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像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普通人一样，当在电话里听到二姨的病危通知时，30岁的杨帆脑袋里一片空白。
来京多年的大连人杨帆，去年刚结婚，媳妇也是外地的。他曾在北京某教学医院教计算机，后来在微软工作，同时办了一家小型IT资讯网站，现在辞职在家。二姨退休前是大连某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两周之前从大连来北京附近的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在一家名叫“京东中美医院”的民营医院治病。
杨帆一边听电话，一边在心里梳理，这就是他和二姨在北京所有的人际关系。
电话是中美医院打来的，那边先让二姨说了两句，然后医生接过来说，老太太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已经送进ICU，正抢救呢。杨帆过了好久才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医院还要病人在电话里讲话，“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一般人接这种电话根本不信。”
打完电话，杨帆看了看表，当时是4月2日早上10点多。
河北的无奈
等杨帆赶到燕郊，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ICU的医生说，老太太是ICU里病情最重的，虽然做了溶栓，但具体效果还要观察12-24个小时，在这期间随时可能猝死。
对待家属，民营也和公立不一样。进医院到护士站，报上病人名字，立刻就有护士在前头引导你到医生办公室，坐到沙发上，倒上一杯水，主治医师、值班医生好几个人围着你一个，在那讲解病情，说因为家属不在所以只好采取保守治疗，做了溶栓，等等。
讲完之后，ICU的主任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突发情况，原来交的住院押金不够了，你看能不能再补交一些？”
交完钱在急救中心守夜，一夜无话。很快到了第二天，大连的二姨夫和表姐闻讯也赶到了，看二姨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三人就琢磨转到城里治心血管病最有名的安贞医院去。
拿上复印好的病历心电图，在周二北京拥挤的车流里晃荡俩小时，终于来到安贞医院，的士码表上的数字是200多元。医院人多就不用说了，再挂号约专家显然来不及，杨帆索性拿着病历，也不挂号，直奔急诊科找急诊医生。
后来回头想，杨帆觉得遇到这位名叫张海波的急诊医生真是自己的一大幸事。张大夫没说什么就看病历，看完病历看化验单，说：“你有没有现在的心电图啊？病人溶栓虽然说溶成功了，但只溶了一个小缝，上面还会往下掉血块，实际上是一会儿堵一会儿开，造成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
杨帆有点懵，说:“没有新的心电图，这是昨晚上的。”张大夫说：“我没看到病人，不能下结论。杨帆在那一瞬间灵光一现，问:“您要是我会怎么办？”大夫说:“我要是你，就立马把病人拉过来。”
杨帆就又问:“那你们派个救护车去拉过来行吗？”大夫说:“不行，我们没救护车，你得找120或者999。”说着就撕了一张纸，列了一个单子，说:“普通的车肯定不行，你跟他说，车上得有心电监护、吸氧、心脏除颤仪。因为病人现在处于高危期，头三天都是高危期，随便那么一颠，病人都可能没了，心脏除颤仪能够在小范围颠簸的时候把心脏打回去，不让病人猝死。还有其他心电监控的东西，最好都全了，不然病人真不好保住。”
“我不敢保证你来的时候有床位，但你来了之后，就算没有床位了，我们也得救，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他最后说。
在路上
杨帆捏着单子又打车回到燕郊，开始叫救护车。先问燕郊的救护车，对方一听就说:“全三河市的救护车，有吸氧设备的就是非常好的了，你说的那些我们没有。”然后打北京的120，接线员一听病人在燕郊，直接就给转到长途部，长途部说:“燕郊属于跨市，700块钱，不过我这车都安排到6号了，6号拉行吗？”杨帆气得把电话一摔，6号拉人都没了！
再打999。接电话的非常热情，说：“车我们有，但是在外边，马上给你派过去。不过必须提前说好，一趟一个来回2000块钱，而且不讲价，先付款，打到我们账上。”
杨帆打完钱回来赶紧去办理转院，百忙中还没忘了给老家在社保局的同学打招呼，我们要转院了，报销上要帮忙想想办法。等到夜里10点半，车终于来了。下来两个医生，一边走一边很蛮横地说：“这么远才2000块钱！你们找人了吧？要是不找人的话得3500呢！你们肯定是找人了！”
“我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杨帆说。两个医生推着担架上电梯，他拉住司机，摸出1000块，司机很熟练地接过装起来。“什么都不用说，他马上就非常热情了。”
上楼到病房，医生、病人、担架都在那里等着。看杨帆在责任书上签字，999的医生很生硬地问：“那边都安排好了吗？”杨帆说：“都好了，那边的张医生还说，就算没有床位，他们也会救。”
但医生还是很凶：“很多人都说联系好了，结果到了之后没床！我告诉你，用我们的床的话一个小时500块钱，没发票！”正说着，杨帆注意到司机给两个医生递了个眼色，医生就不说话了，三个人把病人抬走，也没要家属帮忙。
救护车一路开得又快又稳，到了安贞医院一看，整个急救大厅满满当当全是床位，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凑巧有一个病人出院，空出了一个床位，赶紧办手续住下。
北京一夜
到了地方，人的心里就踏实多了，重建病历重新化验，一切井井有条。两天两夜没睡的杨帆终于空下来出去抽根烟。眼看着救护车一会儿来一辆，间隔不超过15分钟，有时一下子还来好几辆，但都因为没床位不得不去别处了。杨帆不禁仰天长叹，真是狗屎运啊！
再回去看，杨帆不禁又赞叹一声，这家医院不愧是专门干这个的。药一换上，病人立刻不疼也不吐了。不过有个小插曲，医生开处方用止疼药要患者身份证，但身份证拿去办病历了。医生一皱眉，跟旁边护士说：“你先给她用上，然后再出方子。”
后来，杨帆才知道溶栓的事不能全怪那家河北医院。出院的时候张医生说：“中美医院用的溶栓的药是效果最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好药。”杨帆对了一下两边的处方，中美都是很普通的国产药，而到安贞之后，清一色全是进口药，但是也没花多少钱。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后来才搞清楚的。为什么安贞医院不像老家的医院一样，先交押金再留院观察？原来北京2010年启动医改试点，试行部分门诊先治病后交钱，安贞医院凑巧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好运气也不是人人都有。晚上三点多，来了一个蓝色的救护车，车上连泥带土，不知道赶了多远的路。
车子停稳下来一家人，把担架抬下来放到大厅里，医生过来一看，简单检查了一下，说：“老爷子的病情非常重，耽搁不得，我这儿没有床位，心电监护、吸氧什么的都没法保证，不能给你施行有效的治疗手段。离这儿15到20分钟的朝阳医院，那儿肯定有床位，人命关天，你赶紧送过去。”
家属不听，说：“我人就放这儿了，你们看着办。”担架放在过道里，人来人往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小时。三个人把病人扔下，出去抽烟商量对策去了。杨帆好奇也出去抽烟，听到他们说“我就不信他们能不收了！”
杨帆心里百感交集，慢慢回去。护士正趁人少给老爷子检查，忽然紧张地说：“这老爷子不对啊！”医生赶紧从抢救室拿设备出来抢救，三个抽烟的家属也赶紧来帮忙把人抬进抢救室。40分钟过去，医生出来说，人没了。
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家属一通大闹，后来还打了110叫了警察。大厅里怒喝混杂着痛哭，没一个人能睡着。警察把家属带走去做笔录，医生留下继续工作。杨帆到现在还记得医生最后说的话和他的表情。他不吵不闹，一脸疲惫地说：“这事你们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你们要是不满意，可以去法院告我们。”
杨帆人生中第一次在医院度过的72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后来二姨办了住院手续，还做了支架手术，再后来出院回老家，身体也恢复得挺好。值得一提的是，杨帆给张医生和主刀大夫私下里都送过红包，但都被当众退了回来。
事后，杨帆理了一下自己整个从头到尾的处理思路。如果从头再来，转院还是要转的，2000块车钱是必须要掏的，给司机的红包还是要的，如果主治还是张医生，红包不一定要再送，但主刀的红包还是要送。唯一需要改变的部分，是临去安贞医院之前，应该重新拍一张心电图，还有，即便相信医生护士会救死扶伤，但到了安贞医院如果真的没床位，就必须送别的医院，等回头再来找。
但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或是运气不再那么好，自己会不会也成为像那三个家属一样的医闹？
杨帆说，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