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许智博 山东威海报道
三年前，26岁的刘贵夺在大连劳动中介的牵线下，乘船来到石岛港。
彼时，这个年纪不大的黑龙江青年，如同许多80后农民工一样，在初中辍学后先是在家务农，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石岛是北方最大的国家中心级渔港，位于黄海边，距离威海一小时的车程，与大连隔海相望。刘贵夺想在这座渔港立足，唯一的经验，就是在2000年左右，他当过船员，有过短短的两天出海经历。
在石岛，刘贵夺与当地的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鑫发水产）签了合同，成为了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上的33名船员之一。“鲁荣渔2682”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2000年5月起出海作业。和石岛大多数远洋捕捞渔船一样，它的作业水域是西南太平洋阿根廷外海和东南太平洋。
2010年1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的船员们，按照习俗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渔船满载而归。仪式结束后，渔船在残留着火药味道的港口起锚，驶往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在浩瀚的大海上，接近与世隔绝。
但半年多后，这艘渔船却上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它先是莫名地从既定的捕捞海域消失，一个多月后，又诡异地现身日本海域，动力全无，船员人数锐减。种种迹象都显示着，这艘远洋渔船上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号船拖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
后来警方的消息则更让人惊诧：消失的22名船员中，20人被杀，2人失踪；回来的11个船员中，竟然全部参与了谋杀，首犯正是刘贵夺。
2013年7月19日，这个特大刑事案件在山东省威海市中院法院宣判：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李承权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的量刑从死缓到有期徒刑4年不等。
淘金梦
出海时，“鲁荣渔2682”的33名船员在构成上泾渭分明：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和二副王永波三个大连人是多年的好友，他们通过熟人关系，召集来更多大连籍的职业船员组成了“鲁荣渔2682”的管理层，其中，船员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都是二副王永波的亲戚，来自金州的温斗、温密兄弟分别担任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夏琦勇是伙食长。
黑龙江人刘贵夺和其老乡姜晓龙、刘成建等人，也通过大连的中介公司介绍上船；随后被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四个内蒙古人，以包德格吉日胡（下称包德）为首。这批务工者中，90后的黄金波虽然来自内蒙古，但却与刘贵夺走得更近。
他们有着诸多共性，大多小学、初中文化，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海洋淘金梦：温斗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奶粉钱再次选择了出海；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老家在黑龙江的大学生马玉超则是33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毕业后工作一直不如意的马玉超希望 “出去闯一闯”，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不再仰人鼻息，结束在大连的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
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水产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与此同时，合同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职务工资。
这些没有出海经验的新船员在起航之前，都颇下了一番决心。马玉超上船前给母亲冯桂杰打电话说：“今天要走了，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妈你别想我，两年就回来了，就当我出去上学了。”在安抚了母亲之后，他又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若有缘，两年后再见。
文化程度不高的冯桂杰当时对远洋“鱿钓”一无所知。她曾心疼地提出要从大连去石岛港送行，马玉超体贴地拒绝了母亲的好意，他说，“妈，我太了解你了，告诉你我公司的地址的话，你就会跑过来拽我回去。”
丁玉民也曾安慰妹妹说，你就当我蹲了两年的监狱。
在一番离别之情中，“鲁荣渔2682”载着33人开始了淘金之旅，其中职业船员有10人，还有18个没有任何海上生活经验的打工者。
从起锚到航行至作业海域的这段时间里，对远洋尚有的新鲜感和无事可做，让船员们相安无事，等级和地域的差别并没有让大家产生什么隔阂，很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还能聊到一起，少数人克服了晕船，马玉超还坚持写着日记。春节时，船员们第一次用卫星电话依次向家里报了平安，说过节改善了伙食。
将近3个月的航行后，“鲁荣渔2682”到达了作业海域，船上的生活因为“鱿钓”作业开始上紧了发条，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海天一色中，船员们的日子机械重复，枯燥无味。
根据船员冯兴艳的供述称，在“鱿钓”开始之前，船长李承权向他们宣布，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要钓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后来李承权在法庭上的解释是：如果完不成钓鱼量，公司会给保底工资，每月1000元；如果钓到鱼，就按照月工资加提成计算。但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很多没有经验的船员并没有去仔细计算自己的工作量，注意力还在掌握“鱿钓”技巧上。
2011年“五一”时，船员们向家里打了第二次电话，丁玉民对妹妹说，原本担心自己干不了钓鱿鱼，但开工之后，发现并没有多难。冯桂杰在电话里，对儿子的态度也从担心转为了鼓励。
众多从事“鱿钓”的船员中，刘贵夺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排在所有船员的榜首。
如果只看纸面上的产量，似乎每个船员完成指定的任务没有问题—但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冬天里，船员要维持这样的产量，劳动强度超乎想象。后来手上沾了20条人命的刘贵夺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船员们开始计算自己能否完成生产指标，刘贵夺最后算下来，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够还登船前在岸上赊下的烟钱。后来同样成为谋杀主犯之一的姜晓龙称，“钓了2个月左右，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猜疑和不信任，慢慢将新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
高压气氛在这艘不到40米的渔船上悄悄蔓延。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开始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让人震惊的串谋：劫船，回国找公司算账！
崩塌的底线
“劫船”最先由谁提出，已经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在11个活着回来的人中，姜晓龙供述是刘贵夺最开始找他说了三次，而刘贵夺则说，是“内蒙古帮”的领头人包德先找他商量了三四次，两人定下来后，才陆续找人串联。对于这个说法，后来死于杀戮、葬身大海的包德，则已经没有可能表态。
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开始行动。懂得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他也行”，会计算油耗的马玉超则坚持说他不动手。一些老实的船员不想犯险，大多以“没有想好”搪塞了过去。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进行了一次燃油补给，船长李承权对于这个夜晚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预感。不到晚上11点，他便已经在船体第三层舵楼的船长室睡下。11点多，刘贵夺等7个人拿着杀鱿鱼的刀和绳子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拽起来。刘贵夺让他起锚回国，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这个小他15岁的年轻人捅了一刀。
“刘贵夺说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李承权后来交代说，“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李承权最初拒不合作的态度，招来的是刘贵夺和包德等人用铁棍的殴打。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他被拖到舵楼。轮机长温斗用一个船员的头发当线，用针将李血流如注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缝合—在后来诸多份杂乱的描述中，温斗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无人说清。
陷入困境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第一次杀戮正在舵楼外的舷梯上发生。听见船长室的声响，平日与李承权私交不错的伙食长夏琦勇操刀冲上舷梯要求见船长。 负责把守着舷梯的姜晓龙非常紧张，他拿着刀对着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为“老夏”的中年男子比画着说：“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夏、姜二人扭打起来。姜晓龙捅了夏的后背两刀，刘贵夺从舵楼里冲出来，趁乱向夏的左腿和臀部各捅了一刀，并喊来同乡刘成建，命其将夏的腿打折。夏琦勇抓住其中的一把刀刃，但腿被铁棍击中，最终姜晓龙的刀刺中了他的胸口。
姜晓龙后来的回忆甚至出现了些许模糊：“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说‘姜哥，别捅了，人还没死呢’，我才有点清醒过来。”
恍惚之间，姜晓龙还记得当时温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回答说：“不会的，要不是老夏硬往里冲，（我）也不会弄他。”
目睹夏琦勇倒下后，李承权在逼迫下用卫星导航为渔船设定了回国的航路—经过夏威夷，进入日本海，最后回到中国。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绑了起来。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也被关闭。
船起锚后，姜晓龙看倒下的夏琦勇像死人一样脸色发白，眼珠一动不动，便和刘成建及一名内蒙古籍船员一起，想将夏抛入大海，或许是因为紧张，他们第一次没有拽住，夏琦勇从舷梯摔倒一层的甲板，三人又下到甲板，将他扔进了海里。
夏的死在船员们的人性底线上悄悄打开了缺口，杀人变成了一件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崔勇回忆，姜晓龙在劫船第二天拉他入伙一起看管管理层时，曾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杀人的事不用你干，老夏就是我杀的。”
刘贵夺试图控制态势，命令将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姜晓龙等人轮流持尖刀、铁棍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管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
船员的住宿位置也被调整，船长和大副被软禁在驾驶室，负责燃油机维护的温斗、温密和大管轮王延龙住宿在机舱的四人间，其余大连籍船员，都换到二层甲板的十二人间住宿。
五天三次杀戮
尽管渔船已经自动行驶在归途，但劫船的船员们对管理层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在刘贵夺等人后来的供述中，他认为大连籍的职业船员们暗中试图重新夺回对船的控制权，阻止新船员的回国计划。
在渔船这个不到1/4个足球场大小的封闭空间里，猜疑参杂着恐惧，让船员们人人自危，琢磨着如何避祸保命—如果不能在这艘油漆斑驳的渔船上见缝插针，跨出船舷就是冰冷、无归的海水。高压之下，人与人互相接触、说话太多都能引来猜忌。
在太平洋上行驶了一个月后，“鲁荣渔2682”从南半球的冬季驶入了北半球的夏季，但紧张如冰的气氛并未缓解。五天之内，三次丧心病狂的杀戮再次打破了高压之下的平静。
第一次杀戮，缘于渔船的动力异常。“鲁荣渔2682”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更加警惕。看到平时二副王永波、岳朋、温斗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决定除掉后患。他们开始胁迫冯兴艳等人加入劫船，否则就将其扔进海里。为求自保，冯兴艳等人“归顺”。
7月20日晚，刘贵夺给参与杀戮的船员下的命令简短而冷酷：“留下大管（轮），把大车（轮机长）叫上舵楼后再动手，手脚都麻利点儿！”
“杀人小组”成员黄金波去敲机舱四人间的门，谎称渔船舵角仪出了问题，让温斗去舵楼检修。看温斗走出去后，黄金波、姜晓龙等五人冲进四人间内，黄和两名内蒙籍船员持刀看管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和刘成建直接将还在床铺上的温密乱刀捅死，然后拖出机舱扔进大海。
温斗丝毫没有觉察出即将笼罩他的厄运，当他从舵楼出来走下舷梯时，黄金波、刘成建和姜晓龙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对他下手。包德一刀就把温的身体“捅透了”。温斗慌乱中向船边避退，最后被四人顺势推入海中。
事后，姜晓龙说：“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儿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
随后刘贵夺、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等人，将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逼迫跳海的手段杀害。
这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刘贵夺看见他的样子还说：“你别害怕，我不杀你。”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马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后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大海。
对大连籍船员的清洗在第二天凌晨结束—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无论他们给或不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进了大海—至此，在夏琦勇之后，又有10条生命消失在大海之上。
李承权和大副付义忠天亮之后才发现少了许多人，同乡们的惨死，对原本处于船员层级金字塔塔尖上二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冲击—李承权后参与了施暴，而付义忠则试图伺机逃命，最终葬身大海。
从策划对管理层的谋杀起，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早已经明白“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成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头脑里天真的想法。
2011年7月23日，他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5000元钱，然后打到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有些船员在打电话时语无伦次，心情矛盾，劫船之后一直负责掌舵的丁玉民，就支支吾吾地没有对妹妹讲出那串银行账号。正是这第三次集体打电话，让很多船员的家属感到了蹊跷。但船员邱荣华、单国喜的亲属们并未多问，甚至凑钱汇了款。
沾血的“投名状”
就在刘贵夺为未来焦虑的时候，黄金波为他带来了一条消息，让刘的头脑再次瞬间充血。黄金波说，“内蒙古帮”的包德以老乡的关系拉拢他，对他称刘贵夺只想带着两三个信得过的黑龙江老乡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部杀掉，所以希望黄金波跟他们一道“反了刘贵夺”。
刘贵夺，这个成为渔船上实际头目的80后年轻人，当即决定除掉“内蒙古帮”以及与他们“走得近”的同伙。他叮嘱姜晓龙、刘成建看紧“内蒙古帮”的行踪，暗中以各种借口收缴了他们的刀具；他半诱导半威胁船长李承权说，自己手上已经有了七八条人命，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就必须要“沾点血”。见李仍在犹豫，他又刺激李称，王永波是包德杀的—这或许多少让李承权有了报复的念头，因为王李二人平时私交甚笃，以兄弟相称。这样的情绪加上保命的恐惧，李承权最终同意跟随刘贵夺。
一直没有参与杀人的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也主动找到姜晓龙，希望姜可以跟刘贵夺说情，让他们入伙。姜晓龙表示自己说了不算。在某一瞬间，姜晓龙也曾对二人流露出了自己的绝望：“跟我们干啥，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自己活哪天都不知道呢。”
对“内蒙古帮”的杀戮，也成为了对李承权等“新人”的“投名状”。7月24日，刘贵夺把尖刀交给李承权，让姜晓龙等已经“沾过血”的人拿着刀站在二层的甲板上，看着李承权带着王鹏、崔勇等人动手刺杀包德。
李承权等人向包德的腹部、后背捅了数刀，却没有放倒这个蒙古汉子。崔勇见包德被捅伤，赶紧将沾在手上的鲜血胡乱抹在脸上，大声喊到：“我沾血了！我沾血了！”包德挣扎着往外冲，又被等在后面的黄金波捅中一刀，绝望之中选择了跳海。
剩下三个内蒙船员见势不妙，已经顾不得穿上裤子、拖鞋，慌乱中纷纷跳海。被视为与内蒙船员们走得近的邱荣华、单国喜也在乱刀阵中选择了跳海了结生命。
“内蒙古帮”等6人被清算的第二天，刘贵夺再次将刀具收缴由自己保管，“不想再杀人了”。但他希望“安定”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仅仅一夜之后，又一场骚乱不期而至。
7月25日凌晨，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突然发觉燃油机转速表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他赶紧带人寻找原因，最终发现机舱底部进水。此时，他发现已经找不到大管轮王延龙。
船舱漏水是船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但那时候温斗早已被推入大海。
沉船的恐惧感瞬间笼罩在这些没有航海经验的船员心头，李承权再次显示出了船长的职业本色，他和刘贵夺阻止了想要跳海求生的骚乱船员，将他们有序组织起来，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将船逐步稳定下来。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一直被劫船者控制的大副付义忠，带着宫学军、丁玉民、宋国春三个同为大连籍的船员，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救生筏筏悄悄逃走，李承权发现后曾大声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但遭到拒绝，因为“回来也会被杀死”。
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杀身之祸—洋流又将四人送回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这一次，或许是认为遭到了背叛，愤怒的李承权没有再喊他们上船，而是说：往死里打。后来在法庭上，李承权辩解称，付义忠当时试图割断渔船的锚绳，他是为了船的安全。
就这样，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投掷钓鱿鱼用的两公斤重的铁坠，付义忠、宫学军、宋国春见状弃筏跳海，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只好跳海。
求救的宋国春被拉上渔船，已经开了杀戒的李承权怂恿刘贵夺，让“手上没沾血”的项立山和段志芳杀掉宋国春。项、段二人听到命令时，立刻愣在了原地，随即，担心被灭口的他们，不顾宋国春的苦苦哀求，剥下了他的救生衣，用绳子捆了他的手脚后，又在绳子上系上了五六个铁坠，黄金波也在一边“帮忙”，又往宋的衣服口袋里塞上了两个铁坠。
宋国春就这样被推下甲板，成为了最后一个遇害者。这条船上的生命消失了2/3，活下来的11个人成为了“全员恶人”。
陆地上的诱因
失踪的王延龙制造的机舱进水，让“鲁荣渔2682”彻底失去了动力。为了活命，李承权打开了关闭一个多月的通讯设备，发出求救信号—此时，虽然渔船已经进入了日本海域，但刘贵夺偷渡日本的美梦，也与渔船上的杀戮同时画上了句号。
与“鲁荣渔2682”失去联系后，鑫发水产所在的荣成市两套领导班子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个月前，他们请求过智利海军协助，将“鲁荣渔2682”的捕捞区域拉网搜查，却一无所获。7月25日，收到“鲁荣渔2682”求救信息后，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协助下，中国派去的渔政118号船将“鲁荣渔2682”拖回了它的出发地石岛港。
2011年8月12日9时，这艘神秘的渔船终于在荣成石岛靠岸。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这艘出发时载有33人的渔船，下船的只有11人。尽管刘贵夺和李承权曾组织过“幸存”的船员们串供，将罪行推到死去的包德等人头上，同时销毁救生衣、刀具等各种证据，把包括航海日志在内的“有字儿的东西”全部扔进了海里，但警方在船上发现的大量喷溅型血迹和人体组织，还是让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
随着案情逐渐清晰，无论是凶手的家属还是被害人的家属，都有一种不真实感。大连当地派出所里，当警察递给船员王鹏的母亲一张荣成警方的拘留通知书时，她如同遭遇雷击。她说，看到“涉嫌故意杀人”几个字时，她想叫，但嗓子是哑的，她想按指印，但哆哆嗦嗦怎么都按不下去。最后，三个警察抓住她的手，把手印给揿了上去。
崔勇的母亲看到拘留通知书时，当场就跟警察打了起来。她深信老实的儿子不可能杀人，甚至央求邻居几十人，联名为崔勇写了一封长长的证明—后来，崔勇对她说，他在船上一度想跳海寻求解脱，但想到年迈的父母和贫寒的家境，他选择了“沾血”，回国坐牢。
成为被告的11个船员里，接近半数都请不起辩护律师，只能接受指定的法律援助。而不少的被害人家庭，也只能一起聘请一位律师进行诉讼。
“法庭上，11个被告从外貌上看，都是让人难以留下深刻印象的普通人。”来自大连的张文谱律师说，“他们自己也都供述，当船员的动机就是觉得赚钱多。”
船员们在口供中反复提及的“沾血”一词或许是个微妙注脚—他们也许始终不想面对“杀人”的事实。在法庭上，法官曾问刘贵夺“沾血”是什么意思，他先是拒绝解释，后来顿了一下，说：就是杀人的意思。
2013年7月19日这一纸判决并未让船员家属们服气，有些人当庭选择了上诉。他们不服判决的理由有两个：一是18个新船员在没有拿到船员证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渔船，二是鑫发水产当时与船员们签订合同时，确实存在问题，而这正是这次惨案的诱因。
根据国家海事部门的规定，只有经过基本安全、救生、消防和急救的培训（四个月培训时间并需要考试通过）拿到“四小证”后，人员方可登船，而远洋船舶的船员，必须要向海事局申请相当于护照性质的海员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告辩护律师称，“鲁荣渔2682”上的人间惨案，渔船所属企业应该负相当的责任。远洋船舶的船员心理负荷通常很大，工作生活环境逼仄，以及不容打破的船员等级管理制度，轻则让没有经验的新手人体生物节奏混乱，重则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路西法效应”，出现暴力行为。没有出海经验的船员超过了船员总数的一半，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集体骚乱和杀戮埋下了心理上的隐患。在对11名被告的审讯过程中，船员项立山还被查出了有盗窃罪的前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鑫发水产在招聘船员过程中的不够规范。
根据为温氏兄弟代理劳务费和工伤赔偿的张文谱律师反映，“鲁荣渔2682”属于“荣成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但警方最后从温斗的遗物中找到的合同，上面盖的章却是“荣成鑫发渔业有限公司”。他到工商部门去查，发现该公司在工商部门从未注册过。
因为马玉超被认定“失踪”，按照司法程序，冯桂杰和老伴要在判决3个月后，再向警方申请认定死亡。这个瘦小、黝黑的女人至今一提起儿子，眼泪还是哗哗往下掉，打湿那件与她年纪极不搭称的绿色T恤，“两年里我们从大连到威海，来来回回六趟，路费已经出不起了。我现在回老家没有了房子，回大连没有了儿子，还有三个老人要养，孩子的奶奶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没了，一过节就问孙子怎么不回家。”
冯桂杰曾想去“鲁荣渔2682”上看看，给儿子烧些纸钱，但未被允许。这艘沾满鲜血的渔船，早已重新装修后于去年出海，开始了第六次远洋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