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王宏宇 摄影_卢慧明 三亚报道
江玲的生活，可以说已经完全被房子改变。这位25岁的三亚郊县姑娘，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位于通海四巷的“黑土地粥棚”打杂，下午两点下班，回到家里睡两个小时，四点整到位于春园海鲜广场的春光食品特产摊位上班，晚上下班，经常已是凌晨。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早点摊上来来往往的食客，没人能猜到她毕业于海口大学城的某外贸职业学院，她学习的专业，是国际贸易。
江玲已经相当满足。在三亚找份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公务员连想都不敢想，创意、广告、营销、旅游等好工作，都已被岛外拿着正规大学证书的高端人才占据，能进入春光食品这个本岛最知名的公司工作，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结果。她在粥棚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在春园的工作每月保底可以拿到1600元，遇上旅游季节，两份工作加上提成，可以超过5000元。相比之下，同班毕业的老公在亲戚的工厂做会计，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多元。
即便如此，买房的希望还是越来越渺茫。夫妻俩吃住都在亲戚家，房费是笔不小的开销。孩子扔在老家的幼儿园里，每个学期的报名费是1800元，伙食费700元，相当于每个月500元，长此以往，并不是个办法。但摆在江玲面前的选择，并没有那么多。
封闭的生活圈
海南省政府部门日前发布的调研报告称，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该省房地产业开始复苏以来，三亚市80%以上的商品房都卖给了外地人。
郑远新对此并不愤怒，而是感到无奈。作为亚龙湾万豪酒店的财务总监，他从未想过，拥有一处房子距离自己的现实如此遥远。
郑也许可以算作接触外地人最多的三亚人之一。在她所在的酒店，2/3的员工和几乎全部客人，都是来自岛外。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业余生活几乎与外地人全无交集。
同很多景区的原住民一样，郑从不去外地人扎堆的景点和海鲜排档，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酒店到家的两点一线。她的朋友和闺密，无一例外都是从小长到大的本地人，吃饭喝茶选择的地方，也是本地人常去的肥妈海鲜、红沙渔排，偶尔去外地人较多的商品街买东西，也是买完就走。
其实，从重庆邮电大学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三亚市1996年文科高考状元曾留在了广州，先后在美孚和高露洁工作的她雷厉风行，根本看不出是来自这个节奏慵懒的小岛。
但一切在一次三亚同学聚会后轰然坍塌。一位处心积虑的本地追求者，只是带她去从小常去的茶楼喝喝茶，打打牌，就让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在郑远新的心中瞬间失去吸引力，她忽然意识到广州的冬天有多么冷，上下班的通勤一小时有多么浪费生命，而自己又是多么喜欢喝茶打牌的三亚生活。
日子就这样在喝茶打牌的指缝间溜走，她也结了婚，有了娃。偶尔她也会慨叹，2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3000元每月的幼儿园，以及越来越少的老爸茶坊，让这个城市越来越不像三亚，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学者杨恒均曾在2011年的一篇博客《寸土寸金的三亚，有几个镇长是海南人？》里提到过这一点：“生活在岛上的民众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以及总体的思维方式，确实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人稍有不同——善良、内敛以及与世无争，这一性格常常让他们成为某种强势力量的受害者。”
不容易的小日子
至少对启德巷上的娟娟小吃店店主阿妹来说，三亚的发展就是浮云。三亚旅游局统计显示，今年春节7天，三亚的旅游收入达到33.2亿元，旅游总收入较2011年春节增长70.35%。但这家已经开业一年的海南粉店，在整个春节期间的盈利，还不够交3500元每月的房租。
阿妹长得白白嫩嫩，看起来并不像本地人。但她的经历却是一个三亚女孩的典型，小学毕业即辍学跟着小姐妹去上海学美容，回来以后开了美容店，却因客源不足变成了开在民宅里的“会员店”。
阿妹的男友小林是郊县的乐东人，最初来三亚时，在阿妹父亲的单位做保安，被父母拆散后，两人的关系转入地下，这家“娟娟小吃店”里的娟娟，其实是小林姑妈的名字。
阿妹一心想帮小林“做点正经事”，俩人一起去上海买了冰淇淋机，学了冰淇淋制作方法，回来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铺面。花了4万元盘下启德巷的这个门面，却发现这条车来车往坑坑洼洼的巷子，根本不适合做这门生意。
改做海南粉后，现在店里有了一些生意，利润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房租持平。现在店里最稳定的收入，来自一台用来出租的麻将机，和一台每月付400元租金的老虎机。小林好赌，几个月下来，又扔到这台老虎机里一万多元。
小林也有苦衷。他的老家在乐东西南部的莺歌海，历史上就是著名的渔场，但这几年渔场资源渐渐枯竭，村里90%以上的年轻人，都只好出来打工。他对于赌博也有自己的看法，“你看世界上哪个旅游城市，不是靠赌博发展起来的？”
小林接下来就准备赌一下。他打算把小吃店盘出去，用得到的钱在旅游淡季买一部7座小客车，专门在旺季时接酒店的生意。阿妹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最近有人来咨询，打算出35000元盘下这个门面，用来专门放老虎机。阿妹觉得这次能成，最起码的一点，老虎机再诱惑，小林也没时间来玩了。
争食的外来者
在数十万游客熙来攘往喧嚣不堪的三亚，本地人已经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少数。他们沉默寡言，行走在这个旅游城市的边缘，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海南人口普查显示，三亚在过去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了20万人。
三亚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谢祥项估计，在三亚的候鸟人口，光是东北人就有大约15万人，来三亚大概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非典前后靠口碑相传来到三亚这个健康岛，二是2002-2005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制，很多人买断工龄后拿着钱“闯海南”来到三亚，在三亚房产泡沫时置业，“光是我就知道有个老板朋友，买房一下子买了100多套，后来一套套分给所有亲属。”
在此之后，纷至沓来的还有北京人、上海人、江苏人、四川人，小小的三亚，几年间就变得拥挤不堪。以河西区的群众社区为例，近万人的小区，外来人口就有3000多人。
“这给城市管理带来相当大的挑战。”谢祥项说。本地人认为这些外来人抢夺了三亚的资源，也抬高了当地的物价。他们说，楼价都是外来人炒起来的。
为了保证旅游业的发展，三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向外地游客倾斜，以医疗为例，据三亚媒体消息，到去年底正式和海南开展异地就医结算的省市扩大到14个，由于开放异地结算，导致本地人就医经常面临人满为患的局面。
不仅如此，教育、交通等方面也日渐吃紧，郑远新说，三亚常住人口正以每年数万的速度递增，但从她1996年毕业到现在，三亚市内的公立中学只增加了两所。至于交通，近几年三亚交通频亮红灯，春节期间发生长达数小时的堵车已经屡见不鲜，但三亚在交通方面的投入，绝大部分仍然投在了海棠湾等旅游区。
与此同时，相当数目的外地游客来到三亚，却并未给本地普通居民带来收入。湘投银泰酒店营运总经理刘凯强说，他曾经在今年春节见过自驾游的一家人来三亚过年，“满满一后备箱，全是吃的，整个春节他们没有出家门一步。”而记者在鸿港市场遇到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李阿姨，也表示说，今年过年她家飞来三亚，光是超重的行李就交了1000多元，“全是猪肉”。
这仅是特例。事实上，从房价到地价，再到物价，三亚都已经直追内地一线城市水平。即便是三亚本地产的椰子，几年间价格都翻了番。明润海鲜的老板黄明润表示，春节期间三亚的主副食和海鲜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很多海鲜的进价甚至翻番，“去年我们去北京旅游，就已经发现北京的海鲜其实比我们这里便宜。”
这样的趋势并没有短时间内改变的迹象。三亚市日前公布了新一年总计达2283.7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社会民生项目9个，总投资约171.6亿元，仅相当于旅游房地产项目投入的1/10强。
“我们和你们一样”
但三亚人对此并不关心，或者说，他们并不清楚，面对这样的情况时，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三亚本地人的生活态度，还带有岛民的色彩，很多人不是很适应竞争社会的节奏，举个例子，很多本地家庭可能其中一个人月薪拿到2000元，另一个人就可能不工作了，专心在家带孩子。”郑远新说。
相比之下，外地人却要踊跃得多。在三亚湾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海滩上，每天聚集着的数万老人，他们都是11月就来到这里“猫冬”、4月天热就离开的“候鸟”，他们聚集这片海滩上的标志建筑“海月广场”附近，组成了上百人的“论坛”，每天讨论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国家大事”。
今天的议题，是报纸报道的三亚警察骂东北人“东北猪”的话题。双方各有数名唇枪舌剑的辩手，分别扮演三亚人和东北人，用南腔北调阐述着各自的论点。
但本地人对这些“候鸟”很是漠然，觉得这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陌生人，对于外面媒体热议的宰客事件，一些本地人也漠不关心。
“从宰客，到本土人才的匮乏，到本土企业创造力的疲软，说到底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谢祥项说，“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经常有酒店抱怨私家沙滩被原住民骚扰，那我们开发土地时，有没有考虑过原住民的出路？拿征地来说，假如补偿款是200万，那我们能不能给100万，把剩下的划入集体基金，投入到实体，比如做酒店配套的旅游从业人员村，旅游企业的后勤服务区，这样就可以让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在谢祥项看来，三亚“人才荒”的原因有几个，包括本岛教育水平低，不愿从事服务行业，以及低端工种工资水平偏低等，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一是在本地人才培养上采取政府和企业扶持的“菲佣模式”，二是在国内率先尝试服务费改小费，“很多企业动辄10%以上的服务费，拿出来完全可以搞定员工工资了。”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黄明润感到头疼的是，这个月10号刚发完工资，店里的员工多一半就拿着钱回了老家，店里只剩下四五个人，几乎无法开张。而几次在店里抓小偷的经历，也让他对原住民的“堕落”感到震惊，“我从他们手里把东西抢回来，他不仅不害臊，还回头冲我嘿嘿笑。”
本地人阿妹对小偷的事倒不担心。她说，“不要把本地人想得那么不可救药。很多本岛人长这么大都没有出过岛，他们看着你问路不答话，是被骗子骗怕了。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