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_七猫
2011年5月24日，香港尖沙嘴购物区，中国大陆游客手提购物袋走出一间LV门店。
2012年6月4日，一名男子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香奈儿门店内选购手袋。
那是某个周六夜晚的八点五十七分，一对年纪并不般配的情侣推开伫在门前的店员，走进了北京路易·威登门店。“他们九点关门，”男人对他的女伴说。他们径直走向那些写满了LV标志的手提包，女伴轻声地请店员拿出经典款给她试拎，但男人却粗暴地否决了这个提议：“买东西就要买不一样的，别跟风，×。”
她最后选择了一款殷若红唇的包，然后他连眼睛都没眨就扔出12200元将之买下。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然后他们离开，跳上一辆挂着军牌的奥迪扬长而去。
以上情景收录在《纽约》杂志去年8月刊发的文章中。在那篇名为《中国消费者革命》的专栏里，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000美元，但中国同时也拥有600个亿万富翁，以及超过100万个百万富翁——要知道，我们在统计这些富翁的身家时并非以人民币计，而是按美元计算。除此之外，那些并不算太富裕的人们也会省吃俭用来购买奢侈品。贝恩公司发布的最新《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民众去年总共在奢侈品上花费约430亿美元，买下了全球约1/4的奢侈品，超越美国人跟日本人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
春节狂欢
古驰（Gucci）在北京的门店比在纽约多两倍，LV在上海的新旗舰店堪比香榭丽舍大街的店，香奈儿（Chanel）曾经在中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其创始人可可·香奈儿的生平回顾展览，而卡地亚（Cartier）秀在故宫，迪奥（Dior）携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尤伦斯开展，至于芬迪（Fendi）的时装秀，则干脆开在长城之上。这些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中国确实是奢侈品巨头们的新宠儿。
在中国，每年的奢侈品购物狂欢，在春节时分达到第一个高潮。春节本是探亲访友礼尚往来之时，给小孩子“打红包”封压岁钱也是传统习俗，但近些年来，中国的富裕人群却习惯“送礼只送奢侈品”。节前《胡润富豪榜》公布了中国富豪春节送礼时最尊崇的品牌，其中前五名中有四样是奢侈品（LV、爱马仕、香奈儿跟卡地亚），唯一一项不是的还是“数码产品中的奢侈品”——苹果。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报告，中国富翁在2012年春节期间购买奢侈品的总花费达到了72亿美元，约合560亿元人民币；尽管2013年春节的数据尚未出炉，但据报道，三亚免税店在开业初日的营收就直逼3000万元。
所以说，在奢侈品行业中，中国的农历春节如今已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除夕到正月十五，这便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购物狂欢节，各大奢侈品牌都需要在店铺加大铺货量，以防缺货之虞。此外，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也开始推出主打春节元素的商品：瑞士名表江诗丹顿亦推出蛇盘男表，表盘幽蓝，一条锡色的蛇盘踞其上，要价13.5万美元；伦敦哈罗德鞋厂亦推出金蛇款式，标价从320美元到5700美元不等；宝格丽对此最为欢迎，本来就将蛇视为该品牌设计中经典元素的他们推出了一组蛇形饰品，包括一款蛇形的黄金镶钻手环，蛇头是一块漂亮的倒梯形红宝石，标价54000美元。下至阿迪达斯，上至劳斯莱斯，鲜有商家愿意放过这个拉拢中国消费者的机会，就连酒厂也要来凑热闹——尊尼获加今年推出了一组十二生肖蓝方威士忌，每组标价4800美元。
“农历春节是各品牌年度周期中的重要一环，”托斯滕·斯托克介绍说，他是摩立特咨询公司专职追踪中国零售业趋势的合伙人：“当然我们并不太清楚，究竟是中国人喜欢这样，还是西方人觉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放一条红龙上去，中国人会爱死它的’，但总而言之，反正这么做是有市场的。”
诚然，并非所有生肖都一样受欢迎，去年推出了龙饰座骑的劳斯莱斯就因此拒绝利用蛇来做文章。“我们必须考虑动物本身的形象，”劳斯莱斯的发言人说。然而也有大把厂商深谙顾客心理，将蛇吹捧为“小龙”，以抓住潜在的消费者。事实上，香港珠宝名商周大福就曾透露，就算是鼠、牛、猪等不太华丽的属相，在其生肖年到来之时，相关生肖饰品也都能够卖得很火热。
一位55岁的罗姓香港女士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坦承，她就是习惯每年都要买一座纯金的生肖摆件，然后放在客厅里供人观赏、把玩，因为“这就是我们每年庆祝春节的方式”。这或许能代表很多年长一辈的奢侈品购物心理。
中国男人比女人更爱买东西
除了这些一年一度大采购的长辈，热爱购买奢侈品的还有被称为“轻熟女”的单身女子。
刚刚升任赫斯特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的杨玟曾是包括《嘉人》、《Elle世界时装之苑》跟《伊周》等知名时尚杂志中国版的总负责人，据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述，这些时尚杂志的读者平均年龄为29.5岁，而且以单身女性为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女，住在家里，”杨玟说，“这就意味着她们不必自己负担房租，赚的钱都落入自己口袋。她们还有父母跟祖父母辈来提供金援——事实上，总共有六个人在养她一个人。”
然而这些小公主通常也是所谓的“月光族”，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存款。她们中的许多人都热衷购买奢侈品。杨玟介绍，一个时尚杂志的典型读者每月平均收入可能在1431美元左右，然后每个季度用937美元购买名表，用982美元买包买鞋，再用1066美元买衣服，这就花掉了自己收入的70%。
但在当今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当然不是这些工薪阶层的年轻姑娘。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一期中国消费者报告指出，推动中国消费增长的是那些年度可支配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的富裕阶层，尽管他们的年收入只占中国所有劳动者年度总收入的9.1%，但年度消费比重却高达27%。而《中国奢侈品报告》则披露了那些资产千万以上的富豪生活，哪怕不算购买不动产的花费，他们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额也要达到156万元人民币，其中光是购买奢侈品就要花费35%。
这些富豪大多数是男人，这就是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中一个最为奇异的现象：男人比女人还爱买东西。在美国，男包销量只占名包总销量的7%，而中国却有45%的男包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富豪们的手中，贡献出价值12亿美元的销售额。大多数人是为了炫耀，或者用流行一点的话来说，为了“晒”，以此而获得客户甚至是朋友的侧目。
有钱男人们买名包名表为自己，也为了女人。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情妇一掷千金，而根据艾康尼斯公司总裁、时尚名媛曹颖惠的说法，这些富豪的情妇，事实上才是中国奢侈品与时尚工业推进的最大动力：“许多富豪不懂打扮，所以他们只会买那些大牌子，”曹颖惠介绍道，“但他们的情妇则要更加时尚，所以说，情妇才是这些设计师品牌的推动力。”
尽管中国社会普遍风气仍比较保守，但有钱人包养情妇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她们甚至可以登堂入室，以女伴的身份出席社交场合——而在那些必须要着装合宜的社交中，他们的服装通常由她决定。也就是说，虽然掏钱的人是他，但到底买什么，她才说了算。
贝恩公司的报告还点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在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中，有大约25个百分点的商品都是某种形式的礼品：送情人，送客户，还有最重要的，送领导。这也是为什么钱包、挂件跟手提包会在销量上完胜服装，因为这些东西比衣服更适合作为礼品馈赠。另外，皮质的商务名片夹也是极受欢迎的选择。
反腐令奢侈品行业悲鸣
收受奢侈品已成为中国官场常态，以致于曾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情：2008年，重庆沙区征地办工作人员丁某为他人修改赔偿面积，涉嫌受贿160余万落马后，还给提审的检察官上“时尚课”。当时，检察机关在其家中搜出了200多双名贵皮鞋，100多件国际大牌服饰，还有上百个紫砂壶。而在提审的时候，他也依然不改奢侈享受作风，他对女检察官说：“你是个女的，穿的鞋都没我尖。”在审问完毕后，他在临走前甚至还“教训”检察官，说“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下嘛”。
正因为“送礼”是中国人购买奢侈品的重要原因，所以当新一代领导人打出“反腐”旗号，彻查国家干部内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跟铺张浪费行为的时候，奢侈品行业也随之发出了低哑的悲鸣。去年秋天至今，正是中国政治格局大换血之时，某位著名洋奢侈品牌驻华代表哀叹销量下滑，因为“甚至没人知道该给谁送礼”。
自去年开始，逐渐有贪官在微博上落马，大多也是因为官员本人或其亲属、情妇在微博上“炫富”、“晒奢侈品”，被抓住把柄然后顺藤摸瓜。
名表行业受到的打击最严重。由于名表体积较小，而价值却可以很贵重，所以被视为是送礼佳品；在最近十年以来，没有任何工业像名表那样迎来了如此迅猛的销售量攀升。就在2011年，中国的名表销量还提升了40个百分点之多！但去年9月薄熙来事件之后，标志着中国政府反腐行动进入动真格阶段，在名表业立刻随之下挫，短短两三个月，就将2012年全年销量拉低到比前一年下滑27.5%的地步。《中国日报》引用了一位瑞士手表工业代表的说法，称反腐行动“重创名表业”。
不仅是手表。从事奢侈品业的行业代表曾推算过，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在中国卖出去的奢侈品中，大概有50%是要送给政府官员的礼品。比如说，一个商人可能会跟他体制内的朋友逛商场，帮他买他看中的随便什么东西；但那不够隐蔽，搞得不好很容易把他们俩都送进大牢，所以更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的信用卡附在文件里，以示“买单”之意。
所以当北京决定严惩腐败问题，奢侈品行业所面临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幸好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估，在2020年到来之前，超过330个中国城市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就将达到2010年上海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新兴的中产阶级将填补空缺，继续成为奢侈品的消费大户。
资料来源：《纽约》杂志、《纽约客》杂志、《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