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名抗议者被警察抓获。早些时候，数百名警察对祖科蒂公园进行了彻底清场，使得这场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广告克星》杂志的创立者凯拉·拉森。
“占领华尔街”运动早期的海报，极富创意的设计吸引了众多民众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文_ Mattathias Schwartz 编译_ 凌奥幸
每天晚上，凯拉·拉森（Kalle Lasn）的固定活动是对每一期《广告克星》（Adbusters）杂志进行整理，并将其中的每一页裁剪下来，装进文件夹的活页袋内，有时候他还会将原先的文章草稿一并贴在剪报上。由于每晚忙于整理剪报，拉森根本没有时间关注晚间新闻。所以直到今年11月15日的早间，他才得知当天凌晨1点的时候，数百名警察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祖科蒂公园进行了彻底清场。
如果说有人要对祖科蒂公园的示威活动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拉森。由他创建并领导的《广告克星》杂志，是整起运动的倡议发起人，占领运动的起始时间及名称都是由他制定的。
现年69岁的拉森与妻子住在温哥华郊外的一座农场里。他于22年前创立的《广告克星》是一本著名的反消费主义杂志，它将发达国家的生活现状描述成是自然环境崩溃的元凶，精神空虚的人类在满足永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时，也在不断地向毁灭之路一步步迈进。
在祖科蒂公园被彻底清场的那个晚上，《广告克星》杂志曾向9万多名网络用户发送了一份最新的占领运动简报，提议全美的占领运动参与者们在12月中旬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同时撤出露营地。而仅仅数小时之后，纽约警方便开始发布通知，将祖科蒂公园列为危险及脏乱差地区，同时要求示威者离开此地，以方便进行清扫。拒绝离开的示威者遭到了警方的逮捕，而他们留在公园的所有物品都一并被卫生部门收走，放置在西57街的一间仓库里。
警方的清理引发了示威者的抗议游行，在双方整夜的对峙之后，示威者最终得以重新进入祖科蒂，但他们不准带入睡袋、雨布、帐篷等物品，而且进入人员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公园规定，同时警方还在公园附近设立了严格的媒体警戒线，并封锁了从周边街道进入公园的入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长达59天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运动，已在大清场中宣告结束。
拉森将警方的清场称为“一场军事行动”，并将其与在叙利亚发生的血腥叛乱事件联系在一起，甚至，他还认为，这场清理对整个运动来说并非一件坏事，而是一次变革的契机。“这意味着整个运动的升级和扩大。”拉森说，“离变革又近了一步。”
拉森和自己的搭档、《广告克星》的资深编辑迈卡·怀特（Micah White）很快制定出一项“后祖科蒂时期”的计划，倡议示威者们终止第一阶段主要以露营为主的示威方式，并转向更为激烈的示威形式，针对的目标转向更多的商业机构。
运动开始之前
长期以来，拉森与住在美国伯克利的怀特主要通过邮件交流，两人在来往的邮件中想出了很多好点子，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中一个。今年6月初，《广告克星》在给用户发送的邮件中写道：“美国需要自己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即开罗革命的地标）。”第二天，怀特在邮件里回复拉森，称自己“对占领华尔街这个主意感到非常兴奋”，并认为应该将这一想法转化为现实，同时为这一活动建立一个单独的网站。两人经过几番讨论后，最后于6月9日注册了OccupyWallStreet.org网站，这个网站后来成为整个运动的虚拟大本营。
现年29岁的怀特出生在一个双种族家庭，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但他从未在任何一方的族群里找到归属感。从学生时代开始，怀特就喜欢以一己之力对抗权威，常常做一些违反学校规定的事情，高中时甚至还不顾校长的反对建立了一个“无神论者俱乐部”。大学毕业后，怀特写信给拉森毛遂自荐，两人的忘年交及事业合作就此开始。
出生于爱沙尼亚的拉森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童年的记忆总是和德国难民营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只要时机适合，一点零星的火花也可以触发世界大战的发生。难民营生活结束后，拉森跟随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光。大学毕业后，拥有应用数学学位的拉森，起初为澳大利亚军方设计战争电脑游戏，后来在东京开办了一家市场研究公司。
这个工作使拉森意识到，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名人效应，以及诱人的理念和宣传口号，就可以很轻松地将自身的想法植入大众脑中。市场研究的工作也给拉森带来了财富，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地周游全世界，并毫无顾虑地投入到实验性电影制作与环境保护的工作中。1989年，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遭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拒绝后，拉森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永远无法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受此启发，他决定与当时合作的摄影师比尔·施迈茨（Bill Schmalz）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即《广告克星》。
根据拉森的说法，《广告克星》在全球拥有7万份发行量，这本杂志不刊发任何广告，完全依赖报摊售卖以及捐款来维持生存。杂志支持过很多反消费主义的运动，今年春天还推动过对星巴克的抵制活动，称这间连锁咖啡公司对很多本地小型咖啡馆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它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困难。
今年7月初，拉森和怀特两人一直在讨论占领运动的起始时间。起初，怀特建议应该选在2012年7月4日，以方便示威者们进行充分准备。但是拉森认为政治坏境会在这一年中发生巨变，所以提议时间应该提前到今年9月末。两人最后决定将日期定在9月17日，这一天同时也是拉森母亲的生日。《广告克星》随即在7月13日向订户们发送了第一封关于这场占领运动的“战略简报”。
这封“战略简报”在网络世界得到了高度关注，占领运动也随着邮件的转发和在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的传播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怀特说：“以往类似的活动在进行宣传时，总是需要大量的苦工和劳作，但回应却往往并不令人满意，就好像从山脚往山上推雪球一样，吃力不讨好。”但是这次的活动因为使用了社交网站等宣传形式，所以与之前往往难以推进的其他活动大不相同。这封邮件为占领运动吸引来了一些早期参与者，住在费城的贾斯汀·塔尼便是其中一位。在拉森发送这封“战略简报”15分钟后，26岁的贾斯汀·塔尼便在自己的网页阅读器上收到了相关消息。第二天，塔尼在OccupyWallSt.org网站上进行了注册，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帮助运营这一网站。
但是不同的示威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理念和想法，所以矛盾与争吵也时有发生。而在内部冲突之后，示威者们最后达成一致，同意施行“水平化”组织形式，并举行所谓的“全体大会”来整合不同示威人士之间的分歧。大会遵循透明化原则，任何在场的人都有权参加，都有权发表意见。大会没有领导机构，也没有领导者，只有几个协调者。协调者主要任务是负责召集大会下的几个工作组开会，工作组以功能区分，例如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或社会福利问题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权力将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每天晚上的大会。在大会上，任何人发言时，其他人都要表示欢迎；如果自己不赞同其言论，则需表明自己认为对方的意见需要经过进一步讨论后才能执行，不得公开斥责。
在怀特看来，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理念传播出去，使人们走上街头”，但是运动不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控制”。
黑色信使包
9月17日是一个周日，早上11点，化名为P的小学老师（因为担心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位老师要求以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出现在本文中）离开自己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坐上一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他是隶属“全体大会”下的“战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一下属组织主要负责确定占领运动的地点。
P乘坐地铁抵达保龄球草坪，手里拿着一个黑色信使包，脸色淡漠的他从一排身穿制服、牵着狼狗的警察身边走过，向着公园的出口方向走去。在保龄球草坪之外，华尔街著名的公牛雕像已被路障层层围了起来，而一条通向华尔街股票市场的道路也被封锁起来。P老师手中的黑色信使包里装着一个急救箱、一个瓶装的液体抗酸剂、一些用做治疗催泪瓦斯及胡椒喷雾伤害的纯净水，以及上百张复印地图，这些地图主要用来告知示威者可以进行活动的7个潜在地点。
“我们认为传统的通信方式最为有效，”P说，“如果我们使用群发短信或者Twitter等社交网站进行联络，警方就很容易追查到发信的源头。”与大多数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人士一样，P也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愿意投身于消灭任何不公正以及不合法的社会系统，或至少根除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
在保龄球草坪，几百名示威者已经整装待发。“全体大会”早在一个星期之前便开始囤积食物，并制定援救计划以及分发传单。但是其中很多人仍然对占领运动的影响充满怀疑。25岁的电影制作人玛丽莎·霍尔姆斯（Marisa Holmes）是“全体大会”的一名协调人，她说自己当时与很多朋友都认为，这场运动在几天之内便会宣告失败。
负责传递地图的P很快在公园内发现了两位“战略委员会”成员。P回忆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三名20多岁白人男子当时都十分紧张。他们经过侦查发现，地图上标注的2号地点即祖科蒂公园，人烟稀少，附近也几乎没有警察进行巡查。这座公园由私人掌管，根据当地法律，当其他公园在夜间或其他宵禁时间内关闭时，祖科蒂这样的私人公园必须24小时开放，以满足市民的娱乐需要。
很快，地图便被分发了出去，示威者们之间也互相通知“在三十分钟以内去2号地点”集合。第一批抵达的示威者集结成不同的小组，吃着花生酱三明治在树下就坐。到了午后，大约有1000多人抵达了该公园，并举行了“全体大会”。当天晚上，当P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已经有大约300多名示威者成功地在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
在这之后的几周内，祖科蒂公园的示威者越来越多，除了露营的帐篷以外，示威者们的配备也更加齐全，他们不仅可以使用无线网络，还有厨房可以做饭，以及可供借阅的大量书籍。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每天下午都有数百人集合在祖科蒂公园，每个人目的不一。一些人带着相机试图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一些人把这里当做庇护所，只为了寻找一些免费的食物和医药治疗；而另一些人则对当中进行的政治对话十分感兴趣，而正是这些人才是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相信这场运动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清场之后
随着活动的深入，占领运动的早期参与者们发现越来越多人士的加入，也带来了更多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对于这些早期参与者来说，他们所呼应的不过是当年《广告克星》发送的那封“战略简报”；而新加入运动的普通民众们，则代表着从自由主义到暴力无政府主义等不同的政治态度。对于“全体大会”来说，在这些彼此之间甚至互为矛盾的政治诉求中，很难寻找到一个能够得到众人共识的结果。
霍尔姆斯说：“‘全体大会’确实不错，但它在决策方面并非有效。”她期望能够成立一个“发言人委员会”机制，从而在示威者群体的每日活动中起到有限的管理作用。虽然表面上，整个占领运动对于“领导”以及“权威”等词汇有所顾忌。但事实是，一些示威者在活动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领导力，而霍尔姆斯就是其中一位。
当然，“发言人委员会”的提议在“全体大会”上遭到了一些示威者的激烈反对。一些大会下属的小型组织也担心，委员会的建立会让整个占领运动的发展偏离原来的初衷。但是基于对当时混乱局面的担忧，这一提议最终还是通过了。
不过，整个占领活动所采取的“水平化”组织形式，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占领运动的样本，类似的“无领导”、“协调人轮换制”以及“无固定示威要求”的形式，也出现在东京、悉尼、马德里以及伦敦的示威游行活动中。这种“水平化”组织形式如同Linux这种开源软件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占领运动的“工程师”，为整个活动添砖加瓦。
时至今日，占领运动已经得到了各地人士的支持，这场运动的理念和口号既可以在建筑物涂鸦上出现，也可以在阿尔·戈尔这样的政界名流的Twitter页面上发现。不过终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内容意义还是大于形式意义。正如运动口号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静坐的方式，将自己的诉求大声、直接地表达出来，而不是将对社会的不满通过间接的手段传导给政府。
而对于拉森来说，发生在祖科蒂的清场事件并不意味着整个占领运动的失败，而是给所有示威者带来了一次契机，示威活动的形式和地点也由此可以变得更加多样化。而在11月18日发生的新一轮示威活动也验证了拉森所言非虚，示威者们再也不是安静地坐在公园里露营、讨论，而是试图关闭纽约股票市场，并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发起静坐抗议，祖科蒂公园内的示威人士还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其中有200多名示威者被逮捕。为了响应当天纽约占领运动，美国其他各地人士也在芝加哥、圣路易斯、底特律、休斯顿、密尔沃基、波特兰以及费城等地的大桥上举行示威活动。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场运动的中心都将从纽约蔓延开来，在其他地方扎根发芽。而对于活动最初的倡议人之一怀特来说，这一切仿若梦境一般，几个月前还只是存留在电子邮件中的对话，现在已经成为实际发生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未来走向如何，甚至连倡议人自己也无法确知。正如拉森在祖科蒂公园清场事件之后所说的：“原来的局面已经完全被推翻，现在该轮到新一轮棋局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