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上
作者：阎真
定价：34元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
文_唐山
努力想找出《活着之上》的优点，但不得不说，这部荣获首届“路遥文学奖”的小说属于上上世纪，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匆忙之作。
不否认，阎真揭开了当下高校腐败、学术腐败的盖子，在斯文表象下，人人皆为利禄客，他们暗斗、撕咬、欺瞒、贪婪，胜出者总是底线最低的人，而书中的“我”（聂致远）因良知尚存，屡屡成为牺牲品。
阎真写出了那个世界的触目惊心，这确实需要一点道德勇气。但小说介入现实，前提是它必须是小说，如果回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几乎是骂”的水准，那实在是巨大的倒退，不仅其行不远，亦无法善尽批判的职责。
《活着之上》的最大问题，在书中人物无一不假，没有性格成长史，且极端简单。聂致远出淤泥不染，仅仅是因为坚信“圣人教导”，他唯一缺点是犹豫、软弱、有人情味，但每次背叛原则，他都会通过秀自责而得到救赎。为凸显其伟岸，作者不得不添入一个无恶不作的蒙天舒，他坏事干尽，却赢得好处最多，再加上俗气的夫人赵平平、穷凶极恶的岳母、首鼠两端的金主任、“官二代”范晓敏……这种“一神斗群魔”的图景，实在有些魔幻。
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一颗过分敏感的心对世界的幻觉呢？坦率说，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聂致远从贫困的乡村考入北京，当上博士，但他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不断摇摆于自卑与自傲间：一方面，他自认为是“人上人”，在找不到支撑他“超人一等”的理由时，他便习惯于在道德上去寻找制高点，通过不断确认“我更有道德”而获得安慰；另一方面，对于城市中人人都要承受的生活压迫，他毫无准备，他更愿将其视为那是对好人的一种磨难。
聂致远遭遇挫折时，较少自我检讨，常一厢情愿地按“好人倒霉，坏人得利”的方式去解读。所以，他看不到蒙天舒的痛苦与无奈，为了让其坏得可以理解，作者特意给他编造出了一套滑稽的“屁股哲学”，结果是蒙天舒真正让人无法忍耐的不是他的坏，而是坏得那么肤浅，那么漫画化。
在聂致远看来，选择流产，夫人无法转正，被迫放弃尊严去行贿等，都是他一个人才有的折磨，而别人都在快乐地当着小人，除了一门心思在给他的成圣之路添堵外，并无其他事情可做。
我不知道阎真是否明白，造成高校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明摆在那里，造就这个现实的文化基础，其实也包括了聂致远式的“淑世精神”，它无视人性的幽暗。其实他对李灿云的同情难道不同样是将私德凌驾于公德之上？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
总之，《活着之上》用“好人受难史”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天外来客的蹉跎人生，由于大奸大忠的绝对对立，不免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冲动：把蒙天舒、范晓敏之流一枪毙……过去百年来，这样的偏执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显然，这是一本从思想深度到美学品质，比《红与黑》还要落伍许多的作品，因为作者本人的境界尚未超越仇恨哲学的局限，所以他写爱时如此肤浅、乏味，写势利时如此激情澎湃、生动活泼，但塑造出一个高校版的“高大泉”，真的有意义吗？阎真始终不愿承认，我们都是人，都承担着人性的缺点，从本质上说，我们都值得同情与悲悯。
疏于自我剖析，严于道德律人，动辄挥舞起宏大原则的马棒，这种名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是自恋主义，是另一种扭捏作态的“老清新”，小说中几段“黄叶村”的场景虚假得令人作呕，尤其令人沮丧：一大批作家严重缺乏积累，除了苦情戏，他们还不具备操作现实主义的能力，他们在精神上远远不够成熟，而可怕的是，他们还拒绝成熟。
小说是否应该承担批评现实的义务，这是一个会长期争论下去的话题，但我想，写作者至少应保持一个底线：不能因为介入现实，就要放弃对品质的追求，就应无休止地去媚俗。而恰恰是在这点上，《活着之上》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