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也留给这个世界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未来世界即便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像二十世纪中期那样惨烈的种族隔离，应该不会再现。当然，各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诸如宗教、信仰、主义等，肯定还会以其他形态呈现。反对不平等，追求民主自由，并不会随着曼德拉离去而结束。
曼德拉将旧南非改造为新南非，最大贡献就是在关键时刻实现了种族和解，避免了内战。这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和解示范。诺贝尔和平奖授给曼德拉名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纪念曼德拉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苦心。和平奖不是单独授予曼德拉，而是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分享。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没有德克勒克，曼德拉不可能单独成功。换个句式说，没有德克勒克的理性、妥协、让步，曼德拉还在狱中。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即便后来废除，曼德拉也只是先驱之一。
曼德拉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德克勒克肯定没有曼德拉伟大。但一个鲜明的事实是，德克勒克让曼德拉更伟大。
这里的德克勒克当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而是那些拥有现代政治意识的白人政治家，包括德克勒克的前任波塔总统，以及这两任白人总统的主要助手。他们的理智、妥协、忍让，终于使南非国家和解从期待变成事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执政者的让步比反抗者的反抗更重要。
不必为尊者讳。曼德拉曾经是一个极端革命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嫌疑的革命者。他在后来才转变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主张用谈判而不是用暴力、用恐怖主义方式去推翻现政权，建构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政权。
革命是弱者对强权的反抗。从这种观点回望所有的革命者，我们应该永远给予最高的尊重。假如当年没有曼德拉参与发起的暴力革命，没有那之后持续不断的南非黑人不同形式的抗争，南非的白人政权会妥协会让步吗？大约未必。
革命，不是革命者想告别就能告别。告别革命的权力、契机，实际上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才是让革命成为历史的惟一动力。而能让统治者有此觉醒，有某种让步的，就是革命甚至是极为残忍的暴力革命。
革命的目的原本并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让既有政权的政策有改良，有改善。统治者如果能够适时把握火候，就能将革命转化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由此反观南非社会转型的历史，白人政权确实在种族隔离时代罪孽沉重，但当曼德拉表达和解、和谈倾向时，白人政权并没有得寸进尺，乘胜追击，更没有“宜将胜勇追穷寇”，将革命者斩草除根，赶尽杀绝，而是借坡下驴，顺势而为，达成和解。
就南非政治转型而言，如果没有波塔—德克勒克政权的让步、妥协，曼德拉只是一个破坏者，是格瓦拉。曼德拉的伟大，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并不是太坏的敌人，是一个有底线的敌人。敌对双方妥协、退让、理智，成就了一个国家的伟大。
白人政权种族隔离政策固然非常荒唐，不可容忍。但从曼德拉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遇到一个还有起码操守、底线的对手，也是上帝的恩赐，是幸运。
曼德拉95年生命历程，有近三分之一在白人监狱中度过。白人的监狱、白人的法庭，毕竟开化得早，注意到了人权的保护与普遍性，因而曼德拉在法庭上一直可以毫不屈服地为自己辩护，不认罪、不认错。在狱中，曼德拉照样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妥协，不认罪，更不认错，白人政权没有“法外施恩”，也没有“法外加罪”，更没有出现惨不忍睹、不宜言说的虐待。曼德拉还能和他的同志、家人保持一定联络，他大致知道外面的抗争、营救，也能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应该承认，白人政权尽管对曼德拉激活的黑人抗争非常恼怒，但他们还是守住了政治底线，没有过度迫害政治反对者。
给对手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曼德拉接任总统，致力于社会整合，避免复仇，实际上是德克勒克温和政策的结果。
作为革命者的曼德拉常有，懂得革命、能包容革命、并与革命者一起创造历史的德克勒克却不常有。（相关报道见本刊本期报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