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提篮桥监狱位于虹口区长阳路147号，在闹市区占地4万平方米
特约撰稿_袁凌
五四时期，在北平入狱的陈独秀留下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研究室和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一生五次出入监狱，从容治学著述，令人联想到苏格拉底、伏尔泰以及本国“文王演易”的事迹，似乎监狱真是文明的所在。
1905年的“苏报案”，被囚禁在提篮桥监狱的章太炎，发出公开信呼吁出逃的小弟邹容自动投案入狱，信中倡言大义，是陈独秀名言的先声。章太炎没有料到的是，提篮桥监狱中环境恶劣，“红头阿三”动辄虐待，邹容竟瘐死狱中。这对于章太炎是一次沉重打击，留下了“余之生，威（注：邹容，字威丹）之死为之也”的忏悔之言。
陈独秀、章太炎和邹容在狱中遭遇的异同，正是现代监狱史的一体两面。“苏报案”把清政府送上了官民对质的法庭，孕育了六年后的辛亥革命。顾名思义，监狱是“摇篮”也是“桥”，孕育了现代史的文明与野蛮，也是通往民国的另类桥梁。
在通往现代中国史的途中，这样的“桥梁”至少有三座：上海提篮桥监狱、北京半步桥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三所著名监狱全都是诞生于民国纪年之前的新式监狱，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隐喻。
不只是摇篮或桥梁而已。这些监狱一旦诞生，就成为现代历史挥之不去的隐形伴侣。把短短的一百年摊开来，每一幅显赫盛大的历史事件纪念册反面，都有一张张被镇压、囚禁和流放群体的晦暗底片，长久被隐匿，却从未消失。在1949年之后，更出现了秦城监狱这样身世显赫的成员，成为保存在北京郊外的一幅巨大历史底片。
虽然监狱的档案资料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但总会有一批批人走出监狱的大门，并凭借本能，用语言和文字保存下他们的记忆。每当时代转身之际，这些人的记忆被发掘，也就使底片的一部分曝光。
后来者会发现，相比于外界的变动浮泛，监狱里的时空被浓缩，保存的记忆更为纯粹牢靠，吸附了更真实可感的思想和人性要素，构成历史真相的核心。无数底片累积之下，形成一部另类国史，它将无论是现代史上的名人还是被碾压的底层小民，排列成为活字，比高墙外的纪念碑或博物馆更为忠实。
监狱轮回
1903年5月18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启用，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这是中国地界上第一所现代新式监狱，但主权并不属于中国政府，因此俗称“西牢”。
工部局在中国地界建造监狱的理由之一，即是中国的大牢黑暗无人道，这督促了满清改良狱政的呼声。1902年，清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兴建顺天府习艺所，并推广全国，成为现代监狱的前身，但建筑大都因陋就简。
中国政府自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监狱，是位于北京半步桥的京师模范监狱，于宣统二年（即1910年）动工，未落成而清廷覆亡，1912年竣工后，北洋时期称京师第一监狱，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改称河北第一监狱。民间俗称半步桥监狱，或者以其形制呼为“王八楼”，可关押1500余犯人。1914年，顺天府习艺所改称京师第二监狱，5年后完成扩建，成为以后著名的功德林监狱。
南京老虎桥监狱前身是清末的江宁罪犯习艺所，1909年改称江南模范监狱，可关犯人500余人，1917年之后称为江苏省第一监狱。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监狱之一，关押了大量女政治犯，以及第一政治要犯陈独秀。抗战胜利后，又在此处死了汉奸周佛海，以及关押作家周作人。
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民国前期一再扩建，成为“远东第一监狱”，可容纳囚犯近万人，主权仍属于租界，改称“华德路监狱”，以后又为日本侵占。直到1943年，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华德路监狱改称司法部直辖上海监狱。抗战胜利之后，仍旧归司法部直辖，民间则一直称为提篮桥监狱。由于共产党经常依托租界活动，为巡捕房破获，因此提篮桥中有不少中共政治犯，包括任弼时和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等。抗战结束后又关押、审判大批战犯和汉奸。
提篮桥之外，漕河泾监狱是地处上海的另一座重要监狱，前身为上海模范监狱，由于民国之后上海司法系统隶属江苏，编为江苏省第二监狱。虽然规模达到3000余人，却条件恶劣，狱卒横暴，身世也颇为短命：1919年落成，抗战爆发即撤销，随后毁于日军炮火。
苏州狮子口监狱前身是兴建于1910年的苏州模范监狱，1919年更名为江苏省第三监狱，关押重刑犯。汪伪政权覆亡后，这里曾处决和关押过大量“汉奸”，以此著名。
在民国历史上，除司法部、租界和地方监狱之外，还有大量的军事系统监狱和特殊监所，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炮局监狱、南京的中央陆军军人监狱、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因皖南事变而生的上饶集中营、抗战迁徙而生的息烽集中营和军统系统的渣滓洞看守所。这几所监狱由于集中关押政治犯，历史不如前述的几座监狱久长，却在诸多历史关节点牵涉更深，如龙华警备区看守所在国共分裂的“白色恐怖”时期曾关押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在1930年代初还曾处死掩埋“左联五烈士”，以致时人谈“龙华的桃花”而色变。集中营则是抗战时期的一种特殊监禁形式，对外多以“学校”为名，标榜“感化”与刑罚并举。
其中几所监狱颇有渊源关系。南京中央陆军军人监狱关押的政治犯和军事犯，原从老虎桥监狱分流而来；抗战之后，陆军监狱的囚犯转移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息烽集中营取消，犯人与原军统望龙门监狱的人犯一起并入渣滓洞看守所，杨虎城一家人即由此迁往渣滓洞下辖的白公馆。
此外，民国还有一类特殊的政治监狱——反省院。它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自首感化”政策，专门用于对共产党政治犯的思想驯化，生活上则给以优待，经登报自首或声明脱党即可出狱，著名者包括北京、南京和苏州三地的反省院。北平反省院曾关押了薄一波、刘澜涛为首的“六十一人集团”，并牵连到彭真、刘少奇、张闻天、陈伯达等人，后来酿成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公案。
抗战前期，提篮桥监狱被日本人占据，关押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000人，其中不乏抗日志士。汪伪特工总部的极斯菲尔路76号，则使军统、中统特工人员色变，并成为近年来诸多谍战剧的背景。在日据区和国统区之外，不能忽略了延安边区的保安处监狱，在整风和抢救运动以后，关押了大量“特嫌”，其中包括李锐和后来被枪决了的王实味。除了窑洞，边区还以废弃煤井充当临时监狱。
1949年之后，各座监所被新政权接收，囚犯和监狱名称变换，监舍仍旧大体沿用。半步桥监狱更名为北京市监狱，关押重刑犯人；原京师第二监狱被移交给公安部，正式获名功德林监狱，成为秦城监狱的前身；老虎桥和狮子口监狱收归江苏省；司法部直辖上海监狱则改名上海市监狱，成为市属的最大监狱，以及市监狱医院所在地，一直到1995年正式更名“提篮桥监狱”，并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开始了由政治向文化记忆的回归。
1949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所与提篮桥有相等历史意义的监狱：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一所纯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血统的监狱，关押对象起初主要是国民党战犯，以后却变成了中共的高干。从1950年代初的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到胡风事件，再到“文革”中的打倒走资派、揪叛徒特务、以致“文革”后期的林彪集团坍塌，再到“文革”结束后的“四人帮”及其党羽被捕，“三种人”被抓，革命离心机不断将这些曾经的自己人送进秦城，高墙内的风水轮流转，昨天的主宰者可能正是今天的阶下囚，昨天的囚徒则是今天的审判员。而在这一轮风水流转之前，很多中共高干已经经历了从坐国民党的监狱到坐自己人监狱的循环。
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拆迁时代的到来，民国初年前后诞生的现代监狱，普遍经历了商业潮水的荡涤。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在1980年代已经破敝不堪，甚至大墙能被风吹倒一大片，到了1990年代，更是变身住宅小区，只保留岗楼残迹。功德林监狱荡然无存，狮子口监狱也在数年前迁址，富有历史地标意味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在争论声中没有保住寸砖片瓦，成了卫戍区主导开发的商业楼盘，连大门前周作人当年吟咏的进香河也被填平。只有提篮桥监狱幸运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一直保留着实用功能，成为独特的风景。但眼下，提篮桥监狱也将成为历史陈迹。只有秦城监狱，在燕山脚下保持着郁郁生机。
一百年间，中国监狱随同现代中国史，走完了一次轮回。
政治穿越剧
把整个现代中国看作一座结构复杂而节目繁复的剧场，监狱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舞台，演出着不乏荒诞意味的政治穿越剧。其间登台的演员，角色倏忽变幻，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陈独秀一生五度入监狱，在此期间，他逐渐由历史的主角变成了边缘人。五四的文化巨擘、大革命中的中共总书记，逐渐沦为托派精神领袖，以致国共两党不纳的遗民，在四川乡下的石墙院中，以研著小学课本终其身。即使晚景凄凉，但比之他的许多战友，陈独秀尚算幸运。
在戊戌六君子、晚清排满的革命者之后，大革命国共分裂之际的中共，为现代监狱提供了第一批政治犯和受难者。“白色恐怖”之中，这些党员一部分很快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陈延年，早期工运领袖罗亦农，以及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
国民党“镇压反革命”的高压态势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初，左联五烈士、恽代英、蔡和森等人先后在龙华看守所刑场和苏州被捕遇难。更多中共党员则生平初尝了监狱滋味，为他们的革命生涯打上了晦涩的印记。
重要的转折出现在1930年代中期。局势趋于控制、外界的呼吁以及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人相继叛变带来的启示，促使国民党停止了严刑逼供、从速处决的铁腕，转而“攻心为上”，推广自首和悔过出狱政策。这一狱政的转变收到奇效，几乎摧毁了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系统，却也意外为以后的中共历史留下纠结不已的伏笔。
发生在北平草岚子反省院中的“六十一人集团案”堪为标本。1931年，中共北方局系统遭到破坏，大批干部入狱，为首者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这些人大都被送入反省院，除部分人悔过自首，一直关押到抗战前夕。经柯庆施提议，新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请示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履行登报悔过启事后出狱，先后履行手续出狱的干部一共六十一人，此后大多数担任中共高干。
但这一出狱手续，在此后不久即受质疑，1945年延安“七大”时，有人提出这批干部不能当选中央委员，经陈云代表中央解释过关，毛泽东亦对薄一波的当选表了态。“文革”之初，所谓“悔过启事”有“坚决反共”字样的问题再次被翻出， “六十一人”被打成叛徒集团，大多押入秦城监狱，并牵连到当时策划和批准的刘少奇、张闻天。除此之外，同一时期在北平监狱服刑和出狱的彭真、陈伯达、冯基平、王少庸等人亦先后被卷入，酿成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公案。“文革”结束之后，陈云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放炮”，提出为六十一人平反，成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端。而当初拒绝随“六十一人”自首出狱、以后在“文革”中受重用的刘格平，却在此时以“第三种人”身份入住秦城监狱。
大凡在民国时期坐过牢，尤其是有悔过自首嫌疑的中共干部，都在政治履历上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从刘少奇、潘汉年到康生、江青等人都不能免俗，成为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把柄，推动了中共干部从坐敌人监狱到坐自己人监狱的循环，成为党史上的怪圈。
中共干部之外，普通的“思想犯”亦是监狱中的一大主体。像提篮桥这样的监狱，可能在1949年前后接纳同一位“思想犯”囚徒，如胡风事件中的贾植芳。
更典型的则是中国“托派”囚徒群体，他们在提篮桥囚室中的岁月，从1930年代延续到日据时期、内战、建国以至“文革”，出狱时已是垂垂老者。譬如郑超麟这样“永远的囚徒”，早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一生有34年在狱中度过。
民国监狱中的另一政治犯群体是日本战犯以及汪伪政权汉奸。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之外，多数战犯在国内被判决，一部分枪决于南京雨花台和上海提篮桥刑场，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毙命于雨花台刑场，提篮桥刑场共处决14名战犯。相比于战犯，汉奸无疑内涵更为复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附逆期间，既认为自己抱“曲线救国”之旨，又在抗战后期与国民党情报系统以及新四军多有往来，且以收回租界为救国之实，不免在法庭上哓哓自辩。
但群情激愤之下，多数汉奸处刑甚重，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等人皆处死刑，此外“维新政府”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头目梁鸿志和殷汝耕亦被处死刑，以致整体超过在华受审之日本战犯，以及伪满洲国之战犯。周佛海虽然被蒋介石亲自赦免，仍不免在戴笠过世后暴死老虎桥狱中。
为了处决汉奸，提篮桥监狱专门毗邻禁区开辟了刑场，梁鸿志成了第一个被处死的汉奸。陈公博则在狮子口监狱被枪决。而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服刑数年，于易代之际出狱，留下了“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的自伤之语。大部分汉奸在新政权之下延续服刑，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抱着不服“汉奸”判决的信念，1959年病逝于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侧墙。摄影_袁凌
秦城：“第一政治监狱”
失去政权后，国民党上层战犯的命运比之被释放归国的日本战犯稍逊，在中共建政后设立的各处战犯管理所羁押数年后，多数并入功德林监狱暨以后的秦城监狱，一部分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分批特赦出狱。1975年，特赦范围扩大到国民政府县团级人员。
但下层旧政权人员或历史稍有问题者，在镇反和肃反中被大量投入监狱，1950年底，提篮桥在押犯达到空前的1.2万余人，包括大量未决犯。其他各个监所也人满为患。1951年，上海又奉中央之命进行镇反补课，4.27千人大逮捕中，一批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大学校长、学者入狱，包括东吴大学代理校长盛振为、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等。
在北京，1955年的肃反期间，各座监狱关押有期徒刑犯人总数达到空前绝后的18759人，尚不包括未决犯。在押犯的背后，则是全国人口千分之二的镇反数字。中国现代史中也因此出现了“现反”和“历反”的属性称谓。反讽的是，建国初期负责镇反的一批领导人如潘汉年、扬帆、王少庸、陈泊等人在肃反中入狱，与自己当初镇压的对象同吃牢饭。
1955年肃反的直接起因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本人和“骨干分子”路翎、绿原以及在北京的谢韬、徐放等人被关押在功德林以及其后的秦城监狱。阿垅、耿庸、贾植芳等人则被押在提篮桥。胡风分子大多在“文革”之前出狱下放，但胡风本人再度入狱，阿垅死于提篮桥。
“文革”爆发，秦城监狱成了政治斗争的重灾区，500余名高干及其亲属被关押，包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张闻天等人，其中尚可划分出夫人族、秘书族、教授族、外国友人族等名目，夫人族包括王光美、严慰冰、张洁清等。为接纳走资派，秦城监狱进行了扩建。随着“文革”失控，以前的“文革”红人如王关戚、“五一六分子”也被押入秦城，林彪事件前后，又接纳了陈伯达和林彪麾下的军人们。
“四人帮”被抓后数年，林彪集团成员和上海的“四人帮”班底集中到秦城监狱受审或作证，1981年完成了“两案”审判。审讯和旁听席上，坐着当初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江华、冯基平、王光美、郝治平等人。在两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之间，上演了秦城“换房记”。“两案”主犯之外，“文革”中央专案组的领导成员、部分“三种人”如郭玉峰、殷承宗、蒯大富等亦押入秦城，聂元梓则关在半步桥。
秦城监狱反射了“文革”的高层政治，半步桥监狱则承接了底层动荡。“文革”之初，半步桥监狱连同毗邻的看守所成为北京市罪犯收容转送中心，一批底层“反革命犯”如遇罗克、张郎郎等关押在此，囚室再次人满为患。遇罗克等人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半步桥再次接纳了大批底层政治犯，其中一些人以后成为知识界精英，如杨奎松、徐晓、王学泰等。这加重了曾经的“京师第一监狱”在现代政治剧中的戏份。同时期的上海提篮桥等监狱中，则关押和处决了“反革命犯”林昭、刘文辉、王申酉诸人。
进入1990年代，在押的“四人帮”群体逐渐逝去，秦城监狱向反腐转身，陈希同、陈良宇为代表的贪腐高官群体，成为新一代住户，“第一政治监狱”的余味似有若无。中国现代监狱也整体走出了政治年代，向法治回归。
文明与野蛮
监狱是惩罚处所，是人类文明投下的阴影。但在不同时代和管理模式的监狱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以至文明成果。
中国现代监狱来自以站笼、黑牢为代表的清代监狱的改良。修律大臣沈家本在1907年的奏折中，即称许外国监狱之“衣食洁而居处安”，且有运动场和教诲室，“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倡言设立模范监狱。因此民元前后的新式监狱大多采用了全景透视和中心控制的放射性布局方式，并辅助以教化、劳动训练功能。
这一思路大体为国民政府继承。半步桥监狱是一时之模范，虽在首都南移后，仍勉力维持。在一份1934年基督教青年会的参观报告中，提到犯人暑天三天洗一次澡，伙食则为每餐两个窝头加咸菜与青菜汤，可接受低等国文教育，所种菜蔬自给等。相关记载中，提篮桥、半步桥等监狱还有牧师或和尚前往布道训诲。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监狱在严酷处决一批中共党员的同时，对拘押的政治犯仍保留着某种区别优待，而其管理也较为松散，对外界也非完全封闭，这在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回忆中历历可见。郑超麟遇到了一个原为共产党员的训诲所长沈炳铨，设立优待室，对他和潘梓年、宗白华等人给予照顾，可在狱中翻译挣钱。彭真在天津和北平功德林狱中可以发动同志串联翻供，让未暴露身份的卢福坦等人获释。通过绝食，联络新闻界监督，迫使狱方优待政治犯，如开放监房门乃至号筒门、吃细粮、阅报自由，并可在狱中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照样轰轰烈烈”。从陈赓、廖承志等人获营救看来，即使是在军事法庭，律师介入也大体可得保障。
实行自首感化政策后，政治犯待遇进一步改善，不能与刑事犯混同关押，行动较为自由，牢饭待遇也高出一格。贾植芳1935年在北平入狱之初，狱卒欺其无知，给以普通牢饭，经狱友提醒，贾植芳当即掼地不吃，不仅未受惩罚，而且立刻更换为政治犯牢饭，有荤有汤。贾植芳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左翼青年，像陈独秀、瞿秋白、方志敏这种领袖人物，在狱中更受礼遇。方志敏被捕后，同伴竟因为过于丰盛的牢饭而发生思想困惑，不知“牢饭为谁而吃”。陈独秀在老虎桥监狱囚室里不仅可自由会客写作，甚至与前来探视的潘兰珍做爱，且宣称“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这样的条件之下，囚室也就和研究室相去不远，足可产生思想与著作了，还产生了共产党“监狱是个大学校”的口号。彭真在炮局监狱中学完了六法全书，陈独秀在老虎桥完成了从托派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瞿秋白和方志敏则分别留下了“铁窗文学”代表作《多余的话》与《清贫》、《可爱的中国》。
刑讯的野蛮、狱卒的横暴和政治犯的优容、管理的松散，是在民国监狱里同时存在的现实，无庸讳言。即使是在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渣滓洞，狱友们也可秘密绣红旗、抚养小萝卜头以致私藏武器组织暴动，灭绝人性的杀戮，则发生在国民党政权溃败之际。
共产党建政之后，在监狱管理上远比国民党时期严密。对于政治犯和思想犯，大多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单独囚禁。以秦城监狱为例，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曾在1930年代初被捕，“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囚入秦城监狱。刘仁遭到每次连续三天三夜的审问，被捕六年中一直戴着手铐脚镣，双手磨出了骨头，肺部感染，大小便失禁，1973年病死狱中。刘仁死前对妻子甘英感叹：“我这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斗争。可是……”
“六十一人集团”成员之一、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秦城监狱工程负责人之一。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他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早知道自己要坐进来，我一定将它造得好些。”
秦城监狱毕竟还含有优待性质。在普通监狱中，政治犯的地位多数更卑微。贾植芳肃反中入狱后，伙食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更重要的是，“反革命犯”不但和刑事犯混同关押，待遇还完全颠倒过来。1960年贾植芳由于浮肿住进提篮桥监狱医院，被要求打扫卫生，他发现一些年轻犯人躺在床上休养，向管理员提出，遭到训斥：“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政治犯、反革命，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难以产生什么思想和著作。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都是以遇难的方式保存了一些思想成果。李锐、胡风等人则是以强行记忆的方式，留下了一些诗作。狱中“学习班”和深挖余罪的制度，更使多数人思维不敢略有越位。
但“坐自己人牢房”以及狱中的虐待，也促使共产党人在“文革”后反思专政思维，开始走向法治，彭真即是其中代表。“文革”后他主持立法，并在“两案”审判中倡导引入律师辩护。
一些善于反思的共产党员则走得更远。李锐、谢韬从“反左”出发，走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沿，这也可以算作是秦城狱墙产生的思想成果。半步桥及类似囚室的洗礼，则对于一代知识精英有催产之效，杨小凯、杨奎松、王学泰等人即是其中代表，王学泰正是在狱中开始了“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思考。
“秦城囚徒”谢韬在逝世之前，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代监狱面临的身世之疑。在一百年中政治浪潮的反复扭曲之后，它们是否能真正回到法治文明的本位，承担本来意义上的惩罚和教化功能，卸下历史施加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