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9日，龚晓明和往常一样出门诊，从永远熙熙攘攘、人满为患的大门口上到2楼。工作了15年之后，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协和出门诊。摄影_刘浚
特约记者_葛馨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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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以为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一定会充满眷恋。但其实不是，至少对龚晓明来说不是。2013年7月29日，他和往常一样出门诊，从永远熙攘、人满为患的大门口上到二楼的妇产科。工作了15年之后，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协和医院出门诊。
龚晓明41岁，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他自然成了很多人眼里的专家。但他从外表看没什么专家的派头，圆脸且白，讲话总是很客气，倒更像是一个青涩的实习医生。
龚晓明那天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年轻女孩，戴个小红眼镜，是个先天性无阴道的患者。这种病很少见，但因为龚晓明在好大夫网站上治疗先天性无阴道的口碑极佳，很多人也就慕名前来。龚晓明给小红眼镜做了体查之后，问了些基本的问题，又让她做一些基础的检查──B超、染色体检查。染色体检查在协和排队就要排半年，他建议小红眼镜去别的医院查，小红眼镜当时就愣了，“别的医院？比如？”他说，“比如海军总医院啊，他们一周就会出结果”。龚晓明给小红眼镜的治疗方案不是花费上万元的手术，而是让她先用简单的顶压法试试。“买一个磨具来点压”，他给她看了模具的样子，又告诉她淘宝上就能买到。其实就是个成人玩具，只要花16块钱。
随后看的几个病人都是老病人，又来复查。他跟她们说了他即将辞职去上海，但会定期回到北京，在美中宜和医院出诊。一旦有需要，还可以去那儿找他。有些妇科疾病复发率很高，龚晓明几年前就开始做一个数据库，整理了他的患者的就医信息，甚至还保存着一些人的手术录像，一则是为了研究，另外也方便患者将来的就诊。
在龚晓明诊疗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敲门，那些都是要求加号的人。看门诊的这些年，他会尽量满足她们。那天诊室门口也和平时一样，挤满了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的女人。只要门一打开，还是会有五六个人同时挤进来，要求“加号”。
一个40岁的女人从内蒙古赶来，之前在当地医院做过锥切手术（妇产科切除子宫颈的一种手术），两个月开始性生活后就会出血。龚晓明翻看她之前的病历，沉默了一会，又把病历给身后的助手，让他也浏览一遍。最后给她的建议是，根本不需要用药治疗，可以试着用口服避孕药调整月经周期三个月。患者走出门去，他才回头看了助手一眼说：“这是典型的过度治疗。”在来见龚晓明之前，她在内蒙古当地的医院已经做了两次阴道镜、两次TCT和HPV检查，检查治疗花了6000多块钱。
另外一个姑娘从江西来，26岁，刚结婚没多久就查出来有个10厘米左右的子宫肌瘤，当地几个医院给她的治疗方案都是把子宫切除，对于没生孩子的女人来说，这比被判死刑强不了多少。龚晓明的判断是子宫能保留，也不用做开腹手术，用微创方法做手术也可以。但龚晓明不在协和接任何手术了，他很快就要离开了。
1个月之前，龚晓明就在好大夫网站上公布了将从协和辞职的消息，他本以为门诊会很早结束，但那天的门诊还是看了将近30个病人，到12点才结束，他甚至不得不拒绝了一些没跟他预约就来加号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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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一段时间，龚晓明并没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新一代的“名医”。最初他以为，患者来找他就是因为协和或者协和妇科的名声。求医浪潮汹涌几十年，其实逐渐有了细微的变化。人们最初追逐大医院，然后追逐有名的科室，现在逐渐地开始追寻名医。几年前在北京看病，人们都知道看骨科要去积水潭医院，看心脏科要去安贞、阜外，看眼科要去同仁，而看妇产科就都涌向协和医院，但那时很少有人能记得住医生的名字。这两年，很多患者开始冲着他的名字而来。
这种变化开始于几年前。龚晓明出门诊，发现患者一下子就增多了，多到他招架不住的程度。另外一件让他奇怪的事儿是──来找他看子宫肌瘤的病人越来越多，他却从来没想过要把子宫肌瘤当作主攻方向。
变化的源头在于互联网。龚晓明一直对互联网就很着迷，自己也创办了一个网站──中国妇产科网，不过那个网站针对的用户都是医生。后来知道有个面向患者的网站──好大夫网站创建了，就也开始接触他们网站的人，“最开始2008年的时候，就是想看看互联网产品他们是怎么玩的。上上网站，回答一些问题。很多病人说想加号，我就说好吧，你就某某时候到医院来找我，我给你加号。”但加号的人越来越多，他就受不了了。龚晓明后来就让好大夫开发了一个新功能──预约加号，每天开放10个号到网络上供有需求的人去预约。好大夫真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龚晓明更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他当时并没想到，那个网站很快就被大众接受了，而且还很快捧红了一批医生，包括龚晓明自己。
龚晓明现在觉得，好大夫的价值在于，它把医生作为推广的主体，而不再把医院作为推广的主体。“在未来的市场上，会起到颠覆市场医疗模式的作用。”不过在当时，他还没能看到这么远。
好大夫上，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主页。龚晓明的主页上，最初他的几个子宫肌瘤患者做出评论，讲龚晓明医术的精湛，人也温和，能为患者考虑……子宫肌瘤本来就是妇科的高发疾病，后来的患者读过那些评论，就奔着龚晓明名字去了协和。直到有一天，找他看病的90%的人都是子宫肌瘤患者，他才意识到网络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虽然他“从没想过做子宫肌瘤专家，但后来大多数患者都是子宫肌瘤病人，不专也得专了”。
过了一年，龚晓明在好大夫网站上子宫肌瘤治疗的患者投票排名升到到第一，越来越多的患者因为他的好口碑来找他就诊，挂他的号变得更难，需要抢，有人称他是子宫肌瘤方面的专家。他开始觉得很难接受，“妇产科方面郎景和教授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哪儿算专家，只能说是老百姓喜欢的医生”。他甚至和好大夫当时的CTO还争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真正的专家应该经过同行评议，但对方说，“老百姓只关心到底谁能给他们看病，并且把病看好，那些根本找不到的专家对他们毫无意义”。
对于患者来讲，在乎的事儿其实非常简单──能挂到号；医生能耐心听她们多问几个问题；其他医生要摘自己子宫时，他能保住它；别人要做开腹手术时，他能用微创的腹腔镜做；别人做手术用大切口，他可以做小切口，疤痕小，漂亮……都不是什么医学难题的小问题。谁是学科权威，完全不重要。
又过了两年，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一批医生被大众熟知了。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协和章蓉娅、协和张羽、龚晓明……协和的若干年轻医生，每人粉丝数都有几十万、数百万。这些医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泰斗级的老专家、老教授。他们都还只是三四十岁左右的副教授。从医经验不是最长的，但思维是全新的。他们写科普文章、办医学知识讲座，出书、办网站，在微博、微信上发表自己对于中医治疗的看法……在老一辈协和精神──“自省、专注和慈悲”之上，又增添了一些现代气息──开放、活跃、注重沟通。他们是以嬉笑怒骂鲜活的面孔出现，不沉闷、不古板，偶尔还会因为“过激”言论，受到领导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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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妇科教会了龚晓明很多东西，但他现在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摄影_孙炯
龚晓明少年时，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一名医生。学医，其实是他父亲帮他做的选择。父亲觉得他不太守规矩，社会又有那么多变动，应该做一个有技术的活，不用求着别人，学医的总会有饭吃。龚晓明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去协和学了八年医。
毕业后去协和妇产科，倒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本来想当一个内科医生，但是在消化科实习四星期里，碰到几个肝硬化晚期腹水的病人，眼睁睁看着他们每天被痛苦折磨，医生又没什么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利尿、放放腹水。有个病人当时给他印象挺深。已经到了晚期，家属就跟大夫说，能不能请几个外面的气功师给他发发功。主治大夫说，“我们也没办法了，你要请就请吧。”龚晓明就觉得内科大夫实在是干不了什么，治不死、也治不好，就想着转到手术科室去，而所有手术科室中，协和的妇产科又是最强的，他就到了妇产科。
他当时去妇产科还有一重心思，妇产科属于短平快的一个科室，手术两三个小时就完，原以为不会太累。他曾经去外科实习，跟的第一台手术就从早晨八点做到了晚上六点，累坏了。晚上他撤了，病人再次出血，主刀大夫又上了手术台。但后来他才知道，妇产科其实更辛苦。生孩子很多都在半夜，忽然把医生叫来，值班医生基本不能睡觉。他在当住院医生时，曾经24小时内接了11个孕妇急诊，接生13个孩子，破了他们科当时的纪录。他后来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重新选择，他会选眼科。“小而精，开个车，在车里就能完成手术，根本不用别人帮忙。”但当然那已经不可能了。
龚晓明1998年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熬了10年才有了独立做手术、收治病人的机会。他后来讲起做住院医生的日子，很轻描淡写，“每天就是开化验单、写病例、拉钩（手术时配合主刀医生，拉住伤口）”，大学毕业以后，他三分之一的同学出了国。国外的妇科医生四五年之后，就已经可以独立手术了，那一度让他很羡慕。住院医的那段日子，也是最辛苦的，早上7点前必须到医院，隔天就要值夜班，若干年的工资都只有每月三四千，但那时他并没有想过离开协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地独立做手术。
不过龚晓明后来回想，他经历过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手术，真不是他自己独立做的，是在给别人当助手时。一次，病人手术中出血，下不来手术台，龚晓明想尽了一切办法止血，他用手压着止血，压了3个多小时，一放松，病人就可能会死掉，非常惊险。病人终于救过来，那种成就感，也是他愿意继续做医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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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龚晓明，是在今年2月。我去年体检时，查出卵巢双侧巧克力囊肿。想去协和妇科看病，但挂个号就耗费了两个月，试验过各种方式之后，最后只挂上了一个不能做手术的小大夫的号，她只给我开了些化验单。后来只好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推荐了龚晓明帮忙。
龚晓明那天在协和西院出诊。我在一个老旧的诊室里找到他，有个助手坐在他旁边给一个患者记录，他在给另一个患者看病。我和另外两个患者，就在两步之遥处等待加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无事可做，就听他们问诊。他助手在给一个女孩子写病历，询问病情。女孩子一一作答，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女孩子说，“原来挺规律的，两个月之前不太规律了，应该是因为我去大连吃了一顿大螃蟹。”我听了差点乐喷。
另外一张桌子上，龚晓明正在跟另外一个病人商量她的手术问题，那个女孩子好像是长了一个肿瘤，但太大了，手术并不方便，龚晓明要先用药物，让肿瘤缩小一点。就诊中不时有患者进进出出，他被很多患者同时包围着。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滑稽，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协和医院。病人隐私没什么保护，医生的尊严也轻易地受到挑战。
等了一阵子，他给我看了病，开了一摞术前化验的单子，当我排完各种队，把化验结果再交给他看时，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他让我回去等住院通知，我问他预计会在什么时候，他说，“这很难说，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但这已经是很快了”，去年龚晓明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在等候住院的老患者比较少，换以前，时间得更长。
在那之后，又是漫长等待。四月的一天，我正在出差，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协和的一个住院医生，通知我第二天去协和住院，准备第三天手术。我说那不可能，我还在外地，她说了句，“那你就继续等吧”，电话就挂了。我当时猜测是什么人临时取消了手术，让我替补。但半个月之后，我又接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话，还是让我第二天住院。我仍然拒绝了。我根本无法想象，可以不提前做出安排，丢下手上的工作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安排就走掉了。但我依然惶恐，怕手术真的会无限期拖延下去，但好在第三个意外电话打过来时，我准备好去住院了。
我被分配到一个6人的病房。住进去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又意外、又惊喜”地住进的医院。病房的样子让我立刻觉得自己回到了80年代，屋里闷热、空气恶浊。
手术前出了一段插曲，原定的手术时间是周一下午四五点，忽然提前到下午一点，但我的亲属还没到。（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争夺手术台就像是一场战争，为自己的科室争夺出一个临时加手术的机会，医生必须非常努力。）当着五个病友的面，我脱光自己，然后躺在手术车上，护士用一床被子把我裹了起来，推往了手术室。那是妇科每个手术病人都要经历的尴尬场面。
手术过后夜里是难熬的时刻，麻药过了，伤口微微疼痛。右床一个女人在打电话痛骂自己老公，把她丢在医院不管；对面床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给不同的前男友打电话哭诉她的痛苦；右床一个老太太刚做完恶性肿瘤切除，即使夜里，也有男性家属留在留守，他走来走去，数次我刚刚睡去时，他碰到我的床，又把我惊醒了。我真无法想象，我这是住在全国最有名的医院里。但考虑到每天住院的床费只有30块钱，在星巴克连买一杯咖啡都不够，我也不能抱怨什么。
手术完成之后，我又在医院住了两天。两天里医生只给我开过八片药，四片维生素C，还有四片补血的铁片，我在住院之前就有点贫血。没有打过一个抗生素吊针。甚至中间有一天忽然发烧到38摄氏度，住院医生来看过，也很淡定地说，“多喝点水”。烧很快自然退了。我也很快出了院。
至于龚晓明，我的主刀医生，他手术前帮我做过一次术前检查。手术后每天早晨巡房时，他也会出现，但我恢复良好，所以交谈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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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下旬，也就是在给我做完手术没多久，在好大夫网站上，龚晓明发布了一条消息，他将在私立医院美中宜和出诊，可以电话预约，除了急着看病的患者，那条消息并没太多人注意。
隔了一个月，龚晓明又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去年他在美国学习的经历，比较了中美医疗差距。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3年SARS之后至今，医改喊了十年,医生撰文来谈自己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并不太多见。
龚晓明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差别。在美国大城市、小城镇医疗水平基本没有差距，医院也不分层级；全国知名的医生也不是在大型“三甲医院”执业，而是在街边租了栋楼，和自己学生合伙看诊所开门诊；他们的妇产科有美国妇产科学院发布的统一的规范，不像中国各家医院对同一疾病也没有统一的规范，一种病若干种治疗方法，患者看个病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找个权威，要不根本不放心。
在这些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差异背后，还有一个医生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美国有完备的住院医培训制度，以他从事的妇产科为例，四年住院医结束，医生就可以独立开展产科工作以及一些类似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在协和却要为此等待十年。
他根据当时的观感，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建立全国性的住院医培训制度，开放多点执业，还建议取消医院级别评审，取消手术级别分类等限制医院发展的制度。
从文章能够看出，龚晓明对于医院和医生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切实可行地改变现状，有着清晰、系统的看法，但他所提的大部分问题是一个体系的问题，仅仅作为一个医生，他还无力改变什么。只有多点执业这一条，是他可以尝试的。
其实多点执业在国外非常普遍。美国、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都有成熟的经验，允许医生每周安排一到两个工作日到其他医院行医，然后再找其他时间，把在公立医院的时间补上。
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也开始试点，放开了医生多点执业。但前两年并没有多少医生开始尝试，主要是医生所在的医院不批准。去年年底全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加入了外资医院和睦家；今年初，上海血管外科医生张强去外资医院沃德出诊，他们毫无顾忌地谈多点执业的好处，媒体多有报道。让很多医生“蠢蠢欲动”，医生多点执业在今年终于形成一个突破，龚晓明很快也加入其中，在他另外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我要下河摸石头”。
多点执业对于很多医生来讲，解决的是最实际的问题──收入。在外资医院做一台手术，医生的直接收入会在5000元左右。在公立医院，就几百块钱。名医时代来临，患者越来越意识到检查、设备在哪儿都一样，最重要的是那些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很多人会跟着医生，转去外资医院看病，挂号容易，医疗服务也更好。
在龚晓明看来，多点执业也是解决医生培训配套的一个措施，如果专家们都在公立医院把着手术台子，那么年轻医生就没有机会，多点执业让专家改善服务态度，并且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医生在教学医院内放手的问题。
对于多点执业，目前各个医院的态度都是──默许，但是并不签字，不表示正式的同意。龚晓明后来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还是觉得这是将来的一个方向，坚持想在这方面做些尝试，这也成为他后来离开协和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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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去了美中宜和，龚晓明就是在那儿出诊，做多点执业。美中宜和里没有四处排着的长队，也没有挨挨挤挤的人，很像是美剧里的医院，人不多，安静，很有秩序。
龚晓明出诊的时间是下午3点。有一个专配的护士作为他的助手。他在美中宜和的挂号费是420元（协和7块），病人一般前一两天打个电话，就可以约上。他会把每次看的病人控制在15个左右，这样，留给每个人初诊的病人可以有20分钟的问诊时间。
美中宜和的门诊，患者花费的时间会比别的医院少。如果需要化验，也无需排队交钱，在电脑上开好单据，护士带着就去做了。如果需要做B超，龚晓明就会和患者到隔壁的房间，他来亲自做。（我之前在协和做同样的B超检查，预约排队就等了10天。）
那天，我印象挺深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很文雅。龚晓明看她的病历，发现她昨天刚在协和看过另一个医生。她的病情也不算复杂，就问她为什么要再来找他。她说，好不容易挂的协和的号，但见了那个医生，脾气特别差，几分钟她就被气走了。她长了个挺大的肌瘤，医生看了B超结果，什么都不解释，上来就问她“你打算怎么办？”“那得听您的呀！”“连子宫一起切了吧，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留着干什么！”那医生说话没好气，病人就气走了。
龚晓明听了没做什么评论，只是把做手术、不做手术，留着子宫、不留着子宫的几种可能性都给病人分析了一下。她最后做的决定还把子宫切掉。那病人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想让医生给我解释清楚了，不能什么都不跟我说明白了，就要切我子宫吧”。
另外一些找龚晓明看病的病人，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找他的目的就是安排手术。龚晓明会花一些时间了解病情和患者的意愿，还要和患者一起来确定手术的时间。有个子宫肌瘤的病人，在几家医院看过了，都建议她直接把子宫切掉，因为她的肌瘤是多发的，子宫里长了很多瘤。龚晓明还是决定保留子宫，帮她做肌瘤剔出手术。手术定在了门诊的四天之后，那几乎是所有化验结果一出来，就立刻安排手术。
那天，龚晓明看了十五个病人，安排了三台手术。在美中宜和，医疗服务不错，但价格也会比公立医院贵。虽然手术大小因人因情况而异，但一般的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手术和住院费用，在美中宜和的价格要在3.5万到4.5万左右，在协和可能只需要六七千。但能接受这个价格的病人并不算少。
四天之后，在微信里，看到了龚晓明发的一张数百个肌瘤的照片。他帮那个病人的手术做完了，剔除了400多个肌瘤，破了他的个人纪录。去年，他在协和曾做过一个类似的手术，也有400多个肌瘤，但比这次的少几十个。我后来特意问过龚晓明，这种手术是不是技术难度特别高，他说“这要的只是医生的耐心，这是态度问题，技术是次要问题”。一些人会让她把子宫摘除，这对医生比较简单。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子宫留着也没什么意义，剔除了以后也还是会复发。但如果从患者的角度，一个三十岁左右，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她肯定想留着子宫。
龚晓明后来跟我说，现在的医疗行业。公立医院就像是1980年代的国营饭店，爱吃不吃，完全没有服务意识；私立医院，就像是麦当劳，一进北京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贵。但现在谁会觉得麦当劳贵呢？
从国营饭店到麦当劳，变化的是服务意识。龚晓明觉得，在医疗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绝大部分的医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提供的是医疗服务，既然是服务，就要态度良好，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医生有时会收获“惊喜”。去年那个剔了400多个子宫肌瘤的患者，上个月在好大夫上给龚晓明留言，她说──“龚大夫，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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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晓明决定离开协和，去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
十几年前，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龚晓明就自己做了一个中国妇产科网，网上放一些手术的视频、资料，可以供妇产科医生学习。开始只是自己玩玩的意思，后来越做越严肃，在业界也有了影响力。因为网站的关系，龚晓明认识了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的院长段涛。经常会有些联系，互相也熟悉。龚晓明早就知道段涛的理念跟其他公立医院的院长不一样，“段涛总是说公立医院甲方观念太重，服务意识缺失，我特别认可他的这个提法。”
公立医院内服务缺失一直是龚晓明的感受。2003年，龚晓明就去美国进修过一次，影响了他对医生这个词的定义。一位叫Fukushima的医生对龚晓明的影响特别大。Fukushima是龚晓明进修的那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如果Fukushima在电梯旁等电梯，病人过来了，Fukushima会非常优雅地把电梯门一拉等着病人进去。如果病人剖腹产术后，下地很困难，他就会过去搀扶着病人。有的时候病人的孩子送到ICU去了，Fukushima会去拿自己的相机给病人的孩子照照片，然后晚上在家里把那个照片打出来，第二天给病人送到床前去。那不是中国式的好人好事，就是一个医生的服务意识。龚晓明觉得，以前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好医生，不知道什么是服务意识，从美国回来就知道了。
今年，段涛再次邀请龚晓明去他们医院妇科做副主任，犹豫了几年的龚晓明这次答应了。虽然第一妇婴医院的妇科排名在上海并不是第一，但龚晓明觉得，那并不重要，那里可能会有他做事的空间。
去年在美国，龚晓明就想得很明白。他以后想做的就是在公立医院主要做一些教学工作，在外资医院或者私立医院多点执业，出门诊、做手术。
一旦有了具体的病房、科室，他可以管理。他就可以试验国外的那种住院医生培养体系。原来在一个科室里都是围着几个专家转，他们长期占着手术台，年轻医生没有成长机会。他要有了自己的小环境，要培养手下的年轻医生，四五年内就能独立做一些手术，不用像他那样耗费10年的时光。
另外，他也想能在一个范围内推行美国妇产科学院那样的规范，他希望把这套规范翻译过来。像5厘米的子宫肌瘤，没有症状，是不是要做手术，这种问题，他觉得就直接按照美国定的那个标准执行就好。
龚晓明还想把中国妇科网的规模做得更大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一切都刚刚是个开始。
漫长的学医、从医生涯之后，龚晓明爱上了自己的职业。协和妇科教会了龚晓明很多东西，但他现在将会有更大的空间。
“我知道，变革一个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改变，协和医院外面的长队就永远会存在，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所以，我愿意尝试改变，用国外现成的、成熟的模式，来改变我们的医疗。”龚晓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