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哲学家、捷克共和国前总统。作品有《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无论是在1989年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还是在之后多年捷克的国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着自己始终未变的身份：一名异见人士。
记者_ 洪鹄
捷克，布拉格。76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谢世，给世界留下的是丰富、难以概括的一生。这位捷克前总统，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哲人，异见人士，政治犯，赫玛尼斯监狱的常客，摇滚乐迷，“地下丝绒”乐队全球头号粉丝，昆德拉（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对手，捷克电视一姐达格玛的丈夫—在去世前八个月，他还出席了电影《下野》（Leaving）的首映礼，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作。
尽管骨子里自认为是个波西米亚人，对世界而言，哈维尔最重要的身份集中在三重：剧作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前两重交织在一起，同时与最后到来的第三重密不可分。1989年11月，捷克民众爆发游行，捷共第一书记雅克什辞职，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获得胜利，哈维尔本人出任总统，捷克由此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这次革命因此而称为天鹅绒革命，意谓平和柔滑的变革，未发生流血冲突。
1990年新年，新官上任的总统哈维尔向他的同胞们发出了一篇后来闻名世界的新年贺词。40年来每逢这一天，捷克人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领导人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有关这个国家是如何繁荣，又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人民幸福并多么相信政府，以及面临着多么辉煌的前途。哈维尔相信，人们让他担当这一职责，并非想再听重复的谎言。他向大家报告了捷克的现状：被破坏的资源、无效的劳动和被浪费的潜能。然后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却在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了“道德上的病人”：整个社会横行着谎言，每个人都对口是心非习以为常。
这是极权社会留下的祸害。但哈维尔强调，极权社会并非少数人制造、从天而降、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情，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为这整个极权机器的运行负起责任。“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哈维尔在位整整十三年，直至2002年卸任。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裂的剧变。一切终究平安度过。然而回到哈维尔的人生之初，他从未预料他会真正投身政治旋涡—并且潜入其间如此之久。
从剧作家到政治家
1936年10月，哈维尔出身于布拉格一个贵族背景的富商家庭，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背景下长大，拥有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和电影放映厅，他最初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正是在此形成。他意识到自己精力充沛，敏感、外向，他知道他会是个“政治动物”，因为对政治他嗅觉敏锐。但他并不想成为政治家，他的目标是念完大学去剧院工作，通过拍一部影片的方式来介入政治，或者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评论政治，总之，是批评它而不是从事它。
1948年，捷共掌握了国家政权，哈维尔家的所有财产都充了公，全家人也成为了阶级斗争对象。1951年哈维尔完成了捷克提供的义务教育后，便开始因“阶级出身”而始终无法进入大学。他只好一边做学徒一边读夜校，四年后才通过政审。而他就读戏剧学院的申请也不断被拒。在后来的自传中，哈维尔如此解读这段岁月：它比他自信的少年时代更为重要，正是这段被排斥、被边缘的经验，奠定了后来的他。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才有了“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而它才是这世界的真实模样。
“如果我展示了—如他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荒诞感和喜剧感，那么这不仅仅是来自我的气质，更是出自我的经验。”
1960年，24岁的哈维尔开始为布拉格的一家剧院工作。这个自认为拥有“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式的经验和对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熟稔知识的青年很快掌握了写剧本的技巧，几个重要剧本《花园聚会》、《反符码》等次第诞生。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戏剧是文化生活中最富吸引力的一项，哈维尔着力描摹在僵化体制下社会空洞本质的剧目很快令他成为捷克重要作家中的一员。
1968年布拉格之春爆发，苏军入侵捷克。随后，一个更加保守的政权取代了原先相对自由的那个，整个社会在解冻之后复归冷冻。1969年开始，出版自由被禁止，并持续了20年。哈维尔的剧本不再被允许上演，再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一群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到了1974年，他被遣进一家啤酒厂打工，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滚啤酒。在后来的自传中谈起这段经历，哈维尔说这是他第一次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他没法假装自己是来“体验生活”的，但同时他也很高兴自己终于克服了一个“庄园主儿子”在工人阶级面前或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劳动者面前的羞惭感：它们绝不是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
这段和平等有关的体验，让一个新的命题在哈维尔接下来的创作中逐渐显形。他认为像早年那样简单地将社会的苍白空洞诉诸政权或制度是虚弱的，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个人的危机。“我以不同故事，不同形式写东西，在结局时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这批创作应该包括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的一封长信，强调的便是这一问题。哈维尔指出，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着严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哈维尔是这场签名运动的三名发言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行为给哈维尔带来的是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而正是在这段时期，哈维尔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以及在狱中写给第一任妻子的《给奥尔嘉的信》。
2007年12月10日，哈维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达格玛·维斯科莫娃。
有勇气的践行者
学者傅国涌仍然记得第一次阅读哈维尔时所受到的冲击，这个感觉他人生中从未遭遇。作为一个“从十几岁以来一年365日手不释卷”的人，他自认为被冲击的门槛很高。而哈维尔写了什么？“哈维尔说的是1970年代的捷克，人民拥有的自由，就是选择不同牌子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
这是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论述中的一句话。何谓后极权主义？概括哈维尔的论述可得到如下信息：极权的原始动力已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残酷性，权力者不得不多讲一点法制（而不是法治），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也愈加严重，社会冷漠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整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对于后极权社会，东欧诸国以及苏联均不乏研究者。“但哈维尔是其中目光最为准确的一个，他穿透了后极权社会的本质。”傅国涌告诉记者。哈维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权的制度使人异化，而异化了的人更支持这个制度，因此，人们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当狱卒。
如何摆脱这样的社会？哈维尔的观点是，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必须唤醒人的良知，必须做有个性的人，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良心底线，讲求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便是不说谎话。
在纪念1977年签名运动发起人帕托切克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以一个日常场景入手，就这一点进行了阐释：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疾风骤雨似的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东西是他试图和这个世界联系的？他真的热心于联合世界的劳动者这个意思吗？他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这否定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伪善和谎言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疏离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而人们成为了彼此失败的见证。
作为哈维尔最重要的中文译者，崔卫平是在一个极其个人的语境中与哈维尔相逢。“那是我自身非常低落的一个时期，之前的经验分崩离析，而新的世界仍未形成。”哈维尔对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描述令崔卫平觉得一击即中，“他看世界的比例和一般人不一样，不大不小，不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优缺点，但他又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他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
“哈维尔敏感于当代世界的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很容易有各种脱节、分裂、剧变却不以为意。而哈维尔的珍贵在于，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践行者。他以行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终点与起点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贯穿一致的东西。”崔卫平告诉记者。2009年，她在布拉格和哈维尔有过一面之缘，74岁的哈维尔虽然浑身上下“除了脑袋哪里都动过手术”，但仍然风趣、顽皮，在他微笑的眼睛里面，有非常非常认真、严肃的东西。
同为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热度”从来无法和同胞米兰·昆德拉相比。对此，学者徐友渔有自己的解读：“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的生活，就要证明这种生活是唯一正当的选择。这个时候‘昆德拉热’适逢其时。这些人把昆德拉作了一个解读—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说到底，只有不反抗才是最大的反抗。有人还提出了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貌似非常深刻，实际就是勇气不够，为哆嗦找了一个借口。”
而哈维尔呢？傅国涌说：“他的榜样作用在于，在一个严酷的大环境中，个体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并非可有可无。他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