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2日，瑞士苏黎世，一对夫妇正在给他们的孩子上家庭教育的课程。在全球范围内，家庭教育（Home-Schooling）的方式正在逐步扩大，而有关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利弊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
文 _ Margaret Heidenry 编译 _ 凌奥幸
因为厌倦每周40个小时的枯燥工作，父亲在1972年时辞去了当时在出版社的工作。那时，父母刚刚30岁出头，按照父亲现在的回忆，当时两人“仍想探索整个世界”，于是他们买了6张去欧洲的单程机票，带着四个不足7岁的孩子，以及仅有的3000美元资产便上路了。年轻而又富于理想化的他们，认为可以让这段旅程成为我们的“移动课堂”。
在这之后的4年中，父母践行着他们“自由自在的存在方式”，带领我们游历了西班牙、英格兰以及墨西哥，并最后定居在圣路易斯。因为父亲忙于写书，所以教育四个孩子—玛丽、詹姆士、约翰以及我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大多数时间里，因为年纪过小，我只是跟在哥哥姐姐后面学些皮毛。但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4岁时，我们和母亲在墨西哥郊外上的一堂课。在绿色葱茏的园林里，我们彼此聊天欢笑，母亲不仅不会像个学校老师一样让我们保持安静，而且还会引领我们去观察周围，建议我们画下看到的事物，比如流浪的墨西哥艺人、躺在杂货铺门口的大狗，以及和我们年纪相仿却在街边兜售口香糖的当地儿童。
放任与自由
除了传统的写作、历史以及地理课，我们也会在体育课上跟随父亲练习瑜伽。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我们还可以走上街头，自己去发掘、感受当地的环境与生活。在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中，一天的课程里仅有几个间歇时段。但在我们家庭教育过程中，正如母亲后来在《纽约时报杂志》中所写的那样，“孩子与父母共同旅行，接受的教育和普通学校的完全不同”。
母亲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75年10月19日，并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那个年代，家庭教育仍被视为一种相当另类的教育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母亲这样记录了我们一天的课程表：
当时很多预备学校都受到了母亲课程安排的启发。在一天的学习中，母亲使用的是简单的拼写以及数学课本，书店里就能买到。家里还常年堆着一整摞不停更换的书籍，我们可以随时阅读。此外，可供家庭教育的资源非常稀少。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人们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上网搜索可用的课程计划。在当时，家庭教育仍被视为违法行径。直到1993年，这种教育方式才被美国50个州定为合法行为。在文章中，母亲描述了她的教育方式：“他们按照自身的步调学习，不用完成任何作业。我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学习。”
母亲的文章一经刊载，杂志社的编辑们便收到了大量来信，读者们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担心，怀疑我们可能未来无法适应真实的世界，或就此注定成为社交无能儿以及学习上的后进生，我和哥哥姐姐们现在仍然能听到类似的质疑声。在如今这个“虎妈”盛行的年代，父母们倾向于对孩子施行严加管教，但同时又容易出现过度保护的现象。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父母当时怎么敢“自由放任”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我的母亲帕特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她与我的父亲杰克在纽约的一家小型出版社相识。两人在认识6个月之后结婚，至今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我的父母真正信奉的是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当时，家庭教育是一块几乎未经开垦的领域。父亲之所以受到家庭教育的吸引，是因为之前16年的正常学校教育让他感觉“堵得慌”。他说：“我那时是个穷学生，学校是我获得教育的唯一选择。”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免于承受普通教育给他带来的压抑感，父亲在第一个孩子玛丽即将出世之际，决定让自己所有的子女都接受家庭教育。“我们是教育无政府主义者。”他说。
作为一个在校期间的全A优等生，母亲的观点则更加系统。她阅读过教育改革理论家A.S.尼尔（A. S. Neill）的著作，后者的教育理论对母亲产生了深刻影响。尼尔于1921年开办的夏山学校在现代教育史上十分著名，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以及“因材施教的典范”。尼尔的理论点醒了母亲，使她对传统的教育方式产生了质疑。
教育学家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著作也影响了母亲。霍尔特认为，如果强迫孩子学习便会改变他们的个性，他主张建立一个激励的环境，促进孩子们追寻自己的兴趣，并按照自身的步调进行学习。在霍尔特观点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自主学习”。
母亲说：“比起那种关在屋子里学上一整天的学校教育模式，孩子们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方法。”在读过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著作《废除学校的社会》之后，母亲的观点更加明晰起来。所以，当5岁的玛丽即将进入幼儿园时，母亲并没有给她报名。“我把她带到纽约当地一间公共学校参观。当时我们非常震惊，因为那个学校简直像个监狱。”母亲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庭教育并不合法。在圣路易斯定居后，由于我和哥哥姐姐总是缺席学校的课程，社工不得不上门拜访，查看父母的子女抚养情况。母亲和父亲当时对这名社工说，如果政府强迫他们送孩子上学，他们会把对方告上法庭。在经过一番查看之后，社工对我们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建议学校校长让我们继续留在家中学习。当时，全美接受家庭教育的儿童只有1万至1.5万人。而直到1977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份有关家庭教育的刊物。
时至今日，虽然家庭教育仍然只受一些改革派人士的拥护，但是这种曾经一度只受到自由人士青睐的教育方式，却渐渐地得到宗教传统人士的欢迎。根据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调查，施行家庭教育的父母中，有83%的人是出于“对宗教以及道德教育的需求”。
寂寞的旅程
相较于母亲的系统化理论，父亲采取的则是自由放任的方法。在全天的课程中，他只负责茶歇、瑜伽以及西班牙语的课程。而对于责任更大的母亲来说，除了每天陪在4个孩子身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父亲忙于写作，但是成果甚微，寄给出版商的文稿经常被退回，家里也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
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会了灵活应变。如果遇上受伤之类的意外事故，我们只能坐公车去医院，路上若是觉得疼痛，最多用口香糖来缓解。有一次，父亲在“越战老兵反战义卖”上花250美元买了件艺术品，虽是义举，但家里的现金却因此只剩下200美元。一开始，母亲为这件事吵了一番，但平静下来之后她说：“我知道你父亲买下那件艺术品完全是出于慷慨，他没有把钱浪费在赌博或酗酒上，而是为一桩我们都信任的义举。”
家庭教育则是另外一桩他们两人都信任的义举。虽然受限于财政紧张，但父母总是可以将孩子的家庭教育持续下去。对母亲来说，让孩子们拥有一个能够激发创造力的环境至关重要。每天，她都会花一个小时时间对我们进行艺术教育，与此相比，很多公共教育中“艺术课”不过是个摆设。在母亲看来，艺术教育“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发挥想象”，所以当我和哥哥姐姐回想过去时，母亲的艺术教育和旅行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最为深刻的幼年记忆。
约翰最喜欢在墨西哥旅行的时光，并总是回忆起当时坐着老旧公车到处游历的场景；詹姆士喜欢每天的茶歇时光，也记得穿着暖和厚重的毛衣在英国参观中世纪遗迹的旅行；姐姐玛丽同样最爱英国旅行的时光，我的脑中则一直记着这个场景：我们坐在旷野中，伴着身边的牧羊群，我们拿着画笔描摹远处的灰色教堂，唱诗班的歌声伴着钟声在我们耳边回响。
但是这种常年奔波在路上的旅行也有缺点，比如需要忍受极差的交通工具，以及毫无营养的方便食品，而不停地在各处移动也容易让人觉得孤单寂寞。我们的玩伴只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姐玛丽总是在看书，在我的记忆中，她的脸一直都埋在少女侦探故事书里。约翰与詹姆士因为年岁相近，所以总是待在一起。而我，作为最小的孩子，只能一个人玩耍。
后来，在受到《纳尼亚传奇》中几个兄弟姐妹探险故事的启发后，我们也把时有发生的寂寞与不停奔波想象成是冒险的代价。而在圣路易斯定居之后，我们的“冒险”换成了更为现实的事情：詹姆士最喜欢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着儿童百科全书进行科学实验，玛丽则偏爱独处，喜好阅读和制作果酱。
到了1976年，父母创办了一份文学双月刊，并开设了一家艺术电影院，但是两人仍旧没有固定工作。虽然他们可以说服社工让学校允许我们接受家庭教育，但金钱却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经历了六年的家庭教育之后，父母开始着手寻找全职工作，而我们向传统教育的转换也就此开始。
学校里的迷惘
当时适逢圣路易斯推广分布式教育模式，并开设了几家专注特长教育的学校。父母认为这种学校可能更为先进，所以很快便为我们报了名。詹姆士和我进入了注重数学和理学的学校，玛丽和约翰则进入了表演艺术学校。
开学前一夜，我们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感到恐惧，反而怀有十足的期待。约翰回忆说，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进入学校就如同“之前搬去墨西哥或者英格兰一样”，是又一次全新的冒险。詹姆士也自信满满，认为之前的家庭教育能够让我们在学校脱颖而出。
于是，在一个9月初的早晨，父母开着车送我们去往各自的学校。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跟着父亲练习瑜伽与在学校上一堂真正的体育课完全不同，而挤满学生的午餐食堂也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心中渐渐生出一种迷惘感。玛丽回忆说：“当时我以为自己的着装已经相当不错，但没想到同年级的孩子都穿着齐柏林飞艇乐队的T恤及仔裤。”
学校生活与我们之前另类的家庭教育大相径庭。约翰还记得当他坐在教室里时，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每天我都要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吗？”而他也因为不会背乘法表，而被授课老师点名批评。我们因为与众不同的说话和行为方式，在学校渐渐成为了同学眼中的“怪人”。
1978年，在一次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中，主持人不断向我的母亲发问，质疑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是否能够从容地融入社会生活，并认为如果不与同年龄的儿童进行接触，以及经历所有必须的人生考验，那么孩子将不可能完全做到独立，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也无法承受现实世界的残酷。
母亲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孩子们只有在承受了不好的学校环境后，才能变得更加主动从容。”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得体的答复，但不幸的是，“不好的学校环境”确实给我们几个孩子（尤其是约翰和詹姆士）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约翰回忆说：“我那时很稚嫩，刚进学校的头几天总是被其他孩子欺负。”
相比于母亲，詹姆士倒很能认同那位电台主持人的观点。他说：“我从来没和其他孩子一起相处过。我们四个人从不会威胁对方，所以我也没学会怎样挺身保护自己。”
之前母亲一直担忧，一旦孩子们都去了学校，那么她就失去了自我身份认知。但事实是，她的新工作顺风顺水，而我们几个孩子却成了丧失自我的人。玛丽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她曾经接受过家庭教育。“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不想与众不同，只希望能够融入众人之中。”所以，她很快适应了学校的生活，甚至对其中的一些规矩喜爱有加；而约翰也在众人的欺负中，渐渐学会了反击和保护自己；詹姆士则靠着模仿其他孩子的做法，融入了学校生活。“我永远不会成为最受欢迎的那个孩子，但好在终于结识了几个朋友。”他说。
在学习方面，我们几个表现各异。玛丽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约翰在老师的帮助下，不断练习乘法表，詹姆士在科学与历史上表现优异，但是却在阅读方面遇到困难。他回忆说，自己当时压力很大，因为根本就不懂很多词语的意思。时至今日，詹姆士仍旧十分希望父母当年能够给予他更多的阅读教育。“那样会使我的人生更加轻松些。因为无法在学校里表现得更好，我一度相当抑郁。”他说。
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起因，都可以追溯至母亲的自发性教育观点。正如母亲自己所说，她一开始能够严格遵守每天的课程安排，但是渐渐便松散下来。一旦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母亲就会将课程中断。甚至连父母开设艺术影院的过程，也成了我们的学习对象。这种随意的教学方式无法帮助孩子养成严谨一致的习惯，也不能打好基础。
A.S.尼尔认为，一个孩子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而非父母期待的人生”。我父母的家庭教育或许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这并非大事。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安定了下来，甚至于我那秉持“自由放任”态度的父亲，也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与人们当年的担忧完全相反﹐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成为“社交无能儿”或学校里的后进生，我们当中有三个人毕业于优秀大学。玛丽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詹姆士克服了阅读与拼写的问题，并先后成为几家主要报刊的首席编辑；我则与父亲一样，成了一名作家，还是一名剧作家。但与父亲不同的是，我相当喜欢自己在学校里的16年时光。
约翰的人生道路走得稍微曲折一些，虽然进入了大学﹐但他中途辍学多次﹐最后完全放弃了学业。离开学校后，约翰在一间超市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搬运工，下午没有工作的时候便躺在床上看电视。经历了一段这样的岁月后﹐约翰后来终于打起精神，在父亲的帮助下觅得一份工作，并转向计算机行业。他现在是一名成功的地产开发商。
非主流的教育试验结束了，但在父亲看来，这是他最珍藏的记忆，“不会因任何人或任何事而改变”。“至少我带领你们进行了一场冒险，而这段冒险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他说。
母亲也在杂志文章中总结说，家庭教育体现了她最为珍视的信仰。“孩子的人生不是产品，不能因社会、学校或工作环境而被模式化。”时至今日，母亲仍认为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她说：“你们都很幸福，也很好地适应了社会，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除此以外，我还奢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