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退休常委中，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出书规格最高。他也成了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选集的中央领导核心。
文_黄昌成
2013年5月，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新书《闲来笔潭》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所收录的，大多数是吴官正退休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
此外，该书还收录了吴官正夫人张锦裳的回忆文章《相伴五十年》。该文与吴官正本人的自述和感怀一起，折射出曾身处中共最高层的吴官正，其个人性格及为官之道。
近两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出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共十四大以来，共有19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退休，除了刚刚在去年十八大退下来的7名常委，以及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和病逝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外，其余10人均已有著作公开出版。其中，以十四、十五届政治局常委的著书阵容最为强大。
早前中国高层领导者退位后，大多还停留在以写革命战斗历史回忆文章的叙事层面，缺少以个人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中国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体系。1991年，中共元老薄一波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开始逐渐建立这一高官退位之后言说的体系。
2009年，退出政坛6年之久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当时有评论认为，朱镕基出版涉及个人从政生涯的书籍，显示大陆卸任高层官员已逐渐建立起退休后著述的惯例。
著作多为工作文稿
在上述众多退休常委中，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出书规格最高。2006年8月，离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尚不足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江泽民文选》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也成了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选集的中央领导核心。
目前来看，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的著作，有类似西方官员的在位时决策的回忆录，也有退休前的工作讲话、文稿，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社名为毛泽东亲笔题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官方出版社。
除人民出版社之外，越来越多的常委青睐与自己的著作主旨最为符合的专业出版社。例如李瑞环的四本著作均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是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出版重地；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刘华清回忆录》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李鹏是常委之中笔耕最为勤奋的、出书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著作所牵涉到的出版社数量也是常委之中首屈一指的。去年6月，李鹏出版了他最新的一本著作——《李鹏论宏观经济》，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已经是李鹏退休后出版的第七本书籍。在《李鹏论宏观经济》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关于三峡、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事等六本日记体回忆著作，分别由中国三峡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出版发行。
由于著作颇丰，不少常委的稿费也相当不菲。据媒体报道，曾在延安学习的李鹏，一次性将300万稿费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每年资助延安大学1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5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复旦大学校友李岚清将个人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母校，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2010年，江泽民也用稿费捐资设立以自己的养父江上青烈士为名的教育基金。
“海里的水有多深”
与此前退休高官严肃而正经的回忆录不同，《闲来笔潭》乃吴官正将自己退休后“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诸多所得收录成辑。这应该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退休后所出版的第一本具有文学趣味的著作。在风格上，它与吴官正本人已经出版的前三部作品亦有显著差别。
“他将此文集取名‘闲来笔潭’，即‘写的东西像一个潭，一般不大，深浅也无标准’。”《闲来笔潭》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一部主任张振明说。
但因为作者曾经身居高位，其文字中流露出来心迹也足以让读者玩味无穷。例如作者写自己进京到中纪委工作后，梦见有人这样议论：“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
在中国政坛，有将最高领导层办公的地方简称为“海里”的习惯。据张锦裳在《相伴五十年》一文中透露，在十六大召开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找正在山东担任省委书记的吴官正谈话，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要么到全国人大安排个副职。”
巧合的是，另一个原政治局常委，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曾在书中透露了自己从地方到中央工作的过程。
自1989年就进入中共高层的李瑞环，先后掌管过意识形态领域和全国政协。从2005年开始，他相继出版了《学哲学 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务实求理》和《看法与说法》四本著作。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通知李瑞环到北京任职。李瑞环对李鹏、杨尚昆说，自己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
以上细节由李瑞环在2010年4月出版的《务实求理》一书的序言中透露。该书 70多万字，其中很多文章和讲话都是李瑞环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刻、在重要的会议上阐述的思想和观点。
特殊的读者
作为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都需要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审核。据《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组组长黄书元透露，对该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字都没有改，也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
有迹象表明，有些著作还没出版就已经在官员和同僚之间传阅。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曾经在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上说，他最近看了李瑞环的文集，里面的一个故事把他“逗笑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神农架地区很多野猪横行，赶也赶不走。有人想了个办法，把狮子、老虎等猛兽的声音录下来，支起杆子，用大喇叭放出来。一开始，野猪还真害怕，吓跑了。
“但是过段时间之后，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有危险。后来野猪把杆子都给拱倒了。村民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刘云山说，“这个故事谈的就是‘空谈误国’”。
这个故事是李瑞环在今年3月出版的《看法与说法》上提到的。现在，“空谈误国”和另一个词语“实干兴邦”一起，由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的强调，成为中国政坛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发生在新老常委之间的故事总是值得留意。2009年10月，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德国，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前，转交了江泽民撰写的有关能源和信息技术问题的两本英文版专著。
无独有偶，201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典的前一个月，《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一书出版。上海市举行出版座谈会，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要求全市做好宣传发行工作之余，更说江泽民任上海主要领导的四年是“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四年”。
《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曾评价，退休后的江泽民，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用不着演讲和著书立说，只须轻轻拿起电话筒即可。但做过中国“最大的官”的江泽民自己却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历史的解密
不少领导人在自己的书中都会谈到退休这一话题。吴官正在新书中说自己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说的话是：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而据《务实求理》披露，李瑞环则将自己的告别演说的主旨定为“让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虽然已经退休，但因为身份特殊，这些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的书涉及的大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有些书甚至还有他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件，很多重大决策、重要政策出台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解密。因此类似的书籍一出，均引起极大关注。
《朱镕基讲话实录》首次公开披露了很多珍贵历史照片，还有朱镕基的亲笔批示、手稿原件的影印等。通过照片批件，读者可以看到领导是怎样批复一个文件，一个决策信息如何运转的。该书仅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35万套。而2009年8月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量早就超过150万本。
在《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中，可以看到在1990年，其时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的乔石，曾强调政法委必须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不论哪一级的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乔石在书中还多次提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的中央书记处。曾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透露，该机构曾经批准了1985年武警部队的人事变动和1986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召开。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明确了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这个机构同样出现在其他领导者的传记中。据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讲述，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他把中央书记处这个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领导。
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时，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与1982年的提法略有出入。
在《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中，有一个事件可以印证这个微妙的变化。在1991年1月，当第18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人库恩认为，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扩大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是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使其（常委会）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