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多年从事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曾任《国际展望》半月刊副主编。）
航天科技是当代高科技竞争的前沿领域之一，关于太空军事化的争论则是当代战争伦理学最激烈的话题。“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第一次交会对接，引发了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太空军事化猜想”。如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此举之所以敲响警钟，是因为其飞行器对接实现得如此精确，如果中国向空中精确发射的不是飞船而是一枚火箭，那将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摧毁近空所有目标。印度智库“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发表文章，提醒新德里注意一个问题：空间站会不会成为中国未来在空间战争中的战略前哨？
其实，在国际上，太空及其科技的军事化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当代军事革命的首要成果是建成了指挥、通信、控制、情报、侦察及打击一体化的作战系统，而这一系统中，天基的各种侦察、通信及中继星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点，这也是高科技战争时代信息化联合作战的致命要点。对敌军动态的感知，无论是光学成像的情报，还是电子信号情报，都有赖于战区上空的各种侦察卫星，而情报的传送、作战任务指令的分发，以及从最高指挥部到战区战役指挥部再到作战分队的通信，都依赖于部署于轨道上的各种太空平台。
可以说，在当代历次战争中，美军及其同盟军队所体现的新军事革命战力，离开卫星与各种在轨平台，都将失去其神乎其神的威力。而借助自身研发或技术合作，取得太空科技，并将其加速运用到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计划中去，也是各国新型军事效能建设的重中之重。
美俄等各大国都在天空军事领域注入了天文数字的国家战略资产，太空科技在作战上的应用领域也日益广泛，从早期的战略预警、战场侦察和监视，发展到包括战区导弹防御、远程精确打击、特种作战在内的几乎全部领域。当前在太空军事应用上的真正徘徊，其实是武器化进程。
太空武器化的最大障碍并非在于全球高涨的道德非难，人类关于道德困局的讨论从来未能阻止科技提供新的军事效能。现实中阻止太空成为武器部署新战场的真正因素是：首先，在相互确保毁灭的核武威慑态势下，任何太空部署或经由太空到达打击目标的武器系统，都无法回避敌方的战略反击。其次，由于无法解决战略反击问题，太空武器化掀起的新军备竞赛不仅可能是危险的，而且更可能是无效的。
从实务角度来考察，太空武器化却并非天方夜谭。1960年代起，为了建立有效的太空战略防御盾牌，前苏联建设了以外太空核爆为主要手段的战略防御系统，该系统的原理即通过在外太空引爆核弹来消灭来袭的敌方弹头。进入1980年代，在里根主政时期，为了重获因核对峙丧失的进攻能力，美国推出了天基战略防御计划，即后来被通俗地称为“星球大战”的SDI计划，该计划核心部分之一，就是运用部署于轨道上的动能杀伤战斗部，在战时对来袭的敌方导弹进行轨道拦截。除此之外，随着航天科技和天地一体化科技的发展，美俄等大国在捕获卫星、地对天拦截等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特别是美国，布什总统上台后，在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新军事革命政策推动下，新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更是迈上了高潮。
美国在对于未来战争的想象中，经常提到所谓“太空珍珠港”的情况。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拉开了日本对美战争的序幕，消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从而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后续进攻提供了战略保障，美国不少军事学者认为，未来大国与美国的战争也会从对美国的重要太空军事器材的奇袭开始。
当然，目前太空武器化还是在防御性应用准则的规范之下，但军事历史早已阐明了攻与防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微妙转换。大国的核威慑构成了自冷战至今的大国战略均衡，而战略防御科技的进展和逐步投入实战部署，则使得传统的战略均衡失去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实时感知能力的提高和精确打击武器的运用，携带传统弹头的导弹武器却具备了战略性的战术打击能力，因此，主要以太空战略武器为盾牌的战略防御能力，实际上提供了未来压倒性新军事霸权优势的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