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桦
1961年6月出生，在北京长大，籍贯广西，自学成才的职业演员。
主笔_易小荷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做演员之前刘桦当过工人，去俄罗斯做过生意，开过饭店，捣腾过东西。因为热爱演员这个职业，他最初从路人甲、匪兵乙开始，参演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前门楼子九丈九》等影视剧的小角色。2006年因参演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的“道哥”，为观众所熟悉。，“道哥”也成了他的代号。
”我年龄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到门口来接下我啊？”棚拍那天，刘桦在电话里似乎生气了，当然三分钟后我明白了那只是他的玩笑话。
站在门口的刘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一身西服，走路袖子一甩一甩，怎么看怎么有《疯狂石头》里的“道哥”的范儿。这也难怪，演员王迅说过宁浩独具慧眼，当年拍《疯狂的石头》时甚至为了道哥这个角色的演员人选和制片人争吵不休，他一定也是看中了刘桦身上那种“道哥”的江湖气：直言快语，重朋友，重道义。就像道哥自己要求的，“ 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必须在礼数里”。
与同从《疯狂的石头》成名的黄渤一样，刘桦也不是科班出身，他当过工人，去俄罗斯做过生意，因为热爱演员这个职业，从演路人甲、匪兵乙开始，直到现在成了无人不知的“道哥”。
道哥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他说自己最欣赏的演员是刘德华，为人谦逊，从不迟到，甚至为了怕堵车每次通告都会提前出发。而他也“完全是靠了自己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才修炼成了今天这个面前的刘桦。
戏如人生
凭借 《疯狂石头》 里的“道哥”角色出名时，刘桦已经45岁。在出名要趁早的这个年代里，他并不觉得这是个坏事：“你很小的时候就获得一个成功的机会之后，你会把控不住，社会地位改变了，财富增加了，总会有你控制不住的地方。”
前些天中央电视台请刘桦去参加了《舞出我人生》节目，排练结束之后他让助理给他看回放。“这么多年来，在镜头前的表演我认为是对的起观众的，是认真的，呈现出来的是角色，大家都还能接受。跳不好我真不上，不然真把观众恶心坏了。”正式演出的第二天，想到这一点，一向平常心的刘桦甚至还失眠了。
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他并非科班出身。最早刘桦是在通县的一家工厂做工人。“工厂在远郊，离通县还有九公里，一个大化工厂，我那时开车，有出车费，有各种补助，一个月差不多能拿九十块，那时应该算工资非常高的了。生活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父母的房子我可以住，工资交给家里一点，剩下的自己零花，买烟抽，吃吃饭，跟朋友喝个酒，用不了多少钱。”
不过，生活上得过且过的刘桦也不是那么满足，他心里有一个演员梦，这个梦从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组织节目表演时都喜欢挑刘桦。其实所谓的表演，“也就是比别的孩子有表现”。比如那时有个歌曲《小松鼠快长大》，别的孩子唱得可能比较单调，刘桦的嗓音未必动听，但他会唱得更有感情，更有表现力。
很小的时候看着屏幕，他就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要出现在那个上面”。这个梦想也让他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群众演员”生活。
“其实我参演所谓电视剧的时候，那时没有群众演员公司，也没有群众演员这一说。大部分都是副导演在街上组织人，你愿不愿意站一会？然后站完就走了。那时候要是有群众演员公司的话，我可能会属于那种比较早去报名的。”
第一个角色是因为一个哥们在某部戏里客串一角色，他跟导演的关系不错，他就推荐说我有一兄弟也是可以演戏的，你们看一下，他肯定没问题。于是刘桦去了，然后就拍了。
此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角色、小配角，有的时候戏非常少，几场戏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两片纸。但他还是去找剧组要整个剧本来读，为此被人嘲笑过很多次：“就像是读书学习一样。其实也是一种态度，结果别人都觉得很可笑。”
但是，小打小闹演戏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刘桦就想那不如积累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回来。1990年，他去了俄罗斯做生意。
他至今都记得，去俄罗斯的第二天正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他想去红场看看。那天很冷，脚下全是泥泞，他深一脚浅一脚朝着红场走去。红场戒严了，旁边的莫斯科饭店门前，聚集着很多共产党人。门口有两辆载重5吨的大货车，两个厢板打开，尾对尾，他们站在车上拿着高音喇叭演讲，刘桦只能听懂几个词，同志、共产主义和列宁。现场是一片红旗的海洋，演讲完之后大家一起高唱前苏联国歌和国际歌。看到此景，当时还年轻的刘桦流了泪，他赶紧戴上了墨镜。刘桦说，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在俄罗斯他一分钱都没赚到，他又回来给朋友开饭馆，倒腾东西，但都没有成功，全部都是失败。
到了1998年，刘桦算了一笔账，如果专心拍戏赚钱，哪怕平均一个月有两三千块，也能养活自己。“1998年之后我就放弃了其他的事情，只演戏了。这就是我的能力，不能再干别的了，人这一辈子干什么吧，应该是定了的事。”
不管红不红，小配角还是什么角色，刘桦倒贴也要先演着。
“我的兄弟”
2005年，一个叫杜鹏的年轻导演希望刘桦在他的影片中演一个“坏蛋头”。“我记得他说桦哥，我这边拍个戏，你一定要过来帮个忙。我说是不是没钱啊，对，没钱。”刘桦爽快答应，甚至还自己倒贴拍了那部戏。或许是机缘巧合，演完杜鹏的片子后，他又被杜鹏的朋友宁浩相中。
《疯狂的石头》拍完以后，副导演跟刘桦讲，为了用不用他，制片人和导演差点打起来。这边宁浩在为刘桦据理力争，那边刘桦却差点因为嫌钱少没去——但最终还是去了，刘桦说“这是命”。
以刘桦当时的身价，拍两个月的戏最少10万，“少一块钱我都不干”。但 《疯狂的石头》只给两万五，刘桦最终还是去了，他说这是“朋友的事”。
我曾经问及许多人关于生命中重要事情的排行，刘桦是惟一一个毫不犹豫地把“友情”排在第一位的。他说在这圈里所有的光荣与梦想，所有的机会与希望都是靠朋友给的。
他的各路朋友遍及三教九流，对于刘桦来说，每个有故事的人，都是他演艺事业的老师。《疯狂的石头》拍完，他事业初见起色的时候，刘桦打算请大家一起热闹一场，预定40多个朋友到场，大家吃顿晚饭，然后去看电影，结果，当晚来了60多人，晚饭还开了两瓶15年的茅台，看完电影又去夜宵，预算大大超支。
刘桦却高兴得不得了，“花10万也值啊，那都是我的兄弟啊!”
直到现在刘桦还喜欢把朋友们都招到家里来，最多的时候一天流水的人会有五六十。刘桦和妻子两人亲自下厨，他还很得意地说自己做饭的水平要高过演戏的水平八段。
有位同行讲了个故事：有一年某个电视剧的发布会，刘桦在里面是一配角，媒体来了，一定要追着主角们采访，那种场合，最是世态炎凉的。这时刘桦就看见有一孩子因为穿得少，站在那里冻得直哆嗦，虽然刘桦并不认识他，但还是把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
这事刘桦也记得。他说当自己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的时候，有天突然有个人走上来问他“你还记得我吗”，然后他就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自己穿得很少，是你拿你的大衣给我披上，而且还嘱咐下次出来一定要多穿一点。那个年轻人最后告诉刘桦，“其实，我们当天采访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你，甚至我们没有一个镜头拍下你，但你那天是那样对待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我一直以来的原则就是，戏不够，人缘凑。”刘桦说。现在只要他在剧组，他都会清算现场有多少人，要买几瓶可乐，几箱雪碧又或是多少水果，小吃什么的给剧组带过去。在剧组时，他一个月总要请几次导演、主任、摄影、美术、灯光等老大们吃个饭。“比如说我觉得化妆组昨天特别辛苦，今天我就会请化妆组的几个小弟弟、小妹妹们吃顿饭。要是过两天服装组辛苦，就给服装组。我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行动，来同他们把工作以外的关系搞得更好。”
所以，令刘桦最自豪的一点是，他每拍一部戏，在结束之后，都能同剧组的人成为好朋友，至今他还和宁浩、黄渤保持着很铁的私人关系。据说一次春节聚餐上，中影某领导当着上百号电影人的面夸刘桦：“大家知道，一个名演员要同时做到这几点，一不赌博二不吸毒，三不嫖娼四不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太容易的——刘桦是做到的！”
问及此事，刘桦摆摆手：“那是因为和他关系好，他抬举我的。”然后他又说了一堆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要感谢的人，长长的名单多得都让人耳鸣。
“永远不要说吃过苦，我永远会那样说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有了朋友，朋友帮着我，我有了上戏的机会，从小角色到配角，后来到主演，名字一步一步靠前，甚至拍了好多片子名字都靠第一，所有的这些，都是朋友来帮助你完成的。” 回忆过去，刘桦总是不忘感恩。
采访之前与刘桦联系，他每次总是及时地回复，言语之间既随和又幽默，拍摄的那天下午，他不时和化妆师、摄影、工作人员开着玩笑，态度温和，每隔一会总会有笑声打破摄影棚的沉闷。采访完结束，刘桦还要赶着去为自己的一部新戏后期配音，他站起来，一一和现场所有的人握手、感谢，签字、合影。脸上挂着谦逊，一边退出去一边再鞠着躬，他含着腰的样子，完全让人忘了那个戏里流氓气质十足的“道哥”。 （实习生涂俊仪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