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张小摩 实习生_蒲思恒 摄影_刘浚
梁晓声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几年前，他去做一个题为“民主政治与文化使命”的演讲，手拎环保袋进入会场后，他对下面乌压压的人说，做这个演讲“有一点不情愿”。因为他“慢慢意识到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自己的发言十句有五句不中听”。
新书《郁闷的中国人》这一命题，则是这种“不中听”声音的延续。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这些情绪，恰恰能促使当前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
以书本对时代谏言
作为政协委员，梁晓声今年提交了三个提案，关注的都是大事：“一个关于缩小贫富差距，要求国企高管高纳税；第二个关于腐败问题；第三个关于简政，这些做起来都很难。”
结果，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回应。
前几年，在两会上他会因为农村教育问题拍桌子骂娘。有人反对他的议案，他就反问，你反对的依据是什么？对方回答了他一个很高级别领导的名字。他气愤地回应，“不管谁说的都是屁话”。
于是，他被批评修养不好。私下他坦言：“在大场合对官员发火，是因为那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才能改变一些事。”
“最大的不道德是腐败，最大的不公正无非就是贫富悬殊。”梁晓声说。他指的不是贫富差距，没有差距怎么可能？但悬殊，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他认为，当这种大的不公正出现了，没解决好，批判力又不够，几乎等于一个时代默认了它的合法性。
他曾经使用几个成语概括当下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个是“造堂哜胾”，指现在富人们吃大块的肉，底层的人只能“画饼充饥”，而有些政策更多情况是“望梅止渴”。很多国有资产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国民财富的蛋糕没有得到公平的切分。他担心，如果遇到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剩下的局面将是“涸辙之鲋”，就是干涸车辙中的小鲫鱼。
很多人不会去谈这类“大事情”。梁晓声却是反向思维：“这是最大的事情，你不谈这个谈什么？首先抓住最大的问题去解决。我可以写一篇非常温暖的小散文，给别人去看去感动，你却不能寄希望于那个能影响国民。发表一篇那么小的东西，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敢言，梁晓声被视为文坛上的“平民代言人”，“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写的作品关于平民的有很多，但总是不忍心像鲁迅写《阿Ｑ正传》那样把这个阶层描绘到那样一种程度。我所知道的那种真善美一个是文学给我的，一个是民间给的。”
“谁跟自己的阶层没有感情呢？”他不愿把贫贱者写得过于猥琐。
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过于简单地将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在他的眼里似乎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到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的时候，他被更多的人指责为“仇富”、“伪平民意识”。
“您认为富人就不会为穷人说话吗？”面对这个问题，他立即反问道：“你认为富人会替穷人说话吗？”
他后来自省说，时评需要冷静、客观、公允，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的情绪色彩太浓，“我是以书本的形式对时代谏言。”但是，他对书中的基本立场没有退缩，“我没变，我就是这样在看的。没变化，也不打算忏悔。（除非）有足够说服力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的。”
大中国感
63岁的梁晓声，已经创作1600万字左右的文字，这个庞大的作品库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占了三分之一。之前弘扬理想主义的“知青作家”，跨界去做社会分析和评论，并非偶然。
他出生在哈尔滨，一座曾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在那座受苏俄文化影响很大的城市里，他最早读到的是高尔基等人的苏俄小说，然后是雨果、拜伦等欧洲作家的作品，“眼睛看到什么就读”。这些阅读给了他一个基本概念：作家不仅是写小说的，杂文、戏剧、社会评论，什么都写，就跟中国鲁迅那个时期一样。
“那些作家在一个风雨交汇的大时代，都有异常的秉持，我们叫做作家的良知。你看诺贝尔获奖者的那些演讲辞，都谈到责任感。那你就要想，作家为什么应当不只是写小说？”
五年前，梁晓声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书，写长篇少了，中短篇小说、社会评论类的文字多了。“因为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用小说反映的话不够快速直接，所以评论这些形式更能帮助公共知识分子自由发言。”
在作家、政协委员之外，他又多了个教授身份。面对他的学生，不免要谈到对社会的感觉，而作为政协委员要参政，前提就是“大中国感”—他的“大中国感”，从哪里来？
梁晓声不喜欢社交活动。他称自己最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他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交聚餐，他朋友很多，但来往极少，不打电话，不拜年，不在网上闲聊。
有次他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于因为没有机会独处而不堪忍受。于是请假两日，留在住所独自一人看书，记笔记。
他常常看一本名为《同舟共济》的杂志，尺度相对较大，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那里写东西，一些别的杂志发表比较难的，这里也有可能会发表，“你知道的事情越多，你对历史知道的越清楚一些，你越不敢自信你的想法是全对的。”
他不上网，他获得资讯的重要渠道是看电视，尤其是凤凰卫视，这给了他不同于央视的一个观察视角。凤凰卫视经常引述网上的评论，网上的民意调查，即使不经常上网，他也了解网民在关心什么。这是他每天必看的，他甚至说，“如果没有凤凰卫视，我完了”。
他曾在去年两会期间开通了微博，之后就关闭了。他对微博怀着警惕，解释是，“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是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他对微博的拒之千里，或许也因为他在微博上吃过一次大亏—去年，微博上疯传梁晓声说过“如果十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转发两万多次，他被迫出来澄清解释“我要表达的原意是：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我更属于笔纸。”在微博的告别语中，他如此说。
理想主义与政治意识无关
梁晓声不讳言自己曾是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从1968年到1975年，他有过7年的北大荒知青下乡经历，在他笔下，从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再到长篇小说《雪城》，十万北大荒兵团战士理想主义的追求，曾一度成为文坛强音。
“再过30年，有人说这些文字还值得看一看，我就很欣慰了。”他自嘲说，他清楚定位自己“是过渡时期的作家。”
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是外界分析梁晓声及其作品的重要视角。他对两者的关系的理解是，所有的欧洲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最后也都会是人道主义者。“雨果后来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强调，政治意识的理想主义跟他的理想主义从来无关，他的理想主义就是人性所能达到的那种正直、正义和善的高度。
到了2000年写作的《重塑保尔·柯察金》，他亲手解构了自己宏大的理想主义。
这个解构，是通过解构保尔·柯察金这个在中国影响巨大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达成的。“我不喜欢什么‘活着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个臆想接近上帝的想法，它是非常可怕的。假如一个人说，我当村长是为了使全村人富起来，我们相信；一个人和国家结合，为了使国民幸福，我们也可以认同。但说一个人活着是为了让全人类幸福，这听起来非常可怕，而且非常不可思议。”
从个人性情上，他也不特别喜欢保尔。“人家冬妮娅对他怎么了？救过你命，跟你初恋，凭什么，你在铁路上看到人家说人家身臭，扔过去一把铁锹？那是我的情人，结婚了，救过我的命，我看到别人欺负她，我会去制止。这才更符合我。”
他更喜欢里面的团委书记丽达。丽达说，不要以为身为革命者，心里就只有党和军刀，满口脏话，喊着冲啊，革命者不该只是这些。
“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
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这个严厉的观点已经埋在他心中很久，一直没敢公开说。
理想主义摔成了碎片，英雄彻底倒下。到了《郁闷的中国人》里，接续这种理想主义的是蓬勃着的公民意识，之前的“人类”、“人民”转变为“公民”。在书的后记中，他乐观地“坚信”：在未来的30 年，民主在中国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
“但，不会再是由什么民主运动而实现的。中国人其实对运动早已经腻歪了，这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