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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北京04   (《2084》系列摄影作品,将镜头对准深圳、北京、香港、台湾等地监控情况,目前拍摄仍在进行中。感谢阳光时务对本专题提供支持)

记者_季天琴 曾向荣 石宴瑜 实习生 唐爱琳 上海、广州报道

摄影_《2084》 李思睩

视频一:一辆的士从大北立交方向驶入广场。

探头,跟踪。

视频二:的士继续往前开,一排花坛挡住了视线。

输入编号,探头再跟踪。

视频三:的士的正身出现,车里的一切,大到司机,小到装饰品都一清二楚。

在被称为全国治安最复杂地区之一的广州火车站广场,这辆绿色的士,早就被坐在200米之外的视频墙前面的治安员掌控在手掌之间。

这些治安员,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地盯着视频。每一个班都配备了1名带班民警和4个治安员,平均每个人要监控20多个摄像头。他们必须熟记每个摄像头的编号,以便及时切换画面进行监视。

作为视频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暗藏在四周的摄像头。2005年11月,耗资500多万元的视频监控系统,在广州火车站所在的流花地区投入使用,101个监控摄像头,将周边的一切都置于监控系统的“天眼”之中。

根据广州媒体的报道,仰仗这套系统,广州火车站一年有275天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天降奇兵”的故事更不少见——令神出鬼没的犯罪嫌疑人吃惊的是,比他还要神出鬼没的警方总是在他作案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后将其截获。

警察叔叔既不是柯南,也不是金田一,破案为何如此高效?

在这套系统之下,警方一般是这样找到线索的:“侦察机关查看了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某男子在案发当晚×点××分出现在案发现场,据此判断,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视频监控系统对嫌疑人进行定位,然后追踪取证,GIS地图系统调动附近的民警排摸,摸啊摸,就摸到了嫌疑人的老窝。

视频监控系统是如此生猛,以至于上海市一位《东方110》的观众在上海本地论坛“宽带山”上总结了治安管理的创新:以前靠居委会大妈,现在靠摄像头。

居委会大妈大都长着一双雪亮的眼睛,能够随时发现鬼鬼祟祟的不法分子,不过,新型监控技术比起居委会大妈,对信息的探究更加深入、广泛、温和,它不仅能穿透墙壁、距离、黑暗,还有皮肤和时间。

事实上,指纹、虹膜、DNA等生物信息早被广泛用于安全检查、身份确定、刑事侦查和跟踪。在中国,更为宏大的计划是打造“天网”工程——这个取名自成语“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目标是用先进的视频监视、信息管理技术武装现代国家机器,得心应手地将其公民纳入管理系统。

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广州的亚运,为了实现三次盛会的安保,这三个城市的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科技强警建设工程”、“3111”等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推动下,着力建设视频监控系统的“平安城市”项目,正从东部发达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推进。

在这股把全国每个城市角落都装上摄像头的雄心壮志里,地处西南的重庆将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摄像头之都”。最近,这个城市管理者宣布,它将建成全国最大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到2012年底,全市将安装50万个摄像头。目前该市已有30余万个摄像头,不过,这个数字显然不够。

为了公共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过,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有关部门援引国外案例来为公共财政购买监控系统辩护时,却忽略了国外防止滥用系统的制度设计。

没有完善的隐私法律保护、没有严苛的数据管理、没有查看数据的谨慎程序、没有监管数据采集的独立力量,虽然政府号称摄像头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没有越位到普普通通的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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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深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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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深圳10

布下天网

打造天网,正在中国各大城市,以一种竞争姿态发展着。

早在2005年,广州市就宣布财政拨款30亿元,用于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的建设,这在全国都不多见。随后,广东还喊出了新目标:到2010年年底,广东省大街小巷将布下100万个摄像头。

广州市的天网,肇始于2005年。

那一年,广州市专门成立了市、区视频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视频办),当时规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建设25万个摄像头,包括新建16万个和改建9万个。与别的城市不同,由于广州已经建有几万个模拟摄像头,所以,为有效利用资源,广州的视频监控,形成模、数结合,以数字为主、模拟为铺的模式。

视频办的最初人员,大多来自各区公安局及派出所内电脑技术高手。一位2005年就被抽调到广州某区视频办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说:广州视频监控系统主要由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入选时尚是中国网通)和广州金鹏等承建,使用他们现有光纤通信设备,进行视频监控系统网络铺设。

他告诉记者,承建方与政府签署的是租用合同,如越秀区租的是联通的设备,荔湾区租的则是电信的,平均每个摄像头五年的租用费用是5万—7万元,租用期间发生损坏等均由联通和电信等方全权负责维修更换。视频办在试运行后负责验收,验收OK,整体移交公安使用。资料存储由公安掌管,相关资料调取要到公安局申请,监控台各区有,各街也有,分层级联网,一级级向上输送,有权限的人可以通过网页调看,一般由公安管理部门授权。

来自官方的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个视频监控网络的效率。广州市公安局称,2009年,利用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广州警方共发现有价值线索近9500条,破获刑事案件2900多宗,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多名。

对中国监控有研究的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安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警方破案90%都来自于监控摄像头,并且对犯罪分子有巨大的威胁。他举了一个稍显极端的例子:“我们给新疆一个很偏远的县开发了一套视频监控设备,公安局局长就因为这个设备抓获了11个全国通缉犯,迅速得到了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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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北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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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北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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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北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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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深圳12

不专业的犯罪分子?

面对新闻节目中犯罪嫌疑人的不专业,不少观众咬牙切齿——在星罗棋布的摄像头眼前,你怎么就不知道蒙个面?

不过,这种想法还是低估了摄像头的功能。就像会跳舞的红舞鞋一样,不少新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已经初具智能化的特征。

在介绍本市的“50万”摄像头计划时,重庆市经信委信息处负责人曾对媒体透露,未来这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为数字标清,如果是5米内的人物影像,发质和脸上的痣等特征都清晰可见。如遇翻墙、跟踪、蒙面、火灾等异常情况,摄像头都会自动提醒,将情况反馈到控制中心。

听上去神奇么?事实上,这个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52研究所所属的海康威视公司所揽下的信息化工程,跟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所采用的智能化技术相比,真是太小菜一碟了。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周航介绍,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通过集合智能监控系统,就能自动锁定可疑对象:当可疑分子进入监控范围时,系统屏幕上将出现“! ”;当可疑分子继续前进时,系统将警戒级别升到“!!”;当可疑分子靠近核心区域时,系统开始报警。

周航见过这套系统,但他并不清楚它的参数和具体价钱,他猜测,一套这样的进口设备应该价值数百万人民币。

多种导弹武器型号总设计师钟山院士也曾对媒体透露,为了保证世博安保,通过先进的光学监控,可以360度监控黄浦江两岸的所有高楼,“这种摄像头想要看多远,就能看多远。”

另外,上海世博会使用的电子围栏、立体监控、水下目标、无线电干扰等,这些在北京奥运会上都曾经成功应用。 ——仅以电子围栏为例,它能够聪明地辨别出入侵对象是人还是车,是动物还是抛物,入侵定位精度已达到0.3米。

为了迎接盛会的到来,这些超级城市都增加了摄像头的数量,以实现无缝链接: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安装了9万多个探头;而世博会之前的上海则更显绵密,可以实现每个人从进入轨交区域到离开期间,至少被拍摄截取到4次以上的正面图像;到了广州亚运会,全城更是拥有高达26.8万个摄像头。

据媒体报道,探头摄像范围半径为300米至400米,呈环状360度旋转,24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控,所以遇到突发情况,就会启用人工监控全方位地跟踪目标。

监控所常用的是两种探头,球形探头隐蔽性较好,但夜间拍摄时图像色彩不饱满,而另一种长枪式探头,虽然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拍摄下的录像却非常清晰,因此,警方会根据这两种探头的优劣,择地安装。有的地方如上海地铁站台内,会同时安装两种探头,以形成立体监控网络。

了解了这些参数和性能,这就可以理解重庆“50万”计划背后的宏伟之处,以该市主城区渝中区为例,届时,该地区 23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公共监控的电子眼将达到5.6万个,这就意味着,每1000平方米有2.4个摄像头——按照现有的监控技术,一切都将被收入政府的眼底,监控盲区将不复存在。

这个创造透明社会的大手笔,正是重庆市近年来一贯思路的延续。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杂志刊登的一篇对重庆市公安局科技通信处政委王立的访谈中,王立就谈到,当年这个城市新增摄像头12.7万个,以达到总数30万。此时正是重庆市“唱红打黑”、建设“平安重庆”如火如荼之时 。

对于数字化安防监控体系,重庆本地媒体不无兴奋地报道称,“以往只能在欧美大片中出现的远程电子监控定位指挥追逃场面,未来不久也会在我市出现。”——不管犯罪分子如何兴风作浪,监控科技还是能让警方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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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深圳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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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台湾01

不断演进的监控技术

作为朝廷抓捕的对象,《水浒》中描述宋江“面黑身矮”,这个形象,人堆里一抓一大把,更不着谱的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你实在无法想象这人长什么样——难怪朝廷无法进行精确打击。

如果这些造反派活在现代,这些体貌特征的描述,都将简化为一张一寸免冠肖像照片。在排队照相后,他们还要办理“中国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这张硬卡上有一串数字,从此,他们的身份便与这组数字密切联系,在无数的场合,它都会被要求准确无误地填写。如果涉嫌作奸犯科,这串数字还方便政府调取档案和跟踪查询。

技术的进步,令当代社会正在变成一个透明的社会,个人履历、当前身份、地址、身体以及行为的记录透明化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自政治诞生起,监控一直是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的要素,以巩固统治者的强权——周厉王与二战前后的德国大量采用的大量便衣、明朝的锦衣卫、日本源平合战时期的秃童,都充当了监控者的角色。

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基层治安管理为保甲制度,发端于秦,推行于宋,明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民国时期,国民党曾利用保甲制度对基层编查户口、清丈土地,还制发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和通行证,以防范所谓“奸党”、“间谍”,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治安管理方面,党和政府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实现群治群防。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

近年来,网格化的管理模式逐渐在全国推广,这个概念来自上海的探索。从2000年开始,上海开始推行网格体系——在一线的巡警网格外,上海还组建了社区网格,由居委会书记牵头形成治安布控体系,部分社区还成立新上海人巡逻队,形成四通八达的格局,没有死胡同。

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一直以社会治安良好而在全国闻名,也契合了其务实、注重秩序的城市性格。不过,在现代化转型中,人口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耳闻目睹式的监控并不能适应治安管理新需求。于是,资讯科技的发展,又强化了国家机关的能力。

除了打击犯罪,视频监控系统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也颇为有效。2010年,乌鲁木齐安装了8000余防砸烧摄像头监控全城。

可以预见的是,监控安防还将创造更多的招投标机会。今年,公安部全国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3111”进入整体推进阶段。据公安部科技局估计,一个中型城市的“平安城市”建设投入将达几百亿,其中视频监控系统所占比例为28%。

“超级圆形监狱”

大规模架设的摄像头,也引发了公众对隐私权的担忧。

2007年,北京的摄像头达到了26.7万个时,警方安抚民众说,除警方外,任何人无权使用或散布电子探头拍摄的图像。可问题在于,当时北京市只有5.7%的摄像头是由政府安装的,其余归私营业主、单位和个人所有。同样,上海早就计划在世博会之前全市安装20万个摄像头,不过,目前上海只有5万个摄像头为政府所有。

当监控技术和国家机器结合时,人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们的担忧,欧美电影《全民公敌》和《窃听风暴》,都对安全部门所具有的“监控”功能进行了关注。

在国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分析学系研究生石子曾经撰文,介绍如何利用监控探头和相关技术获取“高危人员情报信息”。他称,可以应用新的监控系统,对重点人口实施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无警力监控,并在终端机上由计算机画出其3D 轨迹路线,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实现完全无警力化(或是极少警力) 运转,而警方在特定区域同时监控的对象可以借此达到数万。

问题是,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如何判定谁是国家的敌人?

目前,重庆、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规范。只是,这些规范并未能有效地压缩公权、保护私权。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监管的全国性法律。

2008年,深圳罗湖雅园立交桥旁一个“电子眼”每天午夜零点后,都像幽灵一般转向,透过设防不严的窗户,拍摄卧室或浴室内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居民隐私;今年,“川BY0008”车主边超速边摸身旁年轻女子胸部,被电子眼拍到,照片被放到网上后,引发了“摸奶门”事件。人们担心,公共安全的合法性被无限放大,而在具体监控行为时,公民的隐私却被无限省略,甚至沦为公职人员满足个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时时都能让人想起《一九八四》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你。在监视的目光下,每个人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进入电梯,你是否也要环顾四周:有没有摄像头?没有。好吧,可以放心大胆地挖鼻屎了。

随着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逐步向英国着名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靠近。按照边沁的设计,“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因为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从而迫使自己循规蹈矩。

边沁晚年曾经说过:“监狱是一个华丽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我梦想着革新世界。”资讯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他的愿望。

在广州,这个透明环行铁笼已经无所不在。

在五羊北社区,这个人流量大且杂的小区,为了加强治安,今年5月份在小区主要路段安装了4个摄像头”,据说,至今再也没有发生盗窃等犯罪案件。

街坊们对这样的结果都很满意,在这个社区的铁门上方,那出自社区民警之手的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您已进入监控区 请保持微笑”。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南方都市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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