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_蒋晨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马年旧历年过后，虹镇老街迷宫一般的弄堂被封起入口，写上“拆”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巷战之中，一旦抬出虹镇老街的名头，足以让老街外最凶悍的混混打个寒噤。”网友“大头费里尼”生长于上海，他在微博上这样追忆道。
虹镇老街第一次公开名震上海，是因为于双戈。1987年，这位出身虹镇老街的售票员欠下赌债，潜入“茂新”轮船的保卫室，窃取手枪抢劫银行。他枪杀了一名职员后携款潜逃，最终在女友的姑妈家被抓获。
在老街居民的记忆里，案发之前，于双戈只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甚至不是所谓的虹镇流氓中出名的一个。外界众口一词传说虹镇老街盛产流氓，但老街居民自己回想传说的由来，又成了莫衷一是的谜题。
但老街居民对自己的形容总还是一致的，都是“社会最底层”，又或是“一辈子翻不了身”。在种种流氓与穷街的传说之下，掩埋的却是底层苏北移民，在上海安身立命的一段旧事。
江北移民
虹镇老街坐落于上海市中心北部，黄浦江从东蜿蜒而过，时间走到这里，仿佛滞留了三十年。
几块木板钉成红漆木门，旧式的铁门栓一头嵌在水泥墙里，挂上一两把生出铜锈的锁。木窗内里被一层铁栅栏隔得严严实实，门大多是敞开着，日光照不进狭窄的里弄，堂屋总还陷在黑暗里。
灶间临街搭起，把弄堂挤成宽约一米的窄道，年过八十的蔡步洲在木躺椅上坐定。“当然记得。”他的眼睛倏忽亮起来，说起逃出家乡的那一夜，在1947年，他约莫十岁，驾着小舢板在夜色中跨过长江。
那是一条走了百年的水路。在蔡步洲之前，长江北岸的人们为了躲避饥荒、战乱、自然灾害，后来因为上海工业勃兴，跨江前来求生。这场移民浪潮从1850年左右开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在他身后的故乡江苏启东，新四军的败退像是一夜之间的事。地主还乡团回来扫荡，与当地民兵拉锯战斗。贫农在土改之后翻身分到田地，却又因此受到诛连，蔡步洲在儿童团的伙伴，就被地主还乡团杀害。
当时蔡步洲已经是儿童团里的红小鬼，早会唱着东洋小曲蒙混日本兵打探消息，叔父又是秘密的地下党，留在启东，可能会丢了性命。
于是他在夜色中驾起一艘小舢板，跨过长江入海口，抵达上海。蔡步洲在上海东北的郊野找到了父亲，“当时父亲也在做贩卖的小生意，就像现在外面卖菜卖杂货的一样。”
那时候，虹镇老街在苏北人耳中是一个响当当的地名。不计其数的苏北人来这里讨生活，扛大包，做苦力，在上海东北的“下只角”地区安顿了下来。
然而从当时的地图上看，真正的繁华还在上海西南部的“上只角”。黄浦江的下游西岸，才是殖民者跑马流连的东方巴黎。
蔡步洲抵达的虹镇老街，是一大片麦田间杂着乱葬岗，“那时候有人挨家挨户地收尸体，就葬在这里”。 他怕极了新坟旧鬼的故事，在夜里总不敢踏出棚屋。
哪怕父亲深信“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蔡步洲还是决意当兵。父亲托舅舅看了蔡步洲三十三个月，但终究没有拦住。最终，他在上海北火车站，跳上了一辆开往松江的火车，成了一名志愿军。
1952年，蔡步洲在朝鲜战场的山洞里给故乡老友写信。炮弹落下来，震灭了灯，他在信末草草写下就此搁笔，落款后又嘱托老友，“如若得空路过上海，且替我去虹镇老街191号，望望家中老父。”
中共建政前后，虹镇老街只有一间间草房子，竹篱笆，木头梁，泥糊砌墙，顶上铺一层芦苇茅草。搭这样一间房子只需要几十元钱。“再穷的人，在这里都能活下去。”虹镇老街要发展到棚户堆叠相连，形成壮观的“滚地龙”，还等要到几十年之后的1980年代。
1954年，飞烟中的一颗火星点燃了飞虹路的草房子，火随风长，直烧掉了一条路上民居。政府在虹镇老街搭起了灾民越冬的安置房，称为“爱国新村”。虹镇老街初具规模，也就在那个时候。
由于搭房子便宜，生活窘迫的下层移民向虹镇聚集。其中又以苏北人、山东青口人居多。而后随着城市改建，更多的居民迁入虹镇老街，仍多是祖籍苏北一带。
瞿家举家迁往虹镇，与蔡步洲家隔街相望，是在1951年，唐山路扩建的时候。瞿家祖籍江苏南通，在返乡团扫荡杀人之时逃往上海。1951年初冬，瞿家在虹镇老街迎来第二个儿子，取名永发。
在瞿永发童年里的记忆中，弄堂里总有一些人，整日活得谨小慎微。他们惧怕一号叫做户籍警的人物。成分不好的人，言行举止都要特别当心，“一次看不顺眼，就写张条子送去劳教”。
蔡步洲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也如此成为了劳改犯。1958年，蔡步洲跟着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撤回中国。他回国后就被关押起来，虹镇老街的房子也被没收。因为家中的老父已经被打成反革命，送去安徽劳改。
而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里，蔡步洲的父亲死在安徽的农场，他未能殓得一把遗骨。
垂垂老矣的蔡步洲说起初回国的自己，眼里有泪：“后来部队里也有人问起，蔡步洲去了哪里，组织里培养出的红小鬼，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贫穷
现在想起童年的生活，瞿永发还会觉得心酸。那时的生活太过困难，父母所在的单位开始动员这些移民迁回家乡，瞿家最终没走。“如果走了，也没有后来这些故事。”
那是1950年代中期，虹镇老街的居民大都被收编入了国营工厂，主要是纺织厂、仪表厂。瞿永发的父亲尚在壮年，进入了钢铁厂，每月带回家六十斤粮食，日子轻松了许多。母亲则在街道生产组，每日糊纸盒子，做五金工具，挣一些补贴家用。日子总是过得拮据，裁下的布料用来纳鞋底，每年总会纳几十双。
在1958年之后，中国开始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为了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完成人口统计之后，江北移民正式获得了上海市民的身份。江北一度滚滚而来的移民浪潮，也至此停息。
饥饿是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瞿永发那时很羡慕父母是双职工的孩子，能够进入里弄幼儿园，“每天中午能喝一点豆浆，吃一两块饼干，我们都很羡慕。”
有些虹镇老街的居民，会将好勇斗狠的根源追溯到那时的多子与贫穷。其实在贫穷之外，政治运动也影响着他们的命运。
瞿永发这辈人伴随着政治运动成长起来。那个年代的英雄成名是因为在考场上交了白卷，校长与老师则是被批斗的对象。到后来，打架成为一件不需要逻辑的事情，一种日常的行为方式，“话不对路也打，看不顺眼也打。”而在学校中，则为女同学、为钱、为当老大打架。老街青年打得凶猛，“后来外面打架为了壮声势，就算没有虹镇老街的人，也会说是虹镇老街的。”
说起打架的名头，瞿永发和蔡步洲最先想起的，却是“文革”时期的武斗。瞿永发比画出一米多长的刀，“只要不打死人，警察都不会找来。”他也不敢去看打架，“万一一块砖飞过来，砸到了怎么办？”
蔡步洲与绍兴上虞人金琏珍恋爱，是缘于公事。部队保卫干事蔡步洲到国棉十八厂调查材料，厂团委派金琏珍配合工作，两人就认得了。“我打电话询问报销单子，她寄给我，我再回信，调查持续得久，就熟络了。”
那时，金琏珍住“上只角”富民路的新式里弄，是旧时海关的家属房。“抽水马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金说起娘家，“但嫁到虹镇老街，要自己倒马桶。”
“所以父母让我住娘家，女儿也生在富民路。”至于看得上蔡，“是他当过志愿军，比解放军又高一等。”
1964年蔡步洲添了儿子，金琏珍忙政治工作，蔡步洲又频繁出差，才请了保姆。保姆的男人被劳教了，女儿在读中专。邻居告诉金：“侬晓得伐，阿姨在卖血。”蔡步洲发狠了，不许她卖，保姆女儿开学，他垫上学费。“老街互助的特点，比富民路有人情味。” 金琏珍现在说。
“文革”开始后不久，瞿永发和同学们天天等在上海老火车站，搭上一辆火车，开始全国串联，他到了北京，挤在国庆阅兵时的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着城楼上模糊的人影，“猜一定有一个是毛主席”。人散后一广场被踩掉的鞋子里，也有他丢下的一双布鞋。
在虹镇贫穷饥饿，打架成风的时候，瞿永发爱上了读书。他常常独自去虹镇附近的图书室，一看就是一整天，过年时收到一毛五分钱压岁钱，就拿去换连环画。这让他在虹镇的少年中像个异数。
“我那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吃饱饭，和有几本书看。”
在东北插队落户的时候，瞿永发第一次有了余钱，他开始买书，补偿少年时无书可读的缺憾。那时他尚未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会在虹镇老街的老屋里放满三层楼的藏书，而自己会位列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中。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步洲的父亲得以平反。往后一年，在黑龙江停留10年的瞿永发回上海顶替母亲，进入街道工厂。他称“运道不好”，推迟两个月，大批青年回城，全分配至工矿企业。
夹缝
邵建君出生在1980年代后期，童年的时候，他总是穿行在虹镇老街两边幽暗的弄堂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写作业、玩耍。日子寡淡，如同上海的任何一条里弄，家家日不闭户，而又彼此照应提防外人。夏日天热的傍晚，就在弄堂里支起一张桌子，每家从厨房里端出一道菜，凑在一起吃弄堂菜。
他在虹镇出生成长20多年，回想起老街最重大的事情，“道路拓宽改建出一个菜场算不算呢？”
守着一栋小楼与四壁藏书，瞿永发比老邻居们更晚离开虹镇。他一次次去赴告别的宴席，然后目送邻居们把桌椅衣橱搬上卡车，开离虹镇。
老街谢幕时的模样，早已不是建国前后的草房子。如今虹镇老街的房子，像一个内部四通八达浑然一体的庞然大物。楼宇之间的通道不到一米宽，只能勉强供一个人行走，由于两栋楼之间挨得极近，抬头几乎看不见天日。在四层水泥楼房的顶端，有时还可以看见遥遥欲坠的木头房子。凭借房屋的样式的材质，几乎可以判断出私搭乱建的年代。
那是三十年前，在外界疯传虹镇老街流氓名声的时候，老街居民攒足力气腾挪空间，为儿辈孙辈盖起的房子。
1970年代末，瞿永发结束上山下乡，从东北回到上海，站在自家的虹镇老屋前，开始觉得不适应：“真的是太小了。”
那时家中只剩瞿永发和大哥两户人家。四个弟妹们因为他上山下乡，不必再经受同样命运。计划经济为每个人计划了几平方米的住宿面积，面积不足就福利分房，让一批老街居民得以搬出虹镇。
只有上山下乡归来的老三届，逐渐成为固守虹镇的最后一批人。
1984年，瞿永发开始扩建家中老屋。居民们翻建原来的草房子，先是向弄堂扩建，然后向空中“借天”，各式各样不规则的房子，最终在空中融为一体。如果没有人带领，进入老街很容易迷路。吸毒与色情行业藏身在这里的流言，也逐渐传了起来。
住房环境因此越来越艰难。下雨的时候，门厅里积满了水，就一瓢一瓢舀出去。最怕火灾，一家着火就会迅速蔓延开来。居民李素英家的小孩子在里弄里奔跑玩耍，突然惊叫起来，眼前燃起熊熊大火，但弄堂狭窄，消防车都开不进来。
陶建国夫妇在虹镇老街的店面，也是1980年代扩建的房屋。那时买水泥还需要凭计划，一张户口本只能买半包水泥。为建材发愁的陶建国就只能去翻砂厂，拉回一堆堆黑砂砌墙，如今墙壁里铁砂屑还时不时往外爆。“那时国家太穷了。”
房子拓建到一半的时候，陶建国的妻子下岗了，陶家咬牙接着想办法。随后陶建国自己也下岗了。他们在扩建的房屋里开起了五金商店，两个下岗工人做起了个体户。
瞿永发顶替母亲进入工厂，厂里的干部看这个心思活络的人颇不顺眼。当瞿永发和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厂团支部书记高月英谈起恋爱的时候，还受到领导的阻挠，“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那时的国有企业已经是四面漏风的破船，起先一两家倒闭，后来掀起一股浪潮。瞿永发所在的化工厂，也用两万块钱买断了他的工龄，他就此下岗。
瞿永发下海炒股，逢低买入，逢高卖出，竟然赚了百万。他用赚来的钱收购民国古籍，形成规模后，高校与藏书人士，都纷纷找他来借。
邻居们大多没有瞿永发的好运。虹镇老街的居民几乎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大批大批下岗。那时起瞿永发看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虹镇老街好多家离婚的。”剩下的人则八仙过海，各自谋一条生路。去小区当保安、开车、做交通协警。
那是计划经济最后一次安排老街居民的命运。
虹镇的流氓传说，在于双戈抢劫银行一案时达到了巅峰，并留在了《枪声震惊了上海》的纪实小说里。此外，与长宁帮的火拼，新港街的巷战，则流传在虹镇之外的口耳之间，让虹镇老街成为了上海人如雷贯耳，却不敢踏入的禁区。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弄堂开始消失了。1990年代中期，虹镇老街周围绵延成片的弄堂一条一条拆迁改造，平和大楼等高楼一座一座竖了起来，直至再看不见地平线。
老街居民还被圈在幽暗的弄堂里。虹镇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同样低的还有收入水平。瞿永发观察下来，老街的孩子们“只有两三成能上高中、技校，五六成的人都做工、做学徒”。商品房的价格，永远都比他们的积蓄要高。
老街居民想跳出没有文化与贫穷的因果轮回。俞金芳在居委会工作的时候，看到“有的父母为了孩子，宁肯将虹镇老街的房子租出去，添些钱在外面租房子住。”单位福利分房与有经济能力的人，都纷纷离开了虹镇。
拆迁成了老街居民离开虹镇的唯一盼望，他们还守着1954年，政府即将拆迁安置的许诺。然而曾经安排了老街居民大半生的计划经济，早已一去不返。
如今的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行事逻辑。七十年过去后，城市扩张，虹镇成为了上海的黄金地段。在房地产商的推动下，虹镇老街终于等到了拆迁的这一天。
陶建国夫妇仍旧不满意。他们眼看着虹镇老街从旧时的上海“下只角”，涨出了每平方米超过四万元的地价。他们的拆迁安置房又分散在上海四郊的松江、南汇、航头，只能自嘲“不会浪费资源给穷人”。对陶氏夫妇来说，这次拆迁叫做 “第二次插队落户。”
虹镇老街居民一生的轨迹，是伴随着诸多兄弟姐妹在贫穷中出生，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长成少年，在上山下乡的山野中消磨了青年，回城顶替父母进入工厂后，又在国企倒闭的第一批风潮中失去工作。
老一辈跨过长江闯荡上海的人已经故去，依照习俗成为挂在堂屋里的两张遗像。年轻的一辈纷纷远离虹镇，当年豁出全家力气建起的房屋里，住进了新一代的移民。这批新移民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拥入上海，在街头贩卖水果蔬菜做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但老街居民并不喜欢他们，“原本没有这么乱，外地人来了才乱。”
拆迁过后，他们将四散到上海四郊的“乡下地”去，老地基下的青砖与凌空摇摇欲坠的私搭木屋，连同举头不见天日的里弄窄道，都将被推倒成一地瓦砾，成为上海旧城改造的一件功绩。
而在坊间流传许久虹镇传说与旧事，或许也就随着这片被推平的棚户化为烟尘，翻过半个多世纪的贫穷与不甘，这段背负污名挣扎在底层的移民历史，在四郊的拆迁安置房中最终平息。
外界惦记的，还是虹镇老街流氓巷战的传说，那几乎是七八十年代上海少年的共同记忆。“大头费里尼”也在想，多年之后，虹镇旧事应该早就烂在了肚子里，“而虹镇出产的大大小小的‘流氓’，也该在城郊的动迁房里度过余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