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定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联防队员入室强暴女子，丈夫隔壁忍气吞声”，一场离奇的性侵案，在掀起了一轮窥私般的报道狂欢后，眼下正在引发一场对媒体伦理的社会性反思。
这次性侵事件报道中，媒体被人诟病者，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是把一起恶劣的性侵案娱乐化，如有些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犯罪过程，如“他听到床的晃动声、杨喜利淫荡的呻吟声”。这样的描写，对满足读者的知情权毫无助益，只会帮助少数人进行猥琐意淫而已。
二是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把谴责的矛头指向受害女子的丈夫，指责他窝囊。有报纸甚至使用了《“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标题，把许多媒体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时的残忍彰显无遗。
更为过分的是，媒体记者明明看到那名被强暴的女子已经精神接近崩溃，但是，他们仍然长枪短炮一窝蜂地闯入受害者家中，把穿着睡衣，蜷在被窝里的女人堵在床上，连珠炮般追问那些噩梦般的事情。
上述现象令人痛心甚至愤怒。但是，作为一名在高校里讲授媒体伦理的教师，从专业角度上看，这次性侵案报道并没有太高的探讨价值。性侵案报道要注意对受害者姓名等足以让人辨认其身份的信息和特征进行隐匿，以防报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是国际通行的报道准则；还有比如说采访不能擅自闯入他人家庭，更是法律常识。这些规则，卑之无甚高论，应该说都是底线性规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媒体类似的无底线狂欢，在当下越来越稀松平常。还记得吗？死去的卡扎菲血淋淋的头颅出现在多少家媒体上？这只是半个多月之前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国内媒体在突破新闻伦理时争先恐后？怎么样才能让媒体守住基本的伦理底线？
搜狐微博近日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性侵案中媒体伦理问题的“微访谈”，不少网友在交流中不约而同地呼吁“加强对媒体的管制”。目睹媒体间无底线的狂欢，再听听网友这些呼吁，这让我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其实在我看来，媒体在恪守报道伦理上失去自觉，恰恰是“加强管制”的后果。如果媒体的报道空间逼仄，本来可以充分施展拳脚的领域，像时政、经济，乃至文化等，因为条条框框过多，媒体的严肃报道难以有所作为，只好剑走偏锋，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黄色小报化”的媒体生态：一切都可以被娱乐，一切都可以被消费。像深圳联防队员的性侵案，其背后其实有许多值得反省的社会问题，但媒体在娱乐化视角下，严肃的问题被忽略，而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只是因为容易抓眼球，于是被选择，被放大，而在这一放大的过程中，底线被突破，当事人受伤害。
目前围绕深圳联防队员性侵案引发的对媒体伦理的反思和追问还在进行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尖锐激烈的批评声音，批评是必要的，但媒体伦理的重建和提升，最重要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媒体伦理发育的制度环境，而业界的自主与自省，正是专业伦理发育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这才是需要新闻业界全体同仁共同思考的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新媒体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众多的发声机会和表达渠道，也为放大社会精英清醒理性的声音提供了可能，这一因素，有可能成为媒体伦理建设的良性因素。
在深圳联防队员性侵案的媒体狂欢甚嚣尘上的时候，微博和各种论坛里开始出现网友抗议的声音，2011年11月9日，媒体人柴静通过网络发表《没忍住》一文，对性侵案中的媒体行为提出批评，这篇文章也迅速通过微博广为传播，由此促成了对媒体伦理的社会性反思。11月10日，我们看到《江淮日报》通过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对该报11月9日以《“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为标题的报道表示歉意，报社坦承这样的新闻标题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给受害人及读者带来了伤害。能作出这样姿态的媒体尽管还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职业道德的维系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压力，《江淮日报》的道歉，让我们看到了媒体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