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周鹏 深圳报道 摄影_胡可
如果你去拜访李庆明，当他问要不要喝茶时，你最好不要客气，否则他很可能就会安心地坐在沙发上，隔着堆满书的玻璃茶几跟你聊上一整天。
这是位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人：面容清秀，衣着讲究，说话柔和而条理清晰。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不时双手抱拳撑着下巴，流露出一种沉浸到个人世界中去的神思——这时候，他就像一位在跟自己对话的思考者。
过去8年中，他一直担任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简称“央校”），并以一系列异于常态的教育改革实验引发了社会关注。
但最近他陷入了一场困境之中：不久前他被通知其校长职务将被解除。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创办方之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打算结束与另一创办方——深圳南山教育局的合作关系。外界猜测，作为前者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借用并委派到央校任职的李庆明，将不能再担任校长职务了。
迷惘时刻
接到通知后的好些天里，李庆明的手机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众多师生、家长和同行纷纷打来电话，在慰问之余也向他表达祝愿之意。
一些熟知李庆明的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自发在网络上发起了挽留他的留言活动，有部分家长代表甚至联名向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界递交了“留任李庆明”的请愿信。
南山区教育界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李庆明可按中央教科所的要求安排工作，同时也欢迎他留在南山，由南山教育局协助其按有关规定办理调入手续，然后根据校长聘任程序和实际情况，重新安排其工作。”事实上，李庆明与中央教科所并无人事关系，他当年是应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之邀，以“借用”名义被委派到央校的。而朱小蔓已在2007年离开了中央教科所。
7月13日，李庆明向南山区教育局表达了希望留在央校的意愿。但对方没有给他明确回应。现在，每当接到慰问电话时，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先不管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他从未有过如此茫然的时刻。
李庆明出生于正饱受“大饥荒”折磨的1959年，他的童年一直在老家江苏南通的农村里跟爷爷奶奶度过。“喝上几口用猪油搅拌的酱油汤”，是那个时期他对生活的最高愿望。
返回城里留在父母身边后，“地主兼工商”的家庭出身让他在“文革”中一直“活在挥之不去的阴霾里，处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多年后，他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境。
当革命口号此起彼伏地响彻街道时，书籍成了这位孤独少年的良伴。他看起了父亲一位朋友寄放在家的那些哲学、文艺书籍。“有许多书读不懂，这让我很自卑”，李庆明说，他从那时开始对知识产生了敬畏甚至自卑的情感。但越是这样，他越沉迷于看书，他希望通过书籍“挣脱无知的束缚”。
他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手挥“红宝书”通宵达旦地行走街头，羞愧于自己不敢与遭遇厄运的父亲见面，更不理解学生们为何会无情地批斗他们的老师。他希望从书籍中找到答案。
1976年初中毕业后，李庆明成了南通郊区农村的一名插队知青。乡民们的朴实情感和照顾，让这位瘦弱青年感受到了艰苦时代些许温情。第二年的冬天，他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并顺利考入了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两年的大学时光，李庆明用“如饥似渴地读书”描述他的求学状态。教育学、美学、哲学之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为了强化记忆，他甚至养成了抄书的习惯。抄过包括王力的《诗词格律》、李泽厚的《美学论集》等不少大部头。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这名青年总是乐在书中。
1981年年初，李庆明被分到了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他从此走上了注定将伴随一生的教育道路。
南通实验
当时的南通师范正焕发出热烈的改革气息，“思想空前自由，教育实践百花齐放”。一脸书生意气的李庆明也开始了他充满“异类”色彩的教育实践。
他的教学方式一定曾让那些刚从初中升入师范的学生们深感诧异：他将教材重新修编成自学纲要，开出一长串高年级学生才会接触的书目，提出一堆问题后将学生赶进图书馆里寻找答案。只有在学生们碰到类似“孩童跟成人的想象力哪一方更强、是否年龄越小越有创造力？”之类的难题时，他才会走进教室，组织学生们进行讨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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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逼迫着学生摒弃以往傀儡般的学习习惯，要将他们打造成有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度令学生痛苦的是，李庆明的考试只写论文。
擅长死记硬背的学生，无法写出能得到他赞许的合格论文。
“我要将学习的自由还给学生，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模式过去剥夺了学生的这一权利”。在他眼里，孩子都是天生的思想者，只要给予自由的空间和适当的指引，即便是不朽、死亡、自由、平等这类抽象的问题，孩子也具有理解和分析的潜能。
直到1999年，李庆明一直在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沉于书斋。此时，作为学校教育改革新星，他已是学校科研处副主任。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已不时能看到他发表的教育研究论文。
1999年秋天，李庆明做了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带着南通师范一批优秀学生前往位于上海崇明岛上的一所乡村小学开始了“田野式”教学实践。
在这之后的四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要先骑两个小时摩托，再坐渡船才能抵达的小学里度过。常人眼里偏僻落后的乡村，在他眼里却有另外一番景象。幼年时代在山村田野间度过的一段无忧生活，以及插队时与乡民朝夕相处的和睦融融，让他将乡村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令他感到沮丧的现实是，乡村正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被人遗忘。“蕴含在乡村中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根基在城市中已近乎流失殆尽”。走进乡村后，李庆明发现，相似的境况正在乡村再现。
“面对城市时，农村已经有了文化自卑感，认为自己是弱者，应该在所有方面向城市看齐”，李庆明对此深感悲哀。
“如果农村孩子能从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们长大后就不会对所谓的现代城市文化心生自卑”。在他眼里，城市不过是“丧心病狂”地走在现代化之路上。而他理想中的人生状态应该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那四年里，他经常白天带着南通师范的学生们游走于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跟乡民交谈，晚上与学生们通宵达旦地编写整理资料。包括民俗读本、游戏读本、诗歌读本、亲情读本、童话读本之类的一系列传统文化手册从他们手中诞生，并在那所伫立于江边的小学里与其他常规教材被一同传授。在他至今保存着的一些当年的手册封面上，往往印有充满乡土和怀旧气息的丰子恺漫画作品。
但李庆明也并未彻底拒绝现代文明。他与师生一道平整出了小足球场，设立了小图书馆，引入英语、电脑、钢琴课程。在这间学校里，农村孩子第一次有了了解和参与外部世界的渠道。
在精神上感受到巨大充实的同时，他的生活也长期陷于潦倒状态。由于工作过于投入，他为期不长的婚姻早已终结，唯一的女儿多数时间也由爷爷奶奶抚养。除了南通师范有重要工作要处理而返城外，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远离城市。
他夜以继日地探索乡村教育的细节，编写各种教学材料，一份遍遍地修改学生们的教学方案。许多寂静之夜，他屋里的灯会一直亮到凌晨三四点。
一位同事告诫李庆明说，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把命弄掉。
央校教改
2003年的一个邀请扭转了李庆明的命运。
当时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给了李庆明一个机会——一年前，这家研究所与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联合创办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由研究所委派校长管理学校运作。朱小蔓希望李庆明能将他的教育改革理念引入这所新学校。
朱小蔓曾担任过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曾与李庆明有过许多学术合作与探讨。她说李庆明是那种愿意“为信仰而牺牲的学者”。而她也成了李庆明此后的“伯乐”。
2003年9月底，李庆明离开了崇明岛那所乡村小学，孤身赴陌生的深圳央校任职。
央校身处深圳知名的大型高档社区——华侨城内。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内，有着宽大的连体教学楼，齐全的运动文娱场馆，崭新的现代教学设施。李庆明用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教育改革给这所学校抹上了自己的性格色彩。
时至今日，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鞠躬”这一惊人之举——过去8年中，每天早晨七点半左右，他都会西装革履地站在校门口，向进校学生鞠躬行礼，直到上课铃声敲响才离去。
数年前，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应邀到央校讲学时，这一场景曾让他心生“震撼”之感。他说自己从未见过在这样的细节行为上如此身体力行的校长。
“我希望通过鞠躬这个细节，向孩子们传递一个重要的公民理念，那就是尊重他人”。环境从乡村转变为城市后，李庆明的教育实验方向也随之迁移。多年后，他说，自己在央校最费心思也最得意的作为是，“在营造都市田园的校园氛围同时，在学校里进行了现代公民教育”，而核心是“对孩子们进行以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的公民人格启蒙”。
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李庆明前来任职前后刮起了一阵教育实践的风潮。就在李庆明上任的前一年，原北大附中副校长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长王铮转任深圳中学校长。无独有偶，王铮在深圳中学开展的，也是与李庆明相似的“公民教育”实验：他把深圳中学原来“团结、勤奋、严谨”的校训改成了“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
除了鞠躬行礼，朱学勤还见过央校每天早晨一分钟的祈福仪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操前，这所学校的近两千名学生都会在巴赫的名曲《天空》中，“为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为在灾难事件中遇难的人默哀，为遭遇困境的人祝福”，李庆明说，这一活动始于汶川地震，是为了塑造孩子们关爱之心。
李庆明将他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结为五点：追求公民人格完善、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倡导公益慈善活动、学会公共事务参与、达成公理世界认同，“最终，就是要让学生们成为懂得捍卫自我和他人尊严与权利的现代公民”。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曾应邀到央校实地参观过，他认为李庆明“有一种诗人气质”。李镇西也在他的学校里开展了公民教育，“我们主要是在宣扬平民情怀和平等意识”，他承认，央校公民教育的系统性和深入程度远非自己的学校能比。
“他在做一项很有价值但可能超前了的改革，”李镇西说，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不围绕分数展开的教育行为会遭遇到外界的反感甚而排斥。
李庆明的改革之举曾遭来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他的鞠躬行礼是在模仿日本人，并将之反映到教育主管部门；还有人批评他组织的集体祈福是在搞“宗教仪式”。争议尤其集中是，央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太小了。
毕业于央校的一位学生说，他读初三那年，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忙于三天两头的考试时，央校没有联考、没有模拟考，氛围轻松得像“脱离了中考的轨道”。这名学生说，他在央校受益良多，但也时有困惑，因为“现实并不像田园那般富有诗意”。
对于外界的猜疑，李庆明时常会用苏格拉底的经历来安慰自己。他说，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除了孤寂、困苦，还需忍受住别人的不理解。
“无知的代价”
像在南通师范一样，李庆明在央校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有更多自由空间。将初中和小学的课堂各缩减5分钟、降低考试频率、减少课时、减少课堂讲授时间。从前年开始，这所学校的所有小学生甚至彻底告别了家庭作业。
“我更愿意孩子们泡在图书馆、参加社团活动，去更能发挥他们人生潜能的地方。”李庆明说。在他的支持下，央校创建了多达两百多个学生社团，从科技、阅读、合唱到环保、街舞、剪纸，几乎无所不包。
与给学生减负的同时，他也在积极尝试课程改革。他总是向教师强调营造出活力的课堂；要优化课程结构；要想方设法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他甚至会让老师将课程设置成游戏活动。
几乎所有学生都拥护李庆明带来的新气象。没有学生能拒绝这位会在圣诞节打扮成圣诞老人在学校里派发糖果、在办公室递上一杯咖啡后又提醒学生要少喝咖啡的校长。
而许多老师也以有这样的校长为荣。央校的一位老师说，除了每天也向教师鞠躬行礼外，李庆明就像导师一样细心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他每个学期会跟老师们讨论几十堂课的教学细节”。
在央校内由李庆明设立能容纳四百人的“燕晗山大讲堂”里，过去许多年里，几乎每个月里都有国内知名学者在此演讲。李庆民还设置了一间充满艺术气质的书吧，这间时常飘逸出咖啡香味的书吧，是教师们读书、交流的最佳去处。
但在欢乐的学校里外，批评声也从未停息过。
一位教师说，李庆明是位“过于理想主义”的人。令他感到困扰的是，尽管央校的公民教育实践声名远扬，但学校考试成绩并未能同样出彩，“去年央校的升高中考试成绩排在深圳市的十几名”。一个现实情况是，在让孩子读完央校的六年小学后，不少家长会将孩子转到其他以应试教育为主的学校读初中。
而让一些老师不满的是，即便学生考试分数优异，但若在教学科研方面缺乏创新、组织学生开展活动不够积极等原因，他们仍会遭到李庆明的责备。
几乎与此同时，王铮在深圳中学的举措也遭到了争议。学生们对于公民教育的培养理念非常认可，但他们同时又表示王铮的理念过于“理想化”了。
有评论说，以牺牲升学率为代价寻求素质教育，对任何一位校长来说都等于自毁前程。2009年4月，王铮重返北大附中，并出任校长。有媒体报道，王铮到北大附中担任校长后，将当年深圳中学的一套改革整体移植，虽然也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北大附中这几年的升学率出现下滑，“王铮压力很大”。
王铮的离去再加上此次李庆明的突然“下课”，热闹一时的深圳教改似乎遭受到了一些难以言明的挫折。
中山大学教授冯增俊曾关注过李庆明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央校更容易培养出对社会、对人有更深刻理解的学生，而他也更愿意吸纳这样的学生成为自己博士。但冯增俊补充道：“在官本位思想和普遍追求升学率的现行教育体制下，他或许有一点失策。”
几乎所有朋友都将李庆明视为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人认为他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在深圳呆了8年，李庆明说，他认识的其他学校校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
一位与李庆明相熟的教育界人士称，现实社会不喜欢李庆明这样“不通人情事故、一意孤行”的另类，“我知道不少人并不喜欢他”。在中国，“不喜欢”足以让人身陷困境。
李庆明猜测自己继续留任央校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在7月6日的央校年度会议上，他以《无知的代价》为题作了一次简短演讲。演讲中，他提到苏格拉底曾幻想做一只承认自身存在“无知”的“牛虻”，去蛰醒自以为是的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
演讲结束时，他说：“我们究竟要不要像苏格拉底那样保持一份某种意义上的‘无知’，并且时刻准备悲剧命运的突然降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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