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
可能因为自己又写诗又摄影吧，在我的观念里，摄影与诗是比较接近的艺术，关于瞬间、现实片段的抽离、特定时空里相异的意象的碰撞……这些都是摄影和诗所擅长的，在一篇关于日本摄影的文章里，我甚至把摄影比拟为最极端的诗：俳句。因此得知台湾小说家吴明益出版了《浮光》这本摄影加随笔集的时候，我极为好奇：一个小说家的摄影与摄影观，会是怎样的呢？
熟悉传统摄影的朋友都会知道，正片和负片不是单纯的正负关系，正片包含反转片和幻灯片，前者直接拍摄成像，后者从负片拷贝而来，方便播放展出；而无论是反转片还是幻灯片，表面更艳丽饱满，其实都不如负片的内涵强大——一张状况良好的负片，拥有丰富的宽容度和深层次的“潜影”，如何发挥则视乎暗房放大师的水平了。
我在《浮光》里看到的作家吴明益，就是一个魔术师级别的文字暗房放大师，不但在“负片”部分他演绎出自我生活、台湾当代社会的层层潜影，在“正片”里，他也寻找和揭示了摄影史和艺术史许多不为人细察的细节，秉持的就是一个作家对“美”的独特敏感。他从正负两面去阐释自己体认的美，是怎样包含了丑、包含了死亡与重生之力，怎样包含了社会公义、生态公义这些过往好像与纯粹的美相冲突的重量，而成熟的当代摄影，恰恰由这多重杂质组成。
这样的美学反思与审美的细腻，让我想起我喜欢的两个艺术哲学家：罗兰·巴特与巴什拉，尤其是后者。巴什拉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大师，但我更倾向认为他是一个诗人，他从自然科学、建筑学、民俗学等中间钩沉出哲学的潜影，这个钩沉的过程极具诗意。至于罗兰·巴特与巴什拉背后的潜影，吴明益没有在书中提到却是呼之欲出的，是苏珊·桑塔格。在对自己摄影行为的回忆和对一张照片创作背后的反思中，我最敬佩的就是吴明益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他像苏珊·桑塔格责问其他摄影师一样去责问自己：你的摄影行为是否构成了对他人的侵犯、伤害？有时我觉得吴明益对自己过于严苛，因为在他无数次在“边缘地带”漫游的过程中，如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摄影师，绝对会拍摄下来许多震撼性的作品，然而吴明益更多地选择了不按下快门，甚至不拿出相机。
于是我还是看到作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摄影师的他，相对于粗粝繁复的生活、相对于生活当中盘根错节又相濡以沫的各种关系，摄影有时显得多么无用，“决定性瞬间”又是多么先入为主。一个小说家的野心不是“决定性瞬间”，而是所有瞬间构成的时间的绵延。在理念上，一个小说家的道德感，往往超越摄影家，近乎诗人的洁癖。
我在我的摄影随笔书《游目记》的序诗说，搞摄影的人“撷取这世界并且微笑”，写诗的“也撷取却一脸正经，我们只是痛苦的代用品”，这两句话常让读者迷惘，其实说的是摄影道德与文字道德的问题。摄影者尤其是新闻摄影师，束缚他的只有行业理论上的道德，所以在不做出对现实的具体干预与伤害的底线上，他们尽可以像苏珊·桑塔格所言，“旁观他人的痛苦”而行事，他们尽可以逍遥，因为报道这个客观世界是他们的“责任”；而文学家包括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旁观他人的痛苦之余，还得旁观自己的痛苦，直至自己成为“痛苦的代用品”——实际上痛苦无法取代，文字的强大美感可以使痛苦者释怀，但却把写作者自身逼入了自我盘问的穷巷：美与苦难到底在多大程度下可以并存？
这就是为什么当作家写作陷入矛盾之际，他们大多选择拿起相机走进那个纯客观世界，多少是想从自身的痛苦前面背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