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_七猫
没有人知道在美国这些大银行的账簿底下，是否埋藏着一个或者数个能够再度掀起金融海啸的定时炸弹。
2008年，雷曼兄弟的突然破产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这场从华尔街开始的灾难将全球拖入了金融危机之中。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和银行家为挽救金融行业做出巨大努力，他们清理银行、重整规范，希望让美国银行业再度成为值得人们信任的行业。然而，人们对银行业的信任却仍然跌到了最低点。
圣迭戈大学法律与金融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与《纽约时报》财经版专栏作家杰西·埃辛格决定对此进行调查。他们选择了富国银行作为调查对象—作为传统保守派执掌的大抵押银行，富国银行一向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银行，亦是所有大银行中最单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然而，在翻阅过富国银行的年度报告后，他们发现即使是这样“健康”而又“单纯”的银行，在银行监管机构的条条框框中，依然能够隐瞒价值达到数十亿美元的亏损。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在美国这些大银行的账簿底下，是否埋藏着一个或者数个能够再度掀起金融海啸的定时炸弹。
在他们联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杂志2013年1/2月号的《美国的银行中究竟藏着什么》一文中，帕特诺伊和埃辛格详细剖析了美国的银行业者是如何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会计手法掩盖自己的真实盈亏状况，从而使大银行成为真正的“黑盒子”的。
大银行越来越像对冲基金
帕特诺伊和埃辛格分析的这份年报，是富国银行在去年3月所发布的2011年报。这份报告总共有236页，最开始若干页里面色彩丰富而且内容活泼：第一页是关于某位顾客的动人故事，接下去几页穿插着各种图片，戴着牛仔帽的人，在海边牵着手的中年夫妻，捧着纸杯蛋糕的女子，还有幸福的一家四口照片—营造出一种幸福安康的氛围。他们用加大号的字码强调，在2011年间，他们总共向非营利性组织捐赠了2.135亿美元，相当于每周410万美元，或者每天58.5万美元，或者每小时24000美元。前言的结尾部分是这样的：“信任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与顾客对话以及实际的行动才能赢得信任。这就是我们竭力奋斗的目标。”
有趣的部分在这里结束。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年报从彩页变成了黑白，而且那些故事性的内容都被细节和数字所取代，而这些细节，用帕特诺伊跟埃辛格的话来说，“要么晦涩难懂，要么模糊不清……基本上是用复杂的词藻堆砌了一堆废话”。
我们知道，年报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告诉投资者银行的赚钱方式。在这一点上，富国银行将他们的收入简单粗暴地分为了“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乍一看，这仿佛是对应着传统银行的两大收入来源：借贷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和气的抵押银行接下来就列出了一系列交易行为，看上去与高盛或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华尔街投行差不多。因为自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签发《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之后，美国就建立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之间混业经营的金融体制框架，也就是银行机构可以踏入证券业的领地。
这些交易行为对富国银行的两部分收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利息收入”中有大约15亿都来自“交易资产”，另外91亿元则是由“可销售证券”得到；“非利息收入”中则有10亿来自“交易活动净收益”，另外10亿来自“股权投资收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利息收入”、“其他相关交易行为费用” 或单纯的“其他”—这个“其他”贡献了66亿美元，而年报读者得再翻50页，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其他”其实是从“交易行为”中获利的。所以说，作为一个老牌的抵押银行，富国银行年报中“交易”一词的出现频率已经相当高了。当然，比起富国银行2011年度的总收入（810亿美元）和总盈利（160亿美元）来说，这些数字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但从富国银行历年年报中，我们可以看见，自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富国银行的抵押贷款收入逐年下降，而那些更具风险的交易投资或可销售证券跟抵押债券却在逐步上升，他们有不少交易行为甚至展现出了对冲基金的特质。
要知道，富国银行在美国银行业中出名稳健，所以当他们都开始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时，你就知道其他银行的情况是怎样了。其后果就是，人们对于亏损的敏感度正在降低。事实上，在富国银行2011年报的164页有这么一句话：“在2011年，我们在债务抵押债券相关的衍生产品交易中亏损了3.77亿美元”—就在几年前，如果有哪家银行在这种复杂金融工具上亏了9位数，那一定会上报纸头条的，但这一次却基本没有媒体注意到，连那些最顶尖的投资者、分析师和金融权威都没提到。他们可能根本没看到164页，或者他们已经麻木了。
数十亿美元的隐性炸弹
投资者以为自己投资的是一家行事稳健靠谱的银行，却没想到这家银行成为了一家秘密的高风险对冲基金，这已经很糟了；但更可怕的是，投资者根本无法从银行的年报中看出他们的真实盈亏。
在银行的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公允价值”—银行拥有大量资产和负债，还有各种衍生产品，在报告中理应一一记录它们的“公允价值”。然而，应该如何计算这个公允价值，却是一门学问。
像其他银行一样，富国银行在报告其有价证券的公允价值时采用了一种三级估计的会计计量方法。一级估计比较简单，为可观察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标价，也就是说，如果富国银行拥有某只在纽交所挂牌的股票，那么其公允价值就是该股票在当天的收市价格。二级估计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投资对象没有活跃的公开市场，所以只能观察活跃市场中的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公开价格，然后通过某种方法来计算出其公允价值。按照帕特诺伊和埃辛格的说法，二级估计比较像是“通过现有知识做出逻辑推测”。
如果交换的资产根本没有活跃市场，又没有最近交易的工具，那么就只能使用第三级估计了。那是一种预测未来现金流之后进行折现的现值法，或用其他估计技术来估计公允价值，其输入的参数也像二级估计一样需要调整。“在第三个级别，公允价格的估计基于统计学模型，但输入的参数并非观察所得，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猜测或小道消息来得出。” 帕特诺伊和埃辛格写道，“也就是说，在第三个级别，公允价值并不比胡乱猜测好上多少。”
这个误差能有多大呢？此前曾有关于三级估计的学术研究指出，在第三级估计中，哪怕是在平稳市场中，它的差错率都可能达到15%—如果富国银行报告的差错率达到了这个数，那么他们可能有多达数十亿的隐藏亏损。
除了几乎不可避免的计算误差之外，可变利益实体（VIE）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因素。
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s），也即“VIE结构”，为企业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是企业本身对此利益实体并无完全的控制权，此利益实体系指合法经营的公司、企业或投资。根据美国会计准则FIN 46-R的规定，企业在财报中必须揭露VIEs可能的最大亏损数字。这个做法看似保守，但实务上银行常在财报的注解中告诉投资人，不必对这个最大亏损数字太过认真。
在2011年末，富国银行报告说他们与总资产额达到1.46万亿的可变利益实体有“显著持续关联”，而所谓“最大预期亏损”则超过600亿，比其资产公积的40%还多。（当然，他们说那样惨痛的亏损几乎不可能出现。）然而，富国银行的全部VIE结构中并不仅有这资产1.46万亿的实体；他们排除了一些关系不持续或是不显著的实体，或者说某个实体并未用于进行交易。“就像安然公司当年排除它的特别目的实体（SPE）一样。” 帕特诺伊和埃辛格写道，“富国并不孤单；其他大银行的处理方式也大抵相同。”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实体的财政情况无需附在富国银行年报上，也就是说，人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在刊登出这篇稿子之前，两位作者曾向富国质询过有关其VIE结构披露的事情，但其代表却简单地回答说，看年报就知道了—然而年报上写着“合并报表的VIE数量已修正”，但关于这次修正却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就这个年报来说，大家既不能明白他们是如何决定统计哪些可变利益实体的，也不知道他们进行了如何的修正。
前车之鉴
突然爆发数十亿的亏损会是什么情况？想想摩根大通去年那引发哗然的“伦敦鲸”巨额亏损门吧！在那件事以前，投资者普遍认为摩根大通是全美最安全也是管理最好的公司，在CEO杰米·戴蒙的带领下，他们安然度过了整个金融风暴时期，一直到2012年初，他们都显得健康而又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负责传统商业借贷的商业银行部分看起来健康、优秀且稳定盈利。
但到2012年5月，摩根大通突然宣布他们遭受了大约2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然后，这个数字又被修正为60亿，有可能还会更高。一直到现在，调查者们还在试图搞清楚这家银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的亏损发生于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银行部门，叫做首席投资办公室。这个部门一向被认为无聊又无趣，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降低银行的风险；根据摩根大通的说法，这个部门主要进行低风险的保守投资，比如买卖一些美国政府债券之类。
起初，摩根大通在2012年4月13日收益发布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第一季度中，其首席投资办公室的在险价值最多只有670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95%的情况下，他们最多只会亏6700万美元。这个数字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分析师的质疑，但戴蒙坚称这只是“茶壶内的风波”，说所有的怀疑都是分析师小题大做。结果在5月10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季度报告时，他们承认出现了巨额亏损，而其首席投资办公室的在险价值则被修改成了1.29亿美元，几乎比6700万美元翻了一倍。
一个旨在降低风险的部门却因为冒险投资而令公司承受了如此之大的损失，这个事件成为了金融界有名的滑铁卢；然而两个多月后，摩根大通的总体业绩看上去却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在亏损披露前半个月，分析人士预计该行第二财季每股盈利1.21美元，而在计入“伦敦鲸”事件造成的亏损后，该行公布的第二财季业绩报告显示正好就是这个数。简单来说，他们利用抵税、提取不良贷款准备金等会计手法，将60亿的亏损在账面上抹平。对此，农业银行信贷证券（美国）公司分析师迈克·梅奥在摩根大通公布业绩报告后的分析师会议上说：“我看到了香肠的制作过程，现在很担心自己将来可能会食物中毒。”
这些手法似乎并不违规；在律师的帮助下，这些大银行都采用十分谨慎的词句来发表报告，以保证一切都合乎监管部门的细碎规定。帕特诺伊和埃辛格认为，监管部门规定过于细致是银行得以钻空子“绕道”隐藏的原因，而关键的问题则在于，现在的监管规定太多而惩罚太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主要银行的银行家进了监狱，许多人甚至连罚款都不用缴；这与“大萧条”结束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无论是纽交所的主席，抑或是花旗银行的行长，只要是涉嫌挪用公款、逃税或是伪造材料，都会被告上法庭，倘若证据确凿就会进监狱。
目前，投资者对美国银行业的信心跌落到了相当低的地步，在伯克莱资本基金会最近进行的一个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并不信任银行关于其资产风险的估算，另外，有六成左右的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完全不信任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金融业是一个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的行业，你可以说，没有信任就没有金融业。真正让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的并不是某一个出了问题的金融工具，而是人们对银行的信任出了问题，这就是缺乏透明度而导致的恐慌。但遗憾的是，在那之后的四年，美国的大银行并没有变好，而是正在变成越来越不透明的“黑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