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唐小兵
阿伦特曾经在 《何为权威？》一文中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对于周志文而言，《记忆之塔》这册回忆录精心搭建的就是一条通往过去的纵深历史的通道，它既让作者在这种面向历史的写作中与曾经怨怼不已的自我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同时也让读者能够经由这种私人性的记忆形态，触摸到战后台湾教育界与社会的情态与心态，即此而言，《记忆之塔》的意义溢出了私人生活史的藩篱，而成为台湾当代文化史的写照。更难得是，《记忆之塔》的笔致和行文极为温婉从容，让我们重温汉语写作的美感与简洁。
周志文曾经就读于台湾东吴大学和台湾大学，先后在淡江大学和台湾大学任职，可以说无论是以学生身份还是教职员身份，都能够切身地体会台湾公立、私立大学的处境、格局与困境。显然，周志文对东拼西凑成立的东吴大学极感失望，对于大学里教职员的自负、狭隘与势利更有尖锐的批评，这所大学与其理想中成己立人的大学相差太远。深受孟子“刚正奇倔”气象影响的周志文，实在无法容忍大学里的蝇营狗苟，“东吴是兼任教师的天下，而兼任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有的没有学问，有的缺乏良心，也有两者兼缺，再加上几个愤世嫉俗的人在里面搅和，弄得一片昏天暗地。最严重的是那群教师没有一个把学生当人看，不是瞧不起学生就是戏弄学生。”周志文少年时代深受孟子影响，浩然之气渐趋心底，后来又细读罗素，对道德个人主义的价值意识有深切认同，并认为大学应该成为养育有知识和德性的独立个人之所在，正如作者所言“我真正向往的是知识，它是我生命中最感贫乏又极想追寻的东西。”以此为准则和期许，自然对当时仓促举办的私立东吴大学沮丧乃至绝望。
这份失意，直到作者后来因缘际会来到台湾大学念硕士和博士，才渐渐将对知识界的怨愤之气化解，台大的自由多元学风逐渐灌注到周志文的心灵世界，重构其对知识和道德的信念。在《记忆之塔》中，周志文重点记述了齐邦媛、台静农和屈翼鹏三位教授留给他的印象。1970年代中期的台湾尚处于戒严时期，外文系教授齐邦媛在“高级英文”小说课上给学生讲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对后来成为《中国时报》主笔的周志文的评论文章褒奖有加，由此可见《巨流河》中平和的齐邦媛的另一个面相。而在台大中文系主任职位上连任二十年的学者台静农则更是让周志文念兹在兹。尉天骢在《回首我们的时代》也追忆了台静农晚年在台湾的生活与言行，而周志文更在意的是其浸淫在书法艺术中的性情，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学生几乎有求必应的谦和与慷慨，与此相呼应的就是台静农在系主任位置上的“无为而治”，反倒养育了台大中文系勤勉中正的学术风气。
周志文博士毕业后到私立淡江大学中文系任教，该系很多教师有台大中文系背景，大体上以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行政化色彩淡薄，留给学者的自主空间较大。但学校的总体生态也日渐恶化。作者细述在淡江风生水起的学者龚鹏程的言行举止，对其学而优则仕及其背后的心路分析得淋漓极致，言龚“对自己不论是朝学术或权位上走的步伐，都盘算掌握得十分精准，几乎没有任何浪费的地方。”以此为映照，更显示了作者自己超然物外的散淡之心性。周志文对淡江大学创办人张建邦迷恋仕途很不以为然，对其引入政府退任官员来大学任教（这些官员一有机会又再入官场对教职弃若敝屣），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并由此而引发对当时台湾政学两界生态的反思：“这是淡江的悲哀，也是台湾教坛的悲哀，台湾的教育界，总是缺乏理想，有理想的人，掌握不了教育的权力，教育的权力总是操纵在政治或做生意的人物之手。更悲哀的是这个悲哀早已存在，却从来没人想要去解决。”
周志文在序言说：“这本《记忆之塔》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作了很严格的批评，枪火四射，也可能伤及无辜。”这种不为尊者、亲者讳的写作态度，其实恰恰说明作者成为了台湾文化史上“内在的他者”，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值得赞许的回忆录形式。而那些涂脂抹粉的回忆，往往在矮化和窄化这些重要议题本来可以拓展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