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_龙军 曲向伟 成都报道
天塌下来了
2007年的那个母亲节，到了该放学的时间，可是女儿方娟还是没有回家。杨建芬正打算出去找时，门开了，女儿拿着一大束玫瑰花出现在面前：“妈妈，母亲节快乐！”
即使孩子已经离去4年，这依旧是杨建芬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画面。
“5·12”地震之后，年过半百的杨建芬总是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很差，经常丢东落西，提笔忘字。但是女儿生前的每个点滴，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细节历历在目，甚至连一些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她还记得非常清晰。
杨建芬说，她和丈夫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让她学习舞蹈。
“我女儿16岁上高一时，个子就超过了170cm，出落得亭亭玉立，长长的头发快触及地面；她在学习上也是佼佼者，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班级的前几名，并且一直是学生干部。”杨建芬说。
杨建芬曾想过让女儿去绵阳市上高中，但因为成绩太优秀了，孩子所在的北川中学不同意让她转学。
地震那天，杨建芬被军人从家里救了出来。5月13日一早，她的身体刚刚恢复了些，就赶去北川中学找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因为脚受过工伤，在赶去北川中学的路上，杨建芬找了一根粗木棒当作拐杖。一路上，她不断设想着女儿可以生还的各种可能，最后她想：女儿那么勇敢，一定会从教学楼跳到松软的草坪上逃生！
那天，北川大雨。到达北川中学时，救灾的官兵没有让杨建芬进入现场。随后，她又分别去安昌和绵阳医院去找女儿，但都没有找到。到了5月16日，杨建芬再次回到北川中学，还是没有找到女儿。但直到那时，她还坚信，女儿还活着。
就在那天，邻居对她说，找到你的女儿了。听到这句话时，杨建芬兴奋地以为女儿逃过了一劫。但在领着她见女儿的路上时，邻居一再叮嘱她到那里不要哭。杨建芬答应说：“好！”那时，邻居才说，孩子已经遇难了，她的遗体是完整的。
当看到用蓝色塑料袋包裹着的女儿时，杨建芬知道，天塌下来了。
2008年，政府通知去领孩子抚恤金，杨建芬是最后一个签字的人。“当时听到念我女儿名字的时候，我一直在哭，也不想签字，我不相信女儿真的就这样离开了。”
因为房子在地震中并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女儿生前的相片，她都完好地保留着。在清理女儿的遗物时，杨建芬找到女儿的一个存折，里面共有1270元钱。
“这些都是孩子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说到这里，杨建芬的眼睛里再次浸满泪水。
想女儿了，杨建芬就把孩子从小到大的相片随身放在包里。让她伤心的是，2011年4月11日，她在买菜时，包被小偷偷走了，女儿生前送给她的价值1480元的手机和相片也遗失了。为了要回照片，杨建芬去报了警，还登了寻物启事，但寻回失物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每到忌日，杨建芬都会给女儿写一封信，然后赶到几十公里外的老北川中学把信烧掉。现在，让杨建芬不能接受的是，去年8月11日，他们将女儿的骨灰埋在那里，想要给孩子立碑却被拒绝。
“领养”的分歧女儿离开之后，杨建芬开始失眠，每天都会梦到在地震中死去的女儿，身体每况愈下。在2009年，大批志愿者来到新北川，帮助灾民走出心理阴影。在他们的帮助下，杨建芬慢慢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在今年的4月25日，杨建芬也成了中科院驻北川地区的一名志愿者。
现在，杨建芬最担心的就是丈夫方永贵。方永贵地震后就患上了抑郁症，每天借酒消愁，需要靠药物维持， 20元一颗的药一天一粒，而这钱就是来自他们女儿的2万元抚恤金。
“每次去买药，就是我最心痛、最心酸的时候，因为那是用女儿的命换来的钱，”说到这里，杨建芬开始哽咽，“在这两年中，他接触最多的就是酒，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没出事前，他还是一个单位的经理，可是自从孩子走了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谁的话也都听不进去。”
杨建芬和丈夫曾多次去检查，尝试着通过医疗手段培育试管婴儿，但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丈夫因为大量饮酒，没有办法培育试管婴儿。
“5·12”地震后，国家为失去孩子的家庭实行免费试管婴儿再生育政策，每个家庭有两次免费机会。但有三分之一的母亲由于年龄原因，几乎再也不可能为人母了。
于是，杨建芬一直想办法收养一个女孩。“原来的就是一个女孩，如果可以收养到女儿的话，觉得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为此，杨建芬去过三台县孤儿院试图领养婴儿，也有不少朋友向他们介绍弃婴或者是别人家超生的孩子。可是，这其中大部分，要不是男婴，要不就是身体有些残疾的。
“只要我还不到60岁，我就不会放弃收养女婴。”杨建芬说。
但杨建芬一家真实的状态远比她自己讲述的要来得复杂。在领养孩子方面，她和丈夫方永贵之间一直存在争议，夫妻间经常会因为领养孩子的事情进行激烈的争吵。
丈夫并不赞同杨建芬领养孩子，也不理解她为什么一定要领养孩子。“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一定能够指望得上，何况领养的孩子呢？”方永贵担心，“等我把她养大，我都80几岁了，她要不养我，我又能怎么办？”
现在，方永贵每个月可以拿到180元的低保，杨建芬也可以领到220元。“我要是想领养孩子，早早的就可以领养到，关键是我领养这个孩子有什么必要呢？我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我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女儿没了之后，57岁的方永贵和妻子对生活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像大多数失独家庭一样，随着孩子的离去，那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变数。方永贵自己也意识到，他和妻子的关系正在日益僵化，每隔几天就会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还会大打出手，最厉害的一次都动了菜刀”。
自从女儿遇难之后，夫妻之间缺少了沟通的桥梁。“在以前，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会考虑女儿的感受，有时女儿也会在中间劝架，所以在地震之前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吵过，”方永贵总结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两人都没有办法在领养孩子的事情上做出让步。”
现在，方永贵觉得自己喝酒比以前少了一些，但仍然吃着抗抑郁的药。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熬到可以领社保的年纪。“等到我65岁的时候，每个月就可以领到2000元的社保，她在55岁也可以拿到这些钱，这样我们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
逃避与抱团
据四川省计生部门的数据显示，“5·12”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8000个，其中有生育意愿的丧子计生家庭共计6000余个。
在与方永贵吵架的时候，杨建芬就会去志愿者基地找人聊聊，只有共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彼此的痛与需要。同样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朱小华就是其中的倾听者。
朱小华的孩子是在上学的路上遇难的。5月12日下午两点，朱小华的母亲送外孙上学，结果两人都没有逃过厄运。
孩子遇难后，她与丈夫之间的纽带也断裂了。在地震一个月后的一天，她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一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都是生活在你们的大家庭的束缚中，我真的很累，我们还是离婚吧！”丈夫起初不能理解她的选择，但两个人还是在2008年秋天办理了离婚手续。
朱小华一直是个感性的人，有空闲时，她会看一些书，还会在QQ空间里写一些日志，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她眼里，两人5年多的婚姻中一直聚少离多，沟通并不多。她甚至认为，丈夫并不怎么关心孩子。
对于孩子和母亲的死，朱小华一直心存怨言，原因是她曾向丈夫提议，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绵阳做生意，但是当时丈夫并没有同意。她认为，要是丈夫听了她的话，“母亲和孩子就都不会遇难了”。
和很多家长一样，地震之后，朱小华经常失眠，总是会梦到逝去的母亲和孩子。她管这种状态叫做“地震后遗症”。
她多次去医院治疗，遵从医生的嘱咐服用抗抑郁的药物，也去中科院设在北川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基地接受过心理辅导，但都没有用。
住在北川新县城，并没有让朱小华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一些好的转变，“我没有看到生活的希望，相反，更多的却是迷茫，只觉得生活越来越无望。”
她曾去找过算命先生三次。“我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骗人，可我一直觉得愧对母亲，她走得太突然了，如果是生病走的，她还会给我留下什么遗言，我也会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可是这样突然没有了……”说到这里，朱小华已是泣不成声。
2009年9月，朱小华与另外一个男人组建了一个新家庭，并且在2010年10月又生了一个儿子。在新的家庭里，她感受不到太多的温情。在她看来，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纸契约，对于已经2岁的新孩子，她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爱，因为她更怀念在地震中遇难的那个4岁的孩子，“那个小孩很懂事，不用我怎么操心……”
从板房搬到新县城的日子里，朱小华会选择和同样在地震之中有至亲遇难的人交往，她和杨建芬成了朋友。
“有共同的遭遇，可以一起去向政府申请补助，可以一起抱怨，一起伤心。” 朱小华说，如果自己和正常家庭的人在一起，会遭遇误解和排挤。“看到你伤心地回忆家人，有些人总是不能理解，甚至还会对你冷嘲热讽。”朱小华说，这是她现在朋友少的原因。
和很多幸存者一样，朱小华觉得自己地震后遗症的表现之一就是幻灭感很强，即使是亲情和爱情也不能幸免。她觉得世界变得很冷漠：“地震之后，很多失去配偶的幸存者不到半年就再婚了。”
创伤难愈
“其实早在重建工作伊始，各级政府部门在进行物质重建过程中，也在全力修复家长们的心理创伤，但巨灾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北川宣传部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2008年7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其中规定：四川省数以万计在地震中失去孩子或有子女伤残的父母都可以养育新的生命。2008年7月财政部会同国家计生委设立计划生育再生育免费服务专项经费1亿元，用于再生育的检查、治疗及手术医疗费用，竭尽全力帮助失独家庭的再生育。四川省在此基础上又安排了2900万专项工作经费，用于再生育技术服务。
此外，灾区所在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给有亲人遇难，本人和主要家庭成员没有工作的家庭解决了低保。以北川为例，家庭成员每月领取低保180元到200元不等。政府还对失独家庭的再生育给予了重点照顾，只要能怀上孩子，检查、治疗和生产都可以免费。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她是到成都做了试管婴儿才成功生下了孩子，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但她只是其中的幸运者，由于年纪大、试管婴儿成功率低等原因，先后做试管婴儿的家庭，大多都没有如愿。截至去年3月底，“5·12”地震灾区已有3761名再生育妇女怀孕，2864名婴儿健康出生，但仍有200多个尚未再生育的家庭。
“即使成功了，他们已经40多岁的人了，年龄大了，精力、经济条件都越来越不济，要到60多岁才能把孩子抚养成人，这让他们心焦。”这位家长说。
遇难学生的家长们一直认为孩子的死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在他们看来，校园远离高山，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不会使学校的教学楼受到重创而倒塌，而学校周边的一些民宅也没有像学校那样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害。
为了找到更多女儿遇难的细节，杨建芬一直在绵阳市公安局寻找记录孩子最后一刻的录像。她清晰地记得，孩子在画面里的样子非常安详，除了一侧脸颊有些擦伤、脚掌断裂外，身体其余部位都完好无损。
录像显示，有人压在了女儿的身上，而她也压在另外一个学生的身上，她的脸还是红扑扑的，脸上只有一点灰。
杨建芬一辈子都会记得，那盘录像的编号是1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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