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不过，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的明星学者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来到我所在的大学做了一次演讲，用他那招牌式的互动方式，桑德尔技巧娴熟地将坐满一个大礼堂的听众引导向他的基础论点：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意即经济应该市场化，但社会不能市场化）。
可见，怎样看待“社会”，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主题之一，也是学术争论的主题之一。当年撒切尔的政治目标，是要改革乃至取消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项目。而桑德尔的目标，则是要论证：市场有边界，边界之外是社会。社会有自己独立的正义原则，不受市场交易原则的侵犯。因此，按市场交易原则来看，一个人卖肾换iPhone，是他的决策自由。但是按社会原则来看，这种“交易”很可能是不道德的，应该被禁止。
之所以说“很可能”而不说“肯定”，是因为这里的确产生复杂争议。若不是足够复杂，教授也没有饭碗。但是让我们暂且放一放这种复杂性，先来讨论一个话题，即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它的第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承认了存在着“社会”这个东西。若像撒切尔所言，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那还谈什么“社会治理”？更值得注意的是“治理”这个词。此前，中共重要文件中谈及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标准概念是“社会管理”。假如我们相信，文件中的每一个词都是认真的，那就要问，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有分别么？
在理论上是有分别的。“管理”是指一种等级式的权力结构，管理者在上，被管理者在下。“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咋干就咋干”。这种敬酒的段子之所以流行，并让人在哈哈大笑中品味各种意味深长，就是因为先有这种上下结构存在。但是“治理”则是指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既然是平等的合作，就不能靠强硬指令，而只能靠协商。
不过，目测公众舆论与官场反应，似乎不太在意到“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分别。毕竟，一般的社会用语中，这两个词常常是混用的。由此来看，“社会治理”这个词，包含一种“战略性模糊”，一方面容纳原来一直存在的混用，另一方面又给出加以精细区别的新空间。
没有新空间就没有创新。假如传统的由政府自上而下加以管控的方式有效，那么，坚持原有的维稳做法就好了。假如政府主导、大项目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效，那就继续做下去好了。问题在于，高压式的维稳管控之后，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之后，预期中的普遍健康、幸福、安全、公正并没有达到。因此，提出社会治理，其最积极的涵义，就是要反思原有管理模式。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北京“井下住人”的新闻，有关部门坐不住了，赶紧将井口封死。很明显，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没有办法解决。在管理的概念下，他们能做的是先避免在自己的地头产生麻烦与责任问题。同样明显，市场也解决不了，北京的房价太高了。也许唯一的办法是，最好不知情，便可不同情。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知道，孩子在上学途中看到井盖，会想起住在井下的爸爸。总有一种不忍之心使许多人眼眶含泪，总有一种良知与教养使舆论要求正视问题。而说到底，就是有没有一种非政府的、非市场的方式，为较弱人群进入城市，合法而自由地谋生提供人道支持。
我所在的大学里，有一群来上课充电的白领，他们试图开发一种手机应用软件，为空巢老人找到匹配的社会服务。他们要在慈善机构或捐款人、调查公司、设计人员、社工与志愿者以及管理部门之间反复磨合，寻找最佳契合点。这是一个社会与市场的混合过程。倡议者希望发展基于志愿行动的社会服务，同时也发展可持续的商业运行模式。这里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会有很多争议，很多风险。但是，成功的希望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想象力与行动力，其中蕴含了社会治理创新的萌芽，即创造性地聚合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引导社会良序，达到社会良治。
以积极态度对待各种社会试验，鼓励暴露社会问题，激励解决问题的社会活力。所有这些，是“社会治理”概念下，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