元，香港却仅为3300元左右。
联想另一款平板电脑LePad A1-07中外差价更大，这款产品中国售价2499元，在美国为199美元约合人民币1250元，价格几乎相差了一半。道理也很简单，出口的联想成本低，内销的联想成本高。
实际上这种加工贸易体制的保护，还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中国人享受价廉物美的结晶。2009年底，郭台铭曾公布了他的万马奔腾计划——打算2011年在中国内地开出1000家3C零售连锁店，到2014年开出1万家。
郭台铭曾这样解释他搞零售的初衷：“客户要买一台电视，我们的工厂就近，很短时间就能生产，既缩短了供应链，减少了库存，也把很多的中间环节的成本降低了，这样消费者可以得到又快又便宜的产品。”但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就算是自建渠道，富士康也不可能以出口的优惠，售卖自己代工的商品。郭台铭原本的千店计划，现在只开了不到200家。万马奔腾如今变成了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