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
3月21日是联合国订立的国际诗歌日，貌似很严肃；可同时它也是国际睡眠日，貌似很解构—至少在网络上以此幽默一下或自我幽默一下的不读诗、热爱诗的或诗人本身都不少。诗歌与睡眠最大的关系是它们都会使人做梦，但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他们失眠的时刻远远多于做梦的时刻—当下世道，只要你是一个被良心困扰的人，都不可能做梦而会为此失眠，一个诗人，尤其如此。
不要相信“诗人是逍遥者”这一天真的说法。诗人首先是人，一个合格的人在此时此地无法逍遥，因为他们面临自己逍遥和旁观他人痛苦的矛盾，而诗人，“哀乐过于常人”，则应该有更大的矛盾感；诗人又从属于一个特殊的传统：士。他是坐言起行的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天行健，自强不息—他要求自己知行合一；最后诗人才是诗人，他以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来完成他作为人、作为士所需要做到的反抗与建立，去面对并奢望深入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现实中丰满了自己的体验，经历过大多数人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然后尝试开口去说出一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雕龙的形式主义者。更关键的是，他与其他人一起面对困境，即使这种困境在一个写作者身上呈现双重的困顿。这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真相与意见的问题：“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掠夺者。”这段话原应该属于常识，现在却是消费社会的稀罕品。
紧接着，苏珊·桑塔格提出一个在追求公民社会路上的作家必须自问的问题：“我相信正当的行动。但那个行动的人是作家吗？”
或者社会行动对本国的一般人都太远了，那么回到基本现实：我们都可能成为同一个公共事件的经历者，无论是亲历或者旁观。比如说发生公共灾难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读者和传媒需要灾难诗的写作（当然不是“纵作鬼也幸福”那种），作为见证和安慰，但诗人却面临着消费苦难的指责与旁观苦难的自责。
杜甫之所以伟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解决了这个道德困境，但他的解决方式是残酷的：他不止于旁观他人的痛苦，他人的痛苦实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唐的离乱直接投影于他的命运，逃难、贬黜、穷困与丧亲，他无法改变命运，索性把自己当作了时代的实验品。他的中晚期诗歌，许多可以看作是他对作为实验品的自己的观察和剖析，这样他同时剖析了那个不幸的帝国与时代。
这是他的天职。诗人忠于自己的天职，最基本在于把一首诗、把一辈子的诗写好，从自己身上开始回归一种秩序，杜甫的世界越是礼崩乐坏，他的诗就偏要诗律严谨、井然森然。这种对个体秩序的捍卫，相类于苏珊桑塔格对“原则”的强调，实际上是对“道”的捍卫，有道，才有可能超越这种道德困境。
其实不须奢谈超越，毋宁说我们需要一种对困境的忠实。诗歌是自我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结果，当我们直面诗人在此时代的道德困境时，我们也是在使自己成为本时代的实验品，也许最终会成为对未来有益的牺牲品，我们需要旁观那个无论作为旁观者还是介入者的“我”。
套用苏珊·桑塔格对小说家与道德考虑的思考，也许我们可以说：严肃的诗人他们反诘自身，他们发愤以抒情。他们在忠实于我们经验或者超验的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这些经验貌似属于他人的痛苦。他们变幻我们的想象力。他们的诗句深化我们对万物的同理心，为我们的道德判断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