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思郁
苏珊·桑塔格的日记,最早一篇记录于1947年11月23日,其时桑塔格十四岁,日记中提到一句话说,她相信“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智力”。桑塔格的日记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编选三卷出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卷《重生》。这一卷的最后一篇记录于1963年的年底,桑塔格三十岁了,她早早经历了婚姻,有了儿子戴维,遭遇婚变,再加上性别困惑,掺杂着爱情的痛苦,但是却从未放弃对自我意识的形塑:“从幼年起,我就一直享受对获得知识的狂喜。但狂喜就是狂喜”,“知识的‘渴求’就像性渴求”。
戴维在日记的序言中提到他编选母亲日记时所依赖的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时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向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质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命名为‘重生’。”在桑塔格成名后,引发了许多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很多人觉得她势利、精明、傲慢、野心勃勃,为了成名不顾一切。但是这个形象在这部日记中得到了部分摧毁:在这部日记中呈现出的桑塔格形象与其说颠覆性的,不如说是更日常化。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女人:对未来的不确定,对自我意识的模糊不清,对爱情的迷茫,一如青春期的任何女人。她所谓的“重生”更多地是因为对自身性别的不确定,与男生亲吻所产生的排斥,而后与她的第一位情人哈丽雅特相爱唤醒了她的同性意识,伴随这种性意识而来的是她真正的觉醒,即对一种持之以恒的智力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学院与苦修僧式的,而是体验和充满激情式的。
在194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她已经得知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生活:“我到芝加哥后,真的会知道干什么—我会马不停蹄地出去,抓紧体验,而非等体验来找我。”这则日记的结尾处她写到:一切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而后在1949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她则记录下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就明白我无法忍受干白领的工作,我无法指望上大学、看书、写作之后还能干什么工作挣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日子。”
这种矛盾的心态一生都在折磨着桑塔格。她不愿教书,写无聊论文,耗费生命,她渴望更为精彩与丰富的生活,她最终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依靠自由写作、出版、演讲和各种写作基金生活。但是在大学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选择了嫁给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她对这桩婚姻有着清醒而悲观的认识。1951年的日记只有这一则,写于1月31日:“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的充分的意识和恐惧,我嫁给了菲利普。”其时桑塔格刚刚十八岁,菲利普二十八岁。1952年9月,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了。
此后的日记,婚姻与争吵、思考与阅读并行不悖。除了新近结婚这两年,桑塔格从未放弃过思考与阅读。她的阅读量大得惊人,日记中不断地出现各种书单,她也随手记录下各种看法。她的情人哈丽雅特刚认识她的时候就意识到,桑塔格有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她想把整个图书馆都装进脑子。写作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阅读。而她的写作意识的觉醒却是在逃离婚姻后,与哈丽雅特重新在一起。
1959年11月的日记中,她开始意识到同性的生活改变了她的写作:“性高潮集中。我有着想写作的强烈欲望。达到性高潮不是拯救,而更是我的自我的诞生。我找到了自我才能写作。”而后12月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我想写作的欲望是与我的同性恋有关的。我需要这个身份当作武器,以对抗社会反抗我的武器”,“它并不能证明我的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会给我一张许可证。”
写作变成了她唯一依靠的可以对抗整个世界、反抗平庸生活的决心:写作就是存在,写作就是成为她自己。这才是她真正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