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日，中朝边境，朝鲜新义州，背着行囊的朝鲜妇女。摄影_赵赫廷
主笔_周鹏 吉林、云南报道
对郑金素而言，祖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从二十岁出头到现在，在吉林省珲春这座边境小城，这位近40岁的女人，除了到学校接送儿子，或是去农贸市场买菜外，几乎都呆在寂静的家里。这是郑金素深爱的家，也是她的秘密藏身之地。
她刻意地沉默寡言，很少外出，更是极力避免跟陌生人接触。一次不经意的开口，都会带来危险——她完全不懂中文，也不会说普通话。
她来自朝鲜，是祖国的“叛徒”。
朝鲜媳妇
她是一名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非法越境者”，一旦真实身份被发现，她将面临被警方抓捕并遣送回朝鲜的危险。她只能靠隐姓埋名度日。
“她大概是在1996年冬天过来的。”郑金素的丈夫金永南的舅舅，从事过中朝贸易的朝鲜族商人李世泰回忆道。1998年的一天傍晚，李世泰第一次见到了郑金素——她又瘦又矮，无精打采的模样。当时，金永南和郑金素还住在珲春东北某个偏僻山村里。
李世泰的姐姐说，儿媳妇家在吉林农村，经亲戚介绍嫁过来的。但李世泰很快就发现，当他对郑金素说中文时，对方就一脸尬尴地无法回应。第二天，大姐把他拉进隔壁房间，压低声音后说出了实情：媳妇是朝鲜人。
在靠近朝鲜的边境乡村，朝鲜媳妇并不鲜见。现在，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郑金素有一个忠厚勤劳的丈夫，一个快要升初中的帅气儿子，她跟年迈的婆婆也相处融洽。
年过40的金永南曾去韩国打过三年工，靠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三年前回国买下一套不到八十平方米的房子。这套房子地处珲春市一处嘈杂的农贸市场附近，棕色的木地板永远被擦得铮亮。
金永南目前在珲春一家工厂里做仓库管理员，每月有两千多元工资。有时在天黑之后，他会带着妻子外出散步。但在这样的轻松时刻，郑金素也时常会戴上口罩。
一张两年前的照片展示了郑金素家里少有的热闹场景：她在家里招待丈夫从日本回国探亲的侄女李金蕙一家。留着齐刘海发型的郑金素与婆婆、亲戚们微笑着坐在床沿，小孩子们身旁的地板上摆着巧克力、饼干。郑金素的儿子似乎并不习惯这样的氛围，他脸上流露出的是生硬的微笑。
“她那天穿着粉红色纱料上衣，迷你短裙，”早已返回日本的李金蕙仍记得仅有一面之缘的郑金素，“她长得很好看，性格也很温和。”
但对郑金素而言，这张温馨的照片有可能会带来危险——她是一名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非法越境者”，一旦真实身份被发现，一直以来，她将面临被警方抓捕并遣送回朝鲜的危险。她都靠隐姓埋名来换取安全。
多年来，郑金素代表了一个隐秘的群体——非法越境并滞留于中国的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在中国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我封闭的脆弱基础上。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群体就已出现在中国。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朴键一长期从事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根据他的调查，1995－1997年期间，朝鲜国内能源和原材料极度短缺，粮食年产量连续三年仅为常年的1/3－1/2，民用消费品生产完全停滞，居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而在1996年元旦，朝鲜官方媒体《劳动新闻》宣布，国家进入“苦难的行军”时期。
在毗邻朝鲜的众多中国城镇乡村里，不少居民早年都曾在街头巷尾见过一些奇怪的陌生人——他们面黄肌瘦，服装灰暗肮脏，总是像惊弓之鸟一样在街头匆匆而过。人们心知肚明，这些神秘过客来自夜幕降临后就漆黑一片的朝鲜。他们大多数从流经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图们江一侧越境而来。在居住着超过80万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延边州，这些朝鲜人往往能得到说着同样语言的邻国族人的救助，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有中国亲戚。
有些朝鲜人会短时间滞留，然后带着亲朋援助的食物、衣服、现金，悄悄重返苦难中的祖国，回到家人身边。但有的人则像泼到泥土上的水，悄无声息地渗入到了中国广袤的东北地区乃至内陆城乡。
郑金素就是这样的潜藏者。过去17年中，她只回过朝鲜一次，那是被中国警方抓住后遣送回去的。1998年冬季，几名警察围住郑金素当时居住的那个偏僻山村里的家门，把她带走并遣送回了朝鲜。据说村里有人告发了金永南娶朝鲜媳妇的事。
关于被遣返者的命运，边境上流传着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传言。
金永南一度痛苦地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妻子。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郑金素口气慌乱地让丈夫快去接她。
她又一次过江了。
非法越境
2013年11月13日，吉林珲春市，两名通过官方途径在中国的朝鲜餐馆打工的朝鲜女子。摄影_孙炯
他们冒着“叛国”的巨大风险，秘密从城市、农村的家里出发，从巨大的领袖画像、标语牌旁走过，穿越萧条的街道田间，昼伏夜行地翻山越岭到达边境，在可能暗藏着铁钉、竹尖陷阱的丛林里摸索观察，直到肩挎冲锋枪的朝鲜边防巡逻士兵远离后，才在恐惧中冲向江对岸。
以鸭绿江、图们江和长白山为界的中朝边境长达1334公里。朴键一曾细致研究过这段国境线，并从中找出一段容易越境进入中国的地带——100多公里的图们江中游“开山”至“凉水”一线。这段江面许多地方只有二三十米宽，水流缓慢，趟水而过并非难事。而每到冬季，寒风把江水吹成一条厚厚的冰河后，人就可轻易行走其上。
但在依山傍水的漫长中朝边境线上，能越境的地点远不止这段江面。
郑金素再次越江后的登陆地点位于珲春三家子乡某个村子，对岸就是位于朝鲜东北部的咸镜北道庆源郡，也是郑金素不愿提及的家乡。她还有家人生活在那里。
郑金素的脱逃行为已属“叛国”罪行——根据主体93（2004）年修正补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二条，“公民进行叛逆祖国逃亡到另一个国家，投降、叛变或泄露机密等行为的可以判5年以上的劳动教养。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无期劳动教养或死刑及没收财产。”
但郑金素的第一次脱逃被遣返后，只在监狱里关押半个月即获释放。郑金素告诉李世泰，她当时被关押的看守所已经人满为患，为减少口粮供给，当局释放了部分罪行不重的犯人。
1997年10月，金正日结束深居简出的三年守孝期，出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年，金正日再次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正式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这年8月，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１号”卫星，并提出了“建设强盛大国”的口号。
国家的盛衰变幻太宏大，郑金素只关心自己在江对岸的家。出狱一个月后，她在兜里装了几个饭团，再次越境而来。
在江边寒风中接到郑金素后，金永南立马回家收拾行李，带着妻子逃到了近百公里外的珲春市区。他在一处老旧的铁路职工家属楼里租了套小房子，又找了份货场装卸工的工作，从此离乡不返。
艰辛的体力劳动和亲戚们时不时的接济，帮助金永南撑起了这个逃亡之家。而郑金素则像琥珀里的虫子般，被恐惧封锁在那套昏暗的出租屋里，几个月后才敢试探着出门。
而在郑金素的祖国那边，像她这样的非法越境者，正不分昼夜地潜入中国。
他们有的独身一个，有的结伴而行，冒着“叛国”的巨大风险，秘密从城市、农村的家里出发，从巨大的领袖画像、标语牌旁走过，穿越萧条的街道田间，昼伏夜行地翻山越岭到达边境，在可能暗藏着铁钉、竹尖陷阱的丛林里摸索观察，直到肩挎冲锋枪的朝鲜边防巡逻士兵远离后，才在恐惧中冲向江对岸。
这是被死亡笼罩的危险时刻，不幸的人会倒毙在树丛杂草下，或者湮没在江水中。2003年10月7日，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派出所一份编号为“【八报字】055号”的《案情报告》称，在10月3日至4日两天内，在鸭绿江中打捞起了56具尸体，其中有儿童七名（5男2女）。这些死者均为朝鲜人，全是被枪击致死。派出所估计，他们是在向中国偷渡途中被朝鲜边防武装人员击毙的。
中国图们口岸的对面，是朝鲜稳城郡南阳市。透过高倍望远镜望去，沿江的泥土小路上不时可见肩挎冲锋枪的朝鲜巡逻士兵，而路旁浓密的杂草丛中，隐现着一个个下沉式暗堡。沿图口岸正对着的一栋浅蓝色两层楼房墙上，悬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他们正微笑着凝视远方。
郑金素侥幸地穿越了所有危险。她和其他成功越境进入中国的同胞一样，从此活在陌生而暗藏危险的地下世界，身上打着“非法越境”、“偷渡”的烙印。韩国统一部2006年的统计称，当时有10万至15万朝鲜籍非法越境者滞留在中国。
没有亲戚投靠的人通常会寻找一份谋生的工作。男性大多在偏僻的农村、山间从事体力劳动。李世泰的朋友“老胡”，早年曾在延吉、图们和龙井三市交界的山沟里从事中草药收购。1998年期间，老胡雇佣了过六名朝鲜采药工人，年纪最大的已50出头，而最小的只有17岁。
“他们住在废弃的木棚里，被蚊虫咬得满身疙瘩”，老胡惊讶于那些朝鲜人动物般的生存和劳作能力。他没想到的是，多年后自己会因朝鲜人而入狱。
相比起来，女性则有更多选择。朴键一通过社会调查发现，在中间人的介绍下，非法越境的朝鲜妇女大多会在居民社区、歌舞厅、饭店、洗浴中心、茶酒吧这类服务性场所打工，还有些则像郑金素一样，成了见不得光的“妻子”。
恐惧从未离去
2013年11月13日，吉林珲春市的朝鲜族教堂。摄影_孙炯
为了让妻子免受惊吓，金永南刻意买了位于顶层的房子。但即便如此，也时不时会有让郑金素狼狈不堪的意外发生——当门外传来不期而至的敲门声时，坐在沙发上的郑金素就会猛地跳起身，仓皇逃到阳台上靠墙角蹲下。
位于鸭绿江上游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有超过260公里的边境线与朝鲜的两江道隔江相望。在朝鲜官方宣传资料中，两江道的白头山密营是金正日的出生地，也是朝鲜的革命圣地。
2008年，在庆祝建县50周年宣传活动中，长白县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了一个 “长白大事记”专题。这些有如日记般详细的材料，记载着众多非法越境者的真实故事，并从中展现出一个残酷事实——与为谋生而来的朝鲜非法越境者同行的，还有带来盗窃、走私、贩毒，乃至杀戮和死亡的冷血罪犯。
从1996年开始，长白县被朝鲜非法越境者侵袭事件便频频发生。这年内该县被发现的九起越境事件中，先后有五名中国人被越境盗抢者杀害。甚至还有4名朝鲜警备队员持冲锋枪，在长白县的公路上抢劫了“面粉1袋、动物油10斤和袖珍收音机1台”。
1997年初，大批朝鲜饥民拥向长白县，以致当地不得不派出民兵应急分队进行边境巡逻。“大事记”显示，在1997年4月23日之后的一年之内，该县抓获了484名非法越境人员。
有些朝鲜妇女越境进入中国后，成了中国人贩子的谋利工具。仅在1997年1月1日—3月21日期间，长白县就破获8起贩卖朝鲜妇女案件。一些朝鲜妇女的身价甚至只要两三千元，她们的买家多是当地乃至外省的农村大龄青年、年老的鳏夫，甚至是残疾人。
延边汪清县天桥岭镇有位五十多岁的贫穷农民曾与一名朝鲜女人生活过，在警察带走“妻子”那天，他无情地挂断了对方打来的求救电话，“没多久又买了一个老婆”。
1999年，经历持续九年的下滑后，朝鲜经济终于迎来正增长。在当年的元旦社论中，《劳动新闻》描绘出了这样的蓝图——“在不远的将来，把朝鲜建设成思想、军事、经济各方面具有最强大威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躲在异国的郑金素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寂寞生活从此有了些许欢乐。在亲戚的帮忙下，这个孩子随父亲加入了中国国籍。他现在已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
在李世泰看来，郑金素简直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她的两次非法越境都平安无事，被遣返后没有被严厉惩罚，遇到一个爱护她的丈夫，有了稳定的生活。白天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做好味道浓郁的大酱汤，晚上当孩子在小屋里做作业时，她会和丈夫坐在沙发上看韩国电视剧。
为了让妻子免受惊吓，金永南刻意买了位于顶层的房子。但即便如此，也时不时会有让郑金素狼狈不堪的意外发生——当门外传来不期而至的敲门声时，坐在沙发上的郑金素就会猛地跳起身，仓皇逃到阳台上靠墙角蹲下。虽平日很少提及，但恐惧从未离去。
上次被遣返回国后在监狱中度过的绝望时光，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多年来时刻提醒着郑金素：她也不属于这里。
去年春节，李世泰严肃对郑金素说：“你不能一辈子躲下去了”。他说等有机会时，会帮她结束恐惧中的生活。三年前，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也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在郑金素家里躲藏40天后，他们远赴云南并再次偷渡出境，最终去了韩国。
听完李世泰的计划，郑金素哭着答应了。
地下生意
2013年11月11日，图们江对你的朝鲜南阳市，人民军士兵正在边境地带巡逻。摄影_孙炯
至少在1998年前后，朝鲜的“苦难的行军”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机构那里收取酬劳。
李世泰的计划很简单：找“朋友”把郑金素运送到云南，再伺机进入东南亚国家，最终进入韩国。
韩国政府一直视朝鲜人为本国国民，不仅为入境者提供生活安置费，还让其加入韩国国籍。韩国统一部官员曾向《环球时报》记者披露：至2010年11月中旬，已有超过2万名朝鲜人在韩国生活。而到今年9月份为止，韩国统一部官网已经将这个数字更新为25649名。根据朴健一的调查估计，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中，有10%企图进入韩国谋生。
《凤凰周刊》曾披露过逃离国境的朝鲜人进入韩国的“地下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后，一路向西前往内蒙古，再从陆路穿越边境地带的茫茫戈壁草原后进入蒙古。2006年初，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边防委曾在公路上设卡抓获了6名正试图非法进入蒙古的朝鲜女性。逃过中国警方的朝鲜偷渡者进入蒙古后，蒙古政府会允许他们自由选择进入第三国。
另一条路线则是一路南下，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国家，并辗转前往韩国。这条全程超过4000公里，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偷渡路线早已隐现。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正是经该路线辗转进入韩国的。
一直以来，在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的多重阻碍下，朝鲜偷渡者只能靠外力帮助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门地下生意。
李世泰有三位朋友就曾是专干这行的“生意人”。
58岁的张隆升曾是这个组织运送偷渡者团伙的老板。他现在正蹲在监狱里——因犯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他在今年第三次被捕入狱。
在一张1989年与友人的合影中，身材高大、蓄着胡须的张隆升双手交叉站在最后排，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在朋友眼中，生于珲春农村的张隆升是个“脑袋很好使，但不务正业的人”。与其相识多年的一名熟人记得，张隆升曾在珲春市靠在玻璃上喷制装饰画挣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俄贸易兴起后，他又成了一名往返两国边境的小商贩，还兼带着干些制造假护照、假身份证之类的买卖。
至少在1998年前后，朝鲜的“苦难的行军”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机构那里收取酬劳。而云南漫长的边境线，正是他收取酬金的最后一道门槛。
多年来，出于政治、民族、宗教乃至金钱等因素的考虑，韩国有众多人权、宗教等非政府组织甚或偷渡团伙，一直在为非法越境的朝鲜人的偷渡行为提供支持，并为此组建起了不少跨国偷渡网络。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时，这些网络往往都有自己的代理人。
张隆升正是其中之一。他承担着最关键也是最危险一环——负责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接收、藏匿、运送等所有环节。
2001年新年，在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的社论中，张隆升的“客人”却越来越多。他就像一位事业成功的老板——总是出入于宾馆饭店，随时夹在腋下的黑色钱包里装着厚厚的现金，常常张罗朋友们吃饭喝酒，然后抢着付钱结账。
李世泰认为张隆升的大方并非完全出于友情。一次饭桌上，张隆升悄悄邀请李世泰跟着他一起挣钱，“只要把朝鲜客人带到指定地点就行”，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条件。李世泰最终拒绝了这个邀请，他担心这门违法生意早晚会出事。
事实也是这样——大约在2004年前后，张隆升第一次捕了。但几个月后他就走出了看守所。李世泰猜测，当时张隆升没有被警方抓到太多证据。
没过多久，张隆升便重操旧业。危险重重的偷渡生意远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他仍然需要帮手。那些没有稳定工作，靠打工挣些微薄收入的朋友们，就成了他捕捉的对象。
业务员
2013年11月18日，吉林图们市，民间俗称的“外国监狱”，中方抓活的非法越境的朝鲜人会暂时关押于此。摄影_孙炯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其貌不扬又身材矮小的珲春农民朴正勇，在数年后成了张隆升那数目不详的手下之一。
现年近60岁的朴正勇，与年迈的母亲租住在珲春一个紧挨着图们江的边境村子里。在为数不多的朋友眼里，他是个穷困潦倒而又无可救药的老酒鬼。喝了酒后，他敢吹嘘自己能用牙齿咬住铁钉，“用手把它掰弯”。
2009年7月，朴正勇接到了张隆升的邀请电话，成了张隆升偷渡团伙中的一员。收到张隆升汇来的一笔钱后，他很快在延吉租下一套房子，兴奋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钱程”。
两年后，李世泰的朋友老胡，也无意间被拉进了这个网络。老胡跟朴正勇年岁相近，也是个嗜酒之徒。这个小商人过往的生意毫无起色，几无积蓄。2011年春节后，他寄宿延吉朋友“老赵”那里。老赵坦白了自己在帮张隆升办事的情况，并央求老胡帮帮忙。老赵一直对妻子隐瞒此事，也正因此，他经常因时间不方便而被张隆升斥责。性格摇摆加上寄人篱下，老胡就这样入伙了。
身为老板的张隆升几乎都呆在北京、沈阳两地。他极少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但很明显他是位组织偷渡的老手——韩国的组织为他提供着稳定的资金，他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电话就能调动手下人完成“客人”的接送任务。他同时拥有好几部手机，每个号码没多久后就会被更换。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老胡、老赵住在延吉市一片长有杂草的居民区中，距离汽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把朝鲜人接到家里藏匿，再把他们带到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
2011年3月的一天上午，老赵第一次带来了“客人”——两位三十多岁，穿着像当地年轻女性一样时尚的朝鲜女人。她们已经在延吉的亲戚家里躲藏了一段时间。
当晚，老赵、老胡带着她们乘出租车到延吉客运站，随后帮她们买好了去往沈阳的长途客车票。客车驶出车站后，老赵打电话告知了张隆升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还把司机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他。在张隆升掌控的网络里，会有别人来跟进这辆车的行踪。
一小时后，老赵从ATM里取到了张隆升汇来车票钱和300元酬劳，跟老胡平分了这笔所得。这也是此后他们大部分任务的酬劳标准——每送一名朝鲜人上车，他们只能挣到150元。老胡一直对如此低的酬劳非常不满，但老赵总是劝他知足。
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他们那毫不起眼的住处就像谍战电影中的“安全屋”一样，成为近百名朝鲜人的中转地——一对刚越过图们江的衣衫褴褛的吸毒父子；三位曾经在延吉做过色情视频服务的年轻姑娘；一名在中国做生意失利后不堪忍受国内刑罚，从囚车上跳车逃跑的朝鲜商社职员；已经有亲戚去了韩国的普通夫妻……
从东北到昆明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通过无人知晓的渠道，张隆升早已获得这些人的偷渡信息。在他的安排下，有人会带着他们在约定的时候——通常是夜晚，出现在老胡指定的地点。老胡喜欢把地点定在延吉市某些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外，“这样的地方晚上很少有人”，他说有助于自己“一眼就看到客人”。
老胡只见过一次把“客人”带来的带路人。那是一位年轻瘦小的朝鲜男子。因为时间仓促，张隆升在这次行动中需要老胡把劳务费现场交给对方。拿到6000元钱后，男子带着老胡穿过马路，在一条小巷里把躲在暗处的三位朝鲜姑娘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去。“我听得出他的朝鲜口音”，老胡说。他很羡慕男子的高收入，但想到对方所冒的风险，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三位姑娘都刚从朝鲜偷渡进入中国，身上的男式破旧衣服和满是泥土的鞋子，显示了她们在偷渡路途上的艰难。对这样外形惹人注目的“客人”，老胡需要把她们重新包装一番。购置衣服鞋袜的费用，张隆升会额外汇到老赵的卡里。
在跟着老胡回到“安全屋”后，这三位姑娘吃到了热腾腾的面条，还喝了点老胡酿制的葡萄酒。在这间位于四楼的屋子里，许多朝鲜人都品尝过这种辛辣中带着微甜的饮品，并在这里留下过短暂的欢笑。
晚上老胡独自睡在里屋床上，客人就在客厅沙发、地板上随便凑合一夜。他们像烫手的山芋，最多呆上一天就会被送走。
老胡估计他跟老赵大概送走了90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最终去向。少有的例外是，有几名朝鲜人曾在韩国给他打来致谢电话。
在挣钱野心的驱使下，朴正勇认领了另一项劳苦又危险的任务：长途运输。为了提高回报率，他会等自己的“安全屋”挤进七八名朝鲜人后才出发。他能事先领到活动经费——每名朝鲜人2000元，扣除沿途的交通食宿之类的开销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报酬。每个客人能为他带来上千元收入。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漫长路途中，两块钱一个的面包，一块钱一瓶矿泉水，就是这支沉默队伍的唯一食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朴正勇要求“客人”路上不要说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交警检查超载情况、汽车发生故障、糟糕天气导致的交通管制，乃至“客人”晕车呕吐，都会让朴正勇紧张不已。
他的神经始终绷紧，每天跟张隆升通上数十个电话，随时报告车程情况。当车驶进昆明客车站，他就大功告成，可以下车离去了。他甚至不用管车上的“客人”——张隆升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了。
被榨干精力的朴正勇很少在昆明停留休息，他会在返程的客车上昏昏大睡。在张隆升那流水线般的偷渡链条上，一批新的客人，已经焦急地等着他了。
“我一年跑了30多趟昆明”，朴正勇对这份紧张疲倦的工作充满厌恶，但为了能挣钱，他从不辞劳苦。他喜欢用酒精麻醉自己，没有业务的时候，他甚至会从早至晚地在延吉的餐馆、练歌房里酗酒，搂着小姐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含混不清的朝鲜语歌曲。
那边现在怎样了？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郑金素一家正等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时刻。再过一个多月，金永南就会拿到新的韩国工作签证了，他将再次去韩国打工挣钱。
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有可能会在异国与妻子相逢——按照李世泰的计划，郑金素将在孩子明年秋天升入初中后，踏上她的第三次偷渡之路。她的孩子将由延吉的亲戚暂时帮忙收养。
跟三年前的妹妹、妹夫一样，郑金素将在延吉坐上长途大巴，在朴正勇这类“业务员”的带领下奔向云南。在昆明下车后，有人会带她在出租房、小旅社里短暂藏匿，也可能会让她登上另一辆长途客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再穿行十小时，到达与缅甸、老挝有近千公里边境线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省一位前边防系统人士称，大约从2000年开始，该省涉及朝鲜偷渡者的案件就逐年增加，偷渡者大多以昆明为中转站，乘车到西双版纳、临沧等边境地区后非法出境。而西双版纳是最容易被选择的出境地点。
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出发，三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毗邻缅甸的边境小镇——勐海县打洛镇。这里有隐于茂密山林中的36.5公里国境线。
在紧挨着打洛口岸的一个露天停车场旁，一道大约两米高、长不过百米的铁栅栏另一侧就是缅甸国土。一个四十来岁的缅甸男子用纸板搭了个小棚子，长时间地坐在那里抽烟。偶尔有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等人——在不远处栅栏中断的小山坡上，成年人能在十秒钟内冲上去翻过栅栏，被摩托车接走。
从此处栅栏两侧已经被踩踏得光秃秃的泥土斜坡来看，许多偷渡客都从这里偷渡进入了缅甸。11月28日下午，半小时内就有两人先后从这里翻进了缅甸。
在停车场附近揽客的每一个摩托仔都能提供额外服务：只要给100元，他就能在20分钟内把客人送到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勐拉县。去过勐拉县的人说那里是一个充斥着赌博、色情服务的“自由地带”。而从那里到距离最近的泰国米赛口岸，不到250公里。
还有人提供更周全的“服务”。勐海县勐混镇一家路边餐馆里，一名左手中指被砍掉的高个男子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可以马上打电话请老挝的老板安排偷渡事宜，“只要给钱，杀人犯也能送出去，送到哪里都行。”这名男子是一个跨境犯罪团伙的成员，只要能拿到酬金，他跟酒桌旁那些看上去无法无天的同伙们愿意承接任何业务。得知可能是送朝鲜人后，他笑着说，“那你要准备好翻译。”
在张隆升和他的上线——某个韩国组织的协调下，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人都有人负责接应，并带着他们赶赴下一站，直到安全地点——例如泰国。像蒙古一样，泰国政府未对这些人实行强制遣返措施，也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2004年7月27日、28日两天之内，曾有约450名朝鲜偷渡者分两批从泰国乘飞机抵达韩国；2007年夏天，在泰国移民局设在曼谷的收容所中，一度有超过420名朝鲜偷渡者。
这样的偷渡途中，郑金素不会掉进铁钉、竹尖陷阱，也没有被冲锋枪扫射的致命危险，但她仍然可能会跌入别的危险里。
2007年2月，4名朝鲜人从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关累镇坐船出发，试图沿澜沧江—湄公河偷渡至缅甸、泰国，并中转前往韩国。勐腊县有一位当地人负责运送他们出境。这趟夜幕中的偷渡之行因触礁翻船而终止，4名朝鲜人幸运地被途经的中国商船救起，但在返回境内后被中国边防抓获。
就在不久前，《环球时报》援引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称，11月15日有13名朝鲜非法越境者和2名协助人员在昆明被警方查获。一周后，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称这是韩国情报院诱拐绑架朝鲜公民，并企图强制将其带往韩国的行为。
朴正勇是在2010年10月在沈阳客车站外被警察抓捕的。当时他准备带着8名朝鲜人起程前往昆明。他因运送他人偷渡国境被判刑三年。在监狱里蹲了六个多月，外加交纳几万元罚款后，他才获得假释。
“我送走了400多位客人”，朴正勇用英雄般的口吻讲述自己的往事。在他躲藏着的一张皱巴巴的白纸里，有48张彩色照片留下了一些客人的身影：一位抱着正在哭泣的婴儿的母亲，一位左眼失明的年轻姑娘，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妇女，一对表情木讷的父子，一对带着两个儿子的夫妻……
老胡在2011年5月29日晚上被捕——在此前送走的两批朝鲜人被查获后，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们。当七八名警察冲进房间时，老胡和老赵正在下着象棋。三个多月的“业务”，给老胡带来两年刑期。他蹲了8个月监狱，也在交罚款后得以假释。
为了保护老赵的婚姻，老胡在被捕后仗义地将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但毫发无损的老赵只给他交了两个月伙食费，不久后就悄无声息去了韩国。老胡现在觉得自己彻底毁在了这位朋友手上，“我真想杀了他”。
张隆升比老胡早一天被警方抓捕，也在被关押8个月后交罚金假释。今年上半年，他第三次因组织偷渡罪被捕，获刑四年。现在，他正蹲在监狱里，他那严密高效的偷渡网络早已烟消云散。但像他这样的人却依然存在，李世泰认识的一名珲春人不久前去了韩国，“他就是去联系‘业务’的。”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无法预测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