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2006年7月底，我抵达广州，开始了自己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的生活。我与《南风窗》的渊源，首先是作为一名读者。大概是1997年，《南风窗》刊登了一篇谈农村收税的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干部到村里收税，警察靠在警车上，手里摇晃着皮带，带扣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因为我的父亲也曾因故抗缴过农业税。
2004年，时任《南风窗》杂志社长的陈中来北京出差，我们俩第一次见面，聊得很投契。彼时我因为与领导不合，刚刚辞去一切职务和公职，赋闲在家。老陈希望我能去杂志社看看，聊聊，为《南风窗》写篇文章。
这就有了后来我和我原来的下属喻乐一起南下采访，最后写了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南风窗20年》的文章。也奠定了我和老陈友谊的基础。
后来我到广州公干，拜会过老陈和时任《南风窗》总编的陈菊红女士。当时我的身份是市场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董事，《南风窗》也是我的目标客户，加上其他一些渊源，我们还一起讨论过当时流行的电子杂志问题。
2006年春天，我正谋划再做一本媒体行业的专业杂志，刊号、资金，甚至影子团队和海外学习对象都已经落实，老陈找到了我。
彼时《南风窗》发生了些变化，老陈邀请我加盟。我初以没有做过此类杂志不敢担此重任为由，婉拒了老陈的邀请。老陈希望我认真考虑，并说你做媒体研究，对《南风窗》也熟悉，不能光说不练，你的视野和知识完全可以担当，做好了对社会的影响比做专业研究要有意义得多。
做《南风窗》这样的杂志，也一直是我内心深处的追求，只不过这些年压在了心底。内心的念头，经不住老陈的劝诱，心动了，虽然物质条件来说，还不如“新生代”。
我约了已经离开《南风窗》的江涛聊，江涛强烈建议我接掌《南风窗》内容。我也向我的几位师友征询了意见，老友谭军波反对我南下，认为我最适合做专业杂志；老友F兄和C姐也不太赞成我南下，认为《南风窗》内部有些复杂，怕我搞不定；老友L兄则强烈建议我南下，并批评C姐是女人眼光。
在不同意见的声浪中，我和江涛加上另一位好友，在一个晚上一起去找了正在值夜班的《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在报社楼下的酒吧，我们四人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老朱强烈建议我接掌《南风窗》内容，说《南风窗》是个好阵地，毛主席说了，我们不去占领的地方，敌人就会去占领。一定要去，你的能力完全没问题。
德付并赠我南下锦囊计，说《南风窗》过于尚空谈，但现在哪些杂志卖得好？《故事会》，应该让《南风窗》学会讲故事，思想才能传播更广。
初步下了南下决心后，我首先是做通太座的工作，毕竟这意味着两地分居，太座通情达理。接着在北京拜访了《南风窗》前主笔章敬平，敬平当时在《经济观察报》，他也给我介绍了些情况，并给了我一些建议。
差不多我在做功课的同时，我也约了我的影子团队，在北京的簋街喝了一顿酒，各位都极力支持我南下广州，认为做《南风窗》比做专业杂志更有意义。
南下广州之前，我约了《南风窗》前副总编张良和前总编秦朔，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想听听他们的提醒和建议。张良和秦朔都在上海。
2006年7月，我自北京回故乡，在故乡与弟弟及一帮朋友大酒，酒后冲澡，太阳能水烫人，一躲一滑，摔了个大跟斗，额头磕破，门牙磕断，就这样弟弟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了上海。
在上海，见了张良，我为破相失礼道歉，张良笑称“开门见喜”，也算是我南下的好兆头。
7月底，我便从北京飞赴广州，太座和女儿到机场送我，彼时3岁的小丫头尚不明白我这一走意味着什么。
到广州的第一顿酒，是谭军波请的，席间我给时任南方日报社长的范以锦发了个短信，感谢过去的支持，也请以后多支持。老范回短信说，好啊，你真有勇气……
从此，我的双城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