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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曼玉一起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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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8_20

记者_洪鹄 图_忍花草

和张曼玉吃回锅肉

整个春天张曼玉在香港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这条航线她曾经无数次搭乘—自从好几年前她恋上了工作重心在中国的德裔建筑师奥雷·舍伦,她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安了个家。但今年的目的地有所不同。离首都机场不到15公里的草场地艺术区里,有一间“全北京最好的排练室”,附近有一家川菜馆、一家广东菜馆,还有一家新疆烤肉店。

北京杨絮乱飞的四月天,张曼玉和她的乐队就在这儿排练。一般从吃完午饭开始,经常要排到深夜。晚上七八点一群人肚子饿得咕咕叫,摩登天空的艺人总监乌利就会帮他们从上面那几家店三选一叫上一份工作外卖。对吉他手夏炎来说,比起张曼玉在前面唱歌、自己在后面弹琴,接下来这个场景更加魔幻:当你拎起筷子,夹上一份回锅肉,抬眼看见对面的张曼玉在做同样的动作,津津有味地食用着同一份回锅肉,你脑子里刷刷飞过了很多电影画面:《阿飞正传》、《旺角卡门》,坐在黎小军自行车后面,打着腿唱歌的《甜蜜蜜》,《新龙门客栈》里媚眼翻飞的老板娘;苏丽珍穿着旗袍在屋檐下躲雨的《花样年华》。

“结果今天你在弹吉他,她在前面唱歌。你们一块儿吃盒饭,吃的还是回锅肉。”

每个人都在谨慎地谈论张曼玉的女神光芒,并试图申明自己没有被这种莫名其妙的光晕蒙住双眼。但去年年底,当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接到朋友一个电话,说是代张曼玉打来的,说她听了摩登旗下歌手宋冬野的专辑《安河桥北》相当喜欢,“不只是《董小姐》那一首”,所以想知道能不能和宋冬野见见面时—整个公司还是“跟炸了一样”。见面那天,大家一开始都有点生分,张曼玉一身她惯常的皮衣牛仔裤,还没来得及摘下墨镜和大家打招呼,宋冬野先迸出了一句:“我妈妈特别喜欢你。”在场所有人都窘了,张曼玉哈哈大笑。

“我们在那个小会客厅放了一会儿摩登当时刚出的几张专辑,张曼玉突然说,要不要听听我的歌?”沈黎晖回忆。女神拿出自己的手机,“里面有她做好的十多首demo,完成度很高了。”到这时他们才明白她是有备而来。音乐一出,艺人总监乌利记得她和沈黎晖交换了一个眼神:一个代表“万分欣喜”的眼神,只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乐手时他们才会使用的眼神。上一次什么时候?“还是听到万青(万能青年旅店)的时候。”

沈黎晖问,要不要和摩登合作?我们签你。张曼玉“眼睛当时就亮了,非常欣喜、又很不敢相信的样子”。她确认了好几遍,反复问,真的吗?是真的吗?“后来她告诉我们她自己做音乐有七八年了,也有跟朋友玩票式合作过,但她还没有完全自信。”

在沈黎晖看来,摩登天空和张曼玉签约并非只因为“她是张曼玉”。“就是说不只是因为她足够大牌,而是我们确实有相契的音乐口味。”张曼玉低沉得令人惊讶的嗓音或许并不符合华语世界的主流审美,但对一直在各种音乐风格上尝试的摩登而言,“它真的是一把辨识度极高的嗓子,十分珍贵”。用一种乐迷之间独有的方式,沈黎晖和张曼玉快速交换了一部分他们共同的音乐审美:法国电子乐团Air,trip-hop先驱portishead,合成和电子大师Brian Eno。“Maggie(张曼玉)的喜好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对于摩登而言,我们最欢迎的就是这样的艺人。”

和张曼玉玩乐队

在帮张曼玉组建乐队前,乌利在网上看过张曼玉在Vogue 120周年庆典上唱Vsionary Heart的那个视频。“那是她和她一个临时乐队玩的,我一看,天,那些乐手,个顶个儿的帅。国内要找这种范儿的乐手给她,还真有点困难。”

她第一个想到夏炎,原来是郑钧乐队的吉他手,“范儿正,技术也没问题”。给夏炎打电话时后者正在西藏旅行,“答复得很矜持,说再考虑考虑。”后来夏炎告诉他,他早不想给人当乐手了,“他觉得没有自我,像卖身,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现正忙着要实现自我表达的东西呢”。

但鬼使神差地,夏炎答应了下来。说不清是因为女神的光环还是偶然。“特别巧,我去西藏前刚重温了一遍《甜蜜蜜》,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夏炎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第一次见面就是排练。乌利提前把张曼玉写的歌发给了几位乐手,由其中另一位吉他手—来自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的华东重新编了曲。华东是由沈黎晖向张曼玉特别推荐的,沈黎晖认为这两个人品位接近,同时华东视野极广,为人认真严肃,像个老师一样,可以帮助张曼玉“拓宽眼界”,而这也是张曼玉主动要求的。“她像小学生一样表达过,说很想多学点东西。”

华东说起张曼玉来也真的像个老师,甚至用上了“敏而好学”这样文绉绉的形容词。“她的青少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受七八十年代英国那些朋克、后朋、新浪潮音乐影响很大。我听了她写的东西,随口问她是不是喜欢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苏可西与女妖),一个后朋带点哥特的乐队,她特别激动,说就是听着他们长大的。”

夏炎记得他们第一次见,排练了一会,张曼玉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坐下开个会。“大家还不认识我……”她话还没说完,七个乐手都笑起来,“我们可是认识你好久了”。“对对,你们都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她熟练地接住了这句粉丝台词。然后他们开始轮番背诵看过的她演的电影,连什么《开心鬼撞鬼》、《急冻奇侠》、《两个女人,一个靓,一个唔靓》都出来了,把张曼玉惊得不行。

“排练间隙什么都聊,”夏炎说,“聊爱情,聊音乐,聊乱七八糟的事儿,反而电影最少。”在他看来,张曼玉对于电影的兴趣好像“暂告一个段落”,对自己十年没有正经拍一部戏似乎毫无遗憾可言。“有一次大家正聊起《穆赫兰道》,Maggie转而只说她非常喜欢大卫·林奇的电影原声”,她这段时间做音乐于是兴趣似乎全部在音乐上,“是个专注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比如和崔健见面—后者谈起他刚刚完成的电影《蓝色骨头》时,张曼玉津津乐道的是剪辑—这是她这几年的另一个兴趣点。她告诉崔健,学习剪辑已经好几年,家里有全套的剪辑设备,“以后如果需要可以找她剪”,她最近十分乐于跟人这样说。

相比很多演员的演而优则导,张曼玉对电影领域的任何幕前工作似乎都不再感兴趣。在几年前的一个采访她就曾说过,如果不做演员,她不会去做导演、做制片人(因为要面对很多麻烦的人际),钟爱的反而是剪辑、后期合成这类工作。“她甚至向我申请要做草莓音乐节的剪工作,”乌利告诉记者,“我跟她说,姐姐,草莓有八个舞台,一共几十个小时,你要剪到什么时候?最后她还是坚持要剪一个舞台。我只能说我们赚大了。”

乌利从不止一个方面发现,张曼玉酷爱动手,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俩建立亲近感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因为都顶着一头乱发,有一天张曼玉突然问她,你的头发是不是也是自己剪的?乌利这才知道张曼玉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已经有十几年,两个人便兴致勃勃地讨论起了理发专用剪。张曼玉跟乌利说,剪头发不就一个原则嘛,乱,所以她都是怎么乱怎么来。“还跃跃欲试地要给我剪,搞得我很紧张,因为她的脸形怎么乱都好看,我想我还没完美到那个程度。”乌利说。实际上张曼玉爱帮人剪头发的历史由来已久:10多年前在敦煌拍《英雄》时,剧组给张曼玉配备了两个小女孩当生活助理。其中一个17岁,怯怯的,总觉得自己土,于是有一天张曼玉就操刀帮她剪了一个跟她自己一样的时髦乱发,结果第二天就有一队人马等着要张曼玉剪头。

“我后来才知道,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发型师。我看她算是到现在也没放弃。”

但“作为是处女座”,张曼玉工作起来要求极高。有一次沈黎晖来看排练,发现张曼玉十分“操劳”:不仅自己唱的要管,乐手、灯光,各种细节她都在操心。有一次排练状态一般的情况下,张曼玉跟沈黎晖说过“音乐节我不能演了”,把后者紧张得不行。乌利把张曼玉拉到一边,跟她说,你知道么,我做经理人带过那么多艺人,就数摇滚乐手最难带,因为一个个自我都特强大。现在你看看这些人,围在你身边,为了陪你实现理想,自我都放一边了,你知道有几个人能让他们这么做?

“她就像个小女孩一样,看起来又不好意思,又激动。乖乖地回到主唱位置上,又开始排练了。”

和张曼玉一起登台

2004年,张曼玉和前夫,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合作了她迄今为止作为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清洁》。凭借该片,张曼玉成为了当年的戛纳影后,而对她本人而言,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或许更在于让她“开了嗓”。当然,之前她也曾在春节晚会上和梁朝伟合唱过面目模糊的《花样年华》,但《清洁》里的音乐实验—她和纽约制作人Dean&Britta的初次合作以及由此诞生的四首由她演唱的dream-pop风格的歌曲无疑带给了她极大的满足感。

“我从小唱歌就容易走音,嗓音又特别低,在香港每次唱KTV朋友都一副‘好冷啊’的表情,我知道大家是开玩笑,但也很受打击。”张曼玉说。但Dean夫妇告诉她,就像现在有photoshop可以修图一样,走音也可以技术处理—这没有什么不正当,很多了不起的音乐人都会这么做。

沈黎晖同样认为,走音不是个问题。那什么是问题?“唱歌就像任何创作一样,是自我表达的一种。而自我表达在于创作者内心有没有东西。”

张曼玉当年为《清洁》演唱的四首歌中有一首名为Srawberry Stain,翻译过来就是“草莓污点”。5月1日,张曼玉和她的乐队在草莓音乐节上海世博园的主舞台率先登场,开场的一首《甜蜜蜜》让很多对女神的声音抱着和其形象一样期待的粉丝大跌眼镜,一夜之间视频在网上疯转,被看过没看过的观众称之为“车祸现场”。

“张曼玉的嗓音非常低,她的最高音和邓丽君唱这首歌的最低音差不多高,大概低了9度,声音低到这个程度,确实难以控制。”乐队成员华东说。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观众有点被《中国好声音》一类的唱歌节目败坏了胃口,“(音乐审美)变得非常窄,喜欢听大歌,听飙高音。”而张曼玉的风格—他认为是朋克,准确说是后朋,带一点哥特,从根本上与这种审美就是背道而驰的。

5月1日演出完,张曼玉和乌利在一辆车上,乌利在看手机,张曼玉很兴奋地问乌利有没有人拍到她好看的照片,她也想看一下。“我越看微博心越沉,网上说的十分难听……我只能跟她说,没什么可看的。但显然,她自己还是看了。”

“虽说她经过那么多大风大浪不用我们担心,但正常人看到肯定还是会难过的吧?”夏炎记得,5月3日北京演出前,他们都给张曼玉发了条微信,加油鼓劲什么的,其实更想来个拥抱,又觉得刻意了点。

这一天北京大风。上台前,乌利已经快站不住脚了,有绳索、纸牌在往她们脸上掉。但张曼玉特别兴奋,拉着她往舞台走,一路都在说话,“一点看不出紧张,我知道她上台要high了。”乌利承认作为一个公司,摩登天空可能有点过于“随意”,“网上对张曼玉第一天的现场说得一塌糊涂,我们也没有任何危机公关措施。”没有人知道张曼玉上台后会说话,而且说得“又潇洒,又可爱,把所有人心都说软了。”

风压表测到的风速已经达到9级。顶着漫天黄沙,张曼玉说,她在网上搜如何在草莓音乐节不走音,但没有结果,所以今天应该是还会走音。她演过20部电影都被称为花瓶,希望现在人们也能给要唱歌的她20次机会,她会努力。台下开始疯狂,然后她开始唱歌,走音情况比前一场改善了很多—前两首没有发生太严重的走音,唱到第三首Stay时,舞台开始摇晃,开始不断有东西往地上砸,在张曼玉的演唱愈入佳境的时候,沈黎晖“喊了停,让整个演唱会中止,做了这个十分艰难的决定”,现场导演郭一环则把张曼玉一把抱走。女神的最后一句是:“我不想停!”

之后是三里屯的庆功宴。沈黎晖忙着处理千头万绪的事,“但我看见Maggie非常开心”。她把台上没唱完的Stay又唱了一遍,博得了满堂喝彩。乌利问她,没演完,遗不遗憾?张曼玉笑着说不啊,因为她已经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问她是哪一句,心里想大概是再给我20次机会不当花瓶吧,结果她靠在我耳朵边上大声说—当时音乐很吵,是那句—她说我才没有50岁,我只有49岁9个月17天,她最高兴的居然是把这句说出去了!然后我们都笑翻了。

乌利记得另一个和张曼玉共度的时刻,也曾有过这般近乎于魔力的开怀。那是四月末的一个午夜,她带着刚排练完的张曼玉,以及宋冬野走在一个地下停车场里,崔健在楼上一家茶餐厅等着他们吃夜宵。这是张曼玉和崔健的第一次见面,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乌利,她忘了老崔都唱过哪首歌了,能不能哼一个。“当时,冬野走在前面,我就叫了一声,冬野,唱首老崔。”宋冬野开始大声地唱《一无所有》,几句之后乌利和张曼玉也跟着唱了起来。乌利说,张曼玉唱得好听极了,我向你保证。但这没有第四个人听过的现场—张曼玉地下车库版《一无所有》,一分钟后,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消失在夜空。

和张曼玉一起老

乌利和张曼玉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乌利说,随着她年纪渐长,下属们现在都开始喊她总监娘娘,让她头很大。张曼玉说,还是比她好一点,全世界都在说她“优雅地变老”,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怎么优雅怎么老。

她接受过无数访谈,表现得体—但并没有比其他明星说得更好或者更不好。她真情流露的时候会有点笨拙,比如她有一次承认:现实生活中,她其实是个糟糕的女主角,不但不像她曾刻画的人物那般伶俐,而是所有的情绪都在脸上,以及肢体语言。“人们老是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我的感受。可是好笑的是,也许我很容易外显的情绪,最后却帮了我演戏。有时候,我也搞不太清楚自己。”

二十年前,关锦鹏是最早发觉张曼玉的稚嫩表现下潜藏着天赋的演技的人之一。据参与了《阮玲玉》创作的台湾电影人焦雄屏回忆,当时最早锁定的女主角是梅艳芳,但因为她不肯来内地拍戏而不得不换人。关锦鹏看了张曼玉在王家卫《旺角卡门》里的表演后决定用她。焦雄屏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和张曼玉聊着天,张曼玉正在一层层往脸上涂保养品,但言谈中她逐渐感到张曼玉虽然年轻但主见很强,而且到底在国外长大,对自己私生活非常重视,一副不肯妥协的味道,这些令张曼玉的面孔从那一层层的保养品、那副瓷娃娃般的面具后面浮凸出来。关锦鹏对张曼玉赞不绝口的是另一件事,“我们在纽约拍戏,街头有个老色狼故意撞她们,别的女孩子就算了,Maggie急急忙忙追上去,脱下高跟鞋又砸又骂”,令关锦鹏觉得可爱得不得了、也出色得不得了。

40岁后张曼玉自认为已过上了退休生活,闲得每天在家熨衣服。她曾经说:“多谢上天让我在年轻时赚够了钱,20岁时没有时间做的事,40岁才有时间做。”她当年离开香港、定居巴黎,一半为感情,一半是乐得清静。屡屡被人拍到搭地铁、骑自行车、买菜的生活照不算,据她自己说,有时认识一些新朋友,别人问起职业,她甚至不愿意承认是演员,而说自己是做造型的、甚至裁衣服的,“撒点小谎,但也算有部分真实”。

但2004年戛纳封后后,挡不住欧洲媒体也开始用尽笔墨写她。法国版《费加罗》面对她的风采曾这样遣词造句:“她如此高挑,像英国旧殖民地的摩天楼,她内心深刻,如同九龙湾,她如此率真,像刚刚煮熟的白色谷粒。”最后他们总结道:她终于有机会让自己舒服地生活了。

但一座九龙湾的白色谷粒状摩天楼如何舒服生活?

在不拍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曼玉接受采访时会谈到自己“爱情至上”的生活原则。就像她30多岁时跟随阿萨亚斯移居巴黎一样,2007年结识了建筑师奥雷·舍伦—库哈斯的弟子,“大裤衩”的设计师后张曼玉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奔北京。这段恋情于2012年终结,而在之前的言谈中,张曼玉也表现出了比早年更多的随意与轻松。甚至在他们在一起时,她就表示,奥雷大概并不是她的Mr.Right,但这妨碍爱,不妨碍他们分享一段愉快的生活。早在2005年她就有计划出一张新专辑(她的家里曾到处都是录音带,记下她随时随地的想法的纸笔、小样),却因为新恋情及其带来的变动—从欧洲到北京,找房子,搬家,适应新生活而暂停了。2010年她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曾说:“我感到很遗憾,曾经花费那么多热情去做的一件事,却没有坚持下去。我会再开始。”

她在四年后兑现了这个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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