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令身经百战的李银河略有不安：漫长的中国性革命，似乎正陷于拉锯之中。
她个人的跨性别恋情引发了社会性别大讨论，人们的宽容度比她预想的要高；而另一方面，方刚、彭晓辉等性学者所遭遇的“泼粪门”事件，则让她看到性认识上的断层与割裂。
这两个事件，无法否认充满了魔幻的体验—似乎存在着几重时空，各有各的性话语、性氛围、性道德，某一重里好像刚刚开始石墙运动，某一重还赖在维多利亚时代不走，而某一重总算到了2015年：终于来到了白银时代。
我们从2015年回望30年前。1985年，《性知识手册》的出版，让“性”在隐匿了几十年后再次出现在公众层面。同时，中国人大教师潘绥铭开设中国第一堂性学公开课。之后，在中国从“禁区”到“闹市”的“全面性化”进程中，以潘绥铭、李银河为代表的性学家，逐渐在中国打开性禁忌命题。
每个性禁忌命题的打开，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都充满了曲折的故事，每一个主角都饱受过大众争议。不同时代，旧的禁忌破除后，新生成的又会是什么？
主笔_洪鹄 实习记者刘璐 北京报道 专题插图_周熙
终于来到了白银时代
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性在2014年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当然，或许在其他任何时空里，要说清也它同样不容易。但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62岁的李银河现在回想起她在2014年最后一个月所经历的过山车般的一切，仍然会觉得不可思议。
2014年11月底，她人在西班牙出差，国内传来一个恶劣的消息，西安的一场抗击艾滋病宣传会上，她以及另外三位性学家遭遇了当地反性人士的“宣判”：照片被泼粪，名字画红叉。另外三位分别是金赛、方刚和彭晓辉，其中方刚和彭晓辉都是国内近年活跃的性学研究者，而被喻为“性学鼻祖”的美国人金赛则算是他们遥远的、半个世纪前的精神导师。反性人士“宣判”的理由是，李银河们支持了大逆不道的同性恋（以及手淫无害论等），而同性恋引爆艾滋病，所以罪该万死。本来，这种和现代社会的种种共识全然断裂的话语和做派，身经百战的李银河应该完全不去理会才是，但过去的一年令她略有不安：漫长的中国性革命，似乎正陷于拉锯之中。
一周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参加《性爱大师》中文版新书分享会。这本书以及它那部更为知名的同题美剧，讲的是美国医生威廉·马斯特斯和其女助手弗吉尼亚·约翰逊的故事—他们是如何在1960年代美国尚保守的氛围里，无视所有的攻击和偏见，开始人类最初对于性高潮的医学研究，并实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的。
对主办方而言，李银河能为活动站台已足够，事前他们担心刚回国的李银河没有时间看完这本439页的书，便建议这位学者只需泛泛谈论一下她的研究领域就好，但李银河马上掏出一本满是纸条和标记的《性爱大师》，带着那种完成暑假作业的小学生式骄傲说，她要讨论书本身。
活动在北京东北角一家书店举办，现场挤满了人，冲着性爱，冲着李银河。面对这些她可以信任的耳朵，李银河总结了马斯特斯研究的“七个贡献一个败笔”，也谈及了同样吸引她的二人间的神秘关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合作无间而各有所爱，但又能为对方抛弃原先伴侣再建婚姻（尽管号称是为了“性事业”），却又在晚年离婚，咬定从未爱过对方。李银河说她也想知道，这两个人的婚姻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他们之间是否如所谓的那样毫无爱情？这对为性学研究奉献一生的男女，在面对爱时，是否也如普通人一样困惑不已？
这是李银河熟悉的场域—在一个半开放的公共空间里，有着一定知识基础和价值共识的人们可以自由、充分、放心地讨论性的话题，会出现争论，却已不再有对“不合时宜”的顾虑和道德上的压力。这和十天后她发表那篇《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可不一样，后者是将自己的感情生活、自己的性、自己，以及伴侣彻底地抛进公共生活，抛进舆论风暴的中心。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李银河公布的素材几乎称得上惊吓。她在王小波逝世后三个月认识的伴侣是一位生理性别为女、心理性别为男的跨性别人士，而李银河确定她和这位伴侣之间的感情是明白无误的异性恋而非同性恋（这也引发了一些女同性恋组织的不满）。
2014年的最后十几天，李银河在离家只有两分钟的茶社来者不拒地接受着采访，而关于性别认知的话题则在社交网络上发酵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她觉得欣慰的是，人们的宽容度比她预想的要高，大多数人看起来只是在为复杂的性别语汇迷惑。我们约见面的时候，我念了一条网上的调侃微博给她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性别需求与落后的性别语汇之间的矛盾在年终岁末集中爆发了。”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说到拉拉组织的失落情绪，她心平气和地解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同样正常，在人格上也是完全平等的。就像一只猫承认自己是一只猫，不是一只狗，那只猫并不觉得自己比狗更正常，更优越，只不过它刚巧是一只猫，不是一只狗而已。”
她有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自己制造（抛出）了问题，就有义务解答它，最好解答到所有人都明白。因此对于那些出现了无数次的提问，她也从未丧失耐心，始终答得一字一句，不急不缓。她喜欢独处，大部分时候她有办法将外界对她的干扰降到最低。但2014年的这最后一个月，无法否认充满了魔幻的体验—似乎存在着几重时空，各有各的性话语、性氛围、性道德，某一重里好像刚刚开始石墙运动，某一重还赖在维多利亚时代不走，而某一重总算到了2015年：终于来到了白银时代。
莫名其妙的开端
30年前，李银河和她的丈夫王小波尚在美国匹兹堡留学，当时35岁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潘绥铭在历史系开了中国第一堂“性学”公开课。这门课叫《外国性观念史》，在人大反响有两个：一是旁听的学生挤到了窗台上，二是开课的潘绥铭从此长年被人背后叫流氓。
潘绥铭本人的“性启蒙”则在31岁，虽然这时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个8个月大的女儿。这一年他考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念研究生，被一本德国人弗林格尔写的《原始人的性》开了眼界。里面有些性奇观他直到今天也无法理解：比如爪哇男子为什么要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而南美的母亲要在女儿的破身仪式上吃掉女儿的处女膜，又是怎样的情形。
这就是性学在中国莫名其妙的开端：一个已婚男人，被一本记载部落文明的人类学著作里的性景象震撼（而不是因为任何更深刻或更内在的精神焦虑），从此走上了性的研究之路。据潘绥铭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当时的闭塞，“很多人结婚多少年也就知道一种体位。”在当时普遍的氛围里，性是隐秘的、沉默的，以繁殖（而非快乐）为目的，不可说的。结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性也可以被言说—潘绥铭说，“我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
1988年，已调到社会学系的潘绥铭认识了从美国念社会学博士归来的李银河，就一个劲儿地劝她：“李银河，你是女的，你应该来搞性（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们调侃中国做性学研究的只有两个半人—还有半个是上海大学的刘达临，刘时做时不做。彼时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在家庭、婚恋等几乎所有私领域都接近空白，性则更不必提。1986年，潘绥铭发起过他的第一个问卷调查—614位北京人性生活调查，最终失败了，结果未发表。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方法。“统计一道题，600份问卷哗哗哗翻一遍，第二题再翻。完全没法搞，1940年代金赛调查美国人性生活时好歹都有打孔机了。”
他们都对实证的方法更感兴趣。为了做抽样调查，李银河曾经跑到正义路上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科想查户口卡，而科长恰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很痛快就拉开放户籍卡的抽屉让李银河等距抽样。“这种方式以后再也没有人想到。那个时候大家做事也都还没形成官僚（主义）那一套。”
为了找到足够多的婚前性行为者、独身者、自愿不育者，李银河还曾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社会学调查寻人”，居然真的有上百人找上门来。
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也来自其中，李银河还记得他当时是以自愿独身者身份报名的，“我就询问他独身原因，各种都不是。最后他想了想跟我说，姐，看你不像坏人，又是留学生，我告诉你吧，我是同性恋。”
雪球就是这样滚起来的。他带李银河去同性恋聚集的场所，公园、酒吧，还有厕所—所以后来王小波也参与进来了，很快李银河夫妇就完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同性恋研究《他们的世界》。而潘绥铭的方法是学编程。“1990年夏天，人家在开亚运会，我跟数学系的一个人窝在计算机房，从basic语言学起，学到fortran语言。我敢说我是人大最早的—学会编程的老师，比王小波还早。那时候还没有pc机，那就是个数据处理器吧，你给它发指令，它会跑，会动，打印还是有洞洞眼那种纸，一个指令进去后，你就抽烟喝茶出去遛弯，半小时回来刚好打出来。嗯，就是这么慢。”潘绥铭总结：好处是对统计的基本道理明白了，总算在40岁补上了社会学基本功。不过等到他用上这个方法，还要再过十年。
打开柜子里的秘密
在各种媒体记载中，崔子恩都被喻为“中国公开同性恋身份第一人”。百度百科里显示，他是1991年在课堂上出柜，而后“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撤销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
事实并非如此。并不存在大张旗鼓、仪式化的出柜过程，早在1987年，崔子恩从中国社科院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当讲师的第一天，他就没有掩饰过，而学生中也很快传开“来了个同性恋老师”。1987年北京电影学院一共不到100个学生，崔子恩的讲台下坐着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他开的课叫《艺术家概论》，“我要讲柴可夫斯基讲托马斯曼，要讲维斯康蒂讲法斯宾德。我讲的100个艺术家，有90个不是gay就是lesbian，我怎么可能跟学生假装我不是呢？”
我们所有欲念中，最深刻的是真实感。很多年后，张元拍出了《东宫西宫》，娄烨他有《春风沉醉的晚上》，我问崔子恩，这些实践是否和你最早的“启蒙”有关。“我不觉得和我有关。”崔子恩说。他觉得那只是一种对应：对他而言，表明同志身份是一种真实，而“他们也在找他们自己对应的那种自由”。
1992年，崔子恩在珠海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他们的世界》。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李银河的名字，“我当时以为王小波是女的，李银河是男的，这个名字有种响当当的金属感，我觉得很棒。”这是崔子恩第一次在国内读到的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他看完之后很快推荐给了朋友。李银河则告诉我，书最早是北京出版社约的稿，“后来没法出，同性恋还是太敏感，就在香港天地书局出了。”最后找了人，辗转在不起眼的太原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个大陆版，卖得很好。而中国同志对这本书的回应是：李银河在《他们的世界》背面附了一份同性恋调查问卷，“很多人填好，寄回给出版社。于是我们又得以做了八十多个更深入的访谈，后来放在我1998年的《同性恋亚文化》里出版了。”
1997年，就是在和现在的伴侣大侠相识——羊肉胡同里的那个聚会上，李银河才和崔子恩认识。李银河记得，张元带来了《东宫西宫》的带子，还带来了作为编剧的王小波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获得的最佳编剧奖。但王小波此时已不在了。
“1991年张元来找我，说想拍同性恋题材电影，想让我参谋。他说剧本也没有，我一听，指着小波说，这不正好有个作家嘛。然后为了写这个本子，小波真是折腾得脸都绿了—他一个异性恋，你让他猜同性恋怎么想，真的很痛苦啊。我当时还帮他加过两段，后来发现被他删了。为什么？写得不好呗，文学上我跟小波怎么能比。”
同样是1997年，崔子恩编剧、参演的同志电影《男男女女》也完成了拍摄。意味着地下同志集合地的“公厕”成了这部电影的关键词—青年小博创办了一本叫《灿烂公厕》的杂志，而与他同居的崔子恩则办了一个叫“公厕时空”的电台节目。次年，崔子恩为《希望》杂志做了一本同性恋别册，“是有史可查的我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正面解读同性恋。”
他和李银河还一起开拓了电视史上的第一次。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邀请两人做嘉宾和场上观众对谈，制作了一期《走近同性恋》，“有点硝烟但整体算平和”。崔子恩由此成了第一个在大众媒体上出柜的人—虽然他本人毫不在意。但还是导致了问题：节目被禁止重播，后来整个栏目都取消了，主持人兼制作人马东回了北京。
连接友谊的基础—“不在于我是同性恋、她研究同性恋”，而是，“我们都是福柯主义者。”两个人都是1990年代初接触到的福柯，“认识他之后，你看世界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李银河记得她读到《性经验史》时的恍然若揭：“事情原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存在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再从这个事实生产出来一套性的话语和机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作事实的机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本身就是由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产生出来的。”
李银河自认在研究方法上不擅思辨，“我还是倾向经验调查”。福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比如福柯并不认为性向是天生注定，他认为这本该是一种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是todo而非tobe，是创造一种审美，一种个人风格。对崔子恩来说，读到福柯，令暧昧的世界消散了，新生成的世界清晰确定，那就是与取向甚至一切都无关，人明明就可以比他以为的更自由。
“小姐”性产业
在潘绥铭看来，他们这一代人根本谈不上选择。“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问我为什么选择研究性，为什么选择研究小姐”，而他喜欢说，他是学历史出身的，他从来都是被动选择的。
1991年，人大帮潘绥铭成立了性社会学研究所。其他所有研究室都在走廊的西边，只有他这间孤零零挂在东头—都没挂牌，差点以为是厕所。65岁的潘绥铭去年退休了，但不时还会回办公室，坐在两面分头悬挂着学生送的“师恩如山”和一幅不明就里的老虎年画中间的办公桌前，语速飞快，不拘小节。
1990年代的前面一大半时间，潘绥铭都没什么“成果”。在社会学里选择做性，完全就是自甘边缘，他瞄准了学校里有三个到退休都是讲师的老头，打算争当第四个终身老讲师。“当时要研究也是重视婚内性生活，符合主流意志，文章也好发。但这方面其实很难做，婚内性不发动大规模调查就没有什么意义。”
1990年代中后期，潘绥铭有个发了财的发小，拿他这个“人大教授”当花瓶带着跑生意。潘绥铭连跟他去了两年海南、东莞，正视了南方性产业的蓬勃。他的另一个朋友在东莞一家医院当院长，听说他想做性产业研究，主动说可以给他提供一张病床。好笑的是，医院每天夜里12点关门，潘绥铭每天蹲点到午夜就不得不赶回去，以至于（第一次调研）“错过了后面很有价值的后半场”。
对于不熟悉社会学调查的人来说，“研究小姐”很容易被想象得奇异而充满戏剧性。潘绥铭的院长朋友陪他蹲了两天点，很快大呼无聊地走了。所谓蹲点，就是把守着一条街，“对面一字排开六家发廊，粉红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每家多少小姐，一天几个客人，什么时间段密集，大概多长时间，通过客人数量可以估算收入，这些都拿个小本子记得清清楚楚。”
研究方法后来都被他写在两次调研后出的两本书里，一本叫《存在与荒谬》，一本叫《生存与体验》。潘绥铭完全不好哲学，随便改了个萨特的书名。“改得挺正确的，是吧。存在，小姐存在，但我加个荒谬，他们就顺利让你出版了。”虽然是学术著作，但他这两本书销量很高。“外行猎奇，拿了当故事看，内行会看我研究方法。”
和小姐的对话大多采取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这个不是调查问卷，你得白纸一张地去聊。”他发现性交易的世界有其自己一套运转伦理，“俗世”的道德观在此不起作用。一个女孩子，早上在洗头房里单纯地洗头发，因为活干不好被老板炒鱿鱼，下午便进了另一种“洗头房”。潘绥铭发现，我们会把“小姐”当成一种人格，而小姐们自己往往只将它视为一种职业。大部分小姐的理想归宿—和其他大部分女人一样，也是嫁人。有些小姐会倾向于在嫖客里寻找对象，“因为这样谁也不嫌弃谁”。有一次他去贵州山区，16公里的山路，他一个人走就累得够呛了，一些女孩挑着担子在那满头大汗地卖矿泉水方便面，他走上去问了下，一大担子就挣两块钱。
“而她们旁边就坐着小姐，一次三十。我就不得不想，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挑担子的女孩干不了这个？不知道啊。性到底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意义，这么不可借用？这些问题，普通人都有可以发表自己的感受。但对性社会学家来说，又是非回答不可。”
潘绥铭说，研究小姐的人一开始的想法都是，这个特殊。“可慢慢你会发现，区别真的没那么大，都是共性，她们是一类女性劳动者，和其他行业的女性劳动者比，差距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只是做了12年小姐研究，他的道德负罪感仍然挥之不去：无论如何，他增加了这个高风险产业里从业者的曝光几率。对潘绥铭而言，减轻这种负罪感的唯一方法，是等到性产业除罪化的那一天。
男公关研究
1997年方刚第一次提出考潘绥铭的研究生，被后者拒绝了。用潘绥铭的话来说，“你学这个干什么？”方刚后来给他写邮件，说我读研想做学术不为文凭。潘绥铭回他，读研就是为了拿文凭，想做学术不如回家看书。
磨到2002年，潘绥铭终于让方刚考了他的研究生。“我怀疑他是嫌我记者出身，不够严谨，做不了学术。”来北京前，方刚是天津一家晚报周末版的记者。早在1993年时，他在报缝里瞥到过一个广告：北京第一家同性恋酒吧成立。凭借敏锐的嗅觉，他抓住了这条线，在面广量大的采访之后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同性恋在中国》。
在那个同性恋研究极少的年头，这本书和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一样走红一时，但方刚很快为他的不安分付出了代价。被报社开除之后，他成了北漂。1996年冬天，他住在昌平，每天5点起床，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到中国人民大学听潘绥铭8点的课。他一开始只是无意听了一堂，“听得脑子炸开，整个人都燃烧了。”他之前也采访了不少同性恋，自以为对性的世界、少数派的世界多少有点了解。但潘绥铭给的是“逻辑上的、系统的颠覆”。方刚视之为美。
方刚考上博士时，潘绥铭的红灯区研究已经做了七八年。方刚觉得中途进入不太理想，便提出了自己的选题：男公关。他对它感兴趣并非因为其是小姐的“对应版”，吸引他的点在于男公关颠覆了对男性的固化审美，呈现更为多元的男性气概。方刚自认为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男权的阴影下，不但“女性该如何”被提出了固定的要求，男性也一样：被刻板地、不留选择地命令成为更为强悍、强势、阳性的物种。而他对此并不认同。
方刚是一个异性恋者。但3岁的时候父亲自杀令他整个成长时期毫无尊严，“几乎就是在欺侮和凌辱中长大的。”老师可以打他，同学也可以打他，“我记得毛主席去世那天我不小心笑了一下，立即就被拉起来批斗说我反毛主席。”他自认为没有主流男性气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叫作娘娘腔”，他的对抗方法是做梦，“白日梦，随时随地可以沉溺下去，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写出莫泊桑、果戈理那样的小说。”因为同样曾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弱势地位，所以对于同性恋也好女性主义也好，他都是一接触就本能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这一边的”。
2006年春天，方刚成为了珠三角一家夜总会的客房营销员。他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身份进入这家夜总会，并没有任何人质疑其身份，所有人都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是“来赚钱的”。根据社会学家康奈尔的理论，方刚发现，以生命史作为切入，可以观察到男公关们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社会环境里，能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男性气概来应付余裕。比如在相对传统、固化、亲属关系稠密的老家，他们会相应展现出较多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而在笑贫不笑娼的珠三角以及被要求扮演“情人”角色的夜总会内部，男公关们可以顺畅地演绎出关系均衡、刚柔相济的男性气质。
弥散，绚彩
潘绥铭真正开始做关于中国人性生活的问卷调查已是2000年的事了。“笔记本都有了，打开让对方填。”10年前他学的fortran语言早已不管用。他说他这代人接受的教育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像福柯那种，构想得挺好挺宏大的，但那和法国现实有关系吗？所以看不懂。”
调查5年一次。第三次—2010年的早已出成书，题为《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潘绥铭说，此类调查，放在国外起码10年一次，但中国不行，中国太快了，“别人300年的时间，我们30年就彻底换了个脑子。”
在潘绥铭看来，用了不到30年时间，中国已经完成了全面性化。他以1985年出版的《性知识手册》为节点（也正是他开中国内地第一堂性学公开课的年份），视为“性革命”的发端：在公众目光所及的层面上，“性”在隐匿了几十年后再次出现了。而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到2000年之后，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严厉推行、性的繁殖目的被削弱）、性表现的革命（日益公开化的情色）、性关系的革命（婚内性以外的性）、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轮番上演，标志着中国社会“性化”的完成。
这是如30年前的潘绥铭预期中的性化。革命急风暴雨、翻天覆地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现状是缓慢的弥散。“弥散，绚彩。”他强调了几次这两个词。弥散意味着一致性的价值观的崩溃，大部分人开始为自己立法，同时委身于难以抵御的消费主义日常。某种程度上，“解放了”的性生活如同另一场单调的幻景，没有意义，永远不可能把握构成生活的真正报偿。而绚彩证明的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的消失，潘绥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叫性偶像。他列数八十年代的男性性偶像，如孙悟空、关公、雷锋—其实均是性抑制的偶像，以及最典型的女性性偶像，《渴望》里的刘慧芳。“当时，一个人可以符合全民的想象，而今天，每个人可能都不止一个性偶像。”
李银河 中国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著名性学家，女权主义者。每每她的语出惊人，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当下中国女性的生活：同性恋、一夜情、虐恋……2014年12月，李银河在博客上发表《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声明，首次公开自己在王小波过世后已与一位transexual（跨性别者）同居17年，引发了社会性别大讨论。
耻感也是快感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虐恋这个主题当时吸引你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虐恋其实和我自己的爱好有关。我喜欢，所以就有这个冲动去做研究。
南都周刊：一直以来的爱好？
李银河：是，从小。
南都周刊：对这个爱好会有耻感吗？
李银河：一直有，但耻感也是快感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去年拉斯·冯·提尔的新片《女性瘾者》里对虐恋的展现很充分。
李银河：这个电影很不错，我还给大众电影写过一篇评论。它的视角非常冷静。2010年我的一个学生报了一个虐恋的研究课题，没有批下来。我自己写了三本关于虐恋的小说了，都在路金波那儿，今年会出。
潘绥铭 性社会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他第一次开设了性社会学课。一时间，几乎成为人大爆炸新闻，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从1990年代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性工作者们吃住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2004年11月，潘绥铭在广东省科学馆作“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性学讲座，为“一夜情”等最新性话语作注解。
在不能“非罪化”时，过度的关注就像过度的镇压一样
南都周刊：到底应不应该研究女性性工作者，在你这里本身就有一个伦理问题。
潘绥铭：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些认为，任何对性工作者的研究，只可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也只会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关心她们，应该收起怜悯和托辞，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所以我只好努力地“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她们。
方刚 性社会学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是天津一名记者，后成为潘绥铭的学生。2006年，他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身份进入夜总会对男公关进行调查。
现在最想研究师生之间的性
南都周刊：同时研究女权和性权，有没有矛盾的时候？
方刚：我坚定地认为我既有女权思想，又有性权思想，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女权当中就是人权就是性权。但是现在性权派和女权派，性权派是式微的，比如我们反对教育部地去干涉教师和学生的性，我们认为嫖宿幼女罪应该取消，我们取消的基础是性工作应该合法化，但是女权派取消的基础是要更加严厉地打击和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人。
南都周刊：我觉得权力这个问题，主流社会是为了简化它而倾向于对校园师生恋等一刀切说不可以。
方刚：是简化。如果有时间，我现在最想做的研究就是师生之间的性，我认为它一定不是固化的权力关系，权力在里面是会挪腾倒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