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胜
1983年9月出生，辽宁鞍山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现为北漂青年、光替演员。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通过某部电影中的角色一举成名。
主笔_易小荷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这十年来，刘宗胜日思夜想的莫过于一件事：如何凭借某部电影中的角色一举成名。
3月8日，他在北京西二环的一家咖啡馆与我匆匆见面，那顿饭仓促至极，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也不为过。他其实吃得很少，为了保持状态，几乎不沾肉食和油重的菜，汤端上来之前，他每说几句话眼角总会不自觉地扫一眼桌子上的一摞纸，上面已经沾上了米粒和油迹，那是他对《开心麻花》里角色的分析：他演一个善良的傻子，跟在男主角身后耍个宝，插科打诨。
我最早是在2011年探班一部微电影时见到刘宗胜的，他个头不高、其貌不扬，身影一闪就能隐入场工的队伍中。那一年，他刚刚在《建党大业》里做了周润发的光替。
他们当时拍的是一部成本极低的微电影，限于条件，有一个场景的拍摄需要借助其他剧组的灯光和场地，那个剧组的男主角还在嘻嘻哈哈地和场工在一旁打闹，几分钟后，他默默地走到监视器前,和其他所有人一起惊奇地看着刘宗胜旁若无人近似癫狂的表演。
跑剧组，找关系，从电视到电影又到现在的话剧，刘宗胜参与的都是些跑龙套的小角色。刘宗胜说这几年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就像他演过的角色一样简洁而又卑微，只是看上去他又瘦了些，并且还要时刻警惕着卡路里——看得出这已经是他的常态了，无论是在饭桌上还是生活中，他都需要时时地和某种东西搏斗。
“我已经30岁了，过去十年一直在努力奋斗，有时候也忍不住想想黄渤、王宝强，人家是大师我比不了，可是即使和自己周围的人比，也会想大喊一句，什么时候机会才能属于我？”
电影学院学生
2003年，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虽然是扩招，但是也就是从一万多人当中招了200多名表演系高职学生，入学时，刘宗胜曾经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从此就是天之骄子了。
大一生活比较拮据，刘宗胜有时也会晚上出去跑跑场，演演话剧，一场50块钱的酬劳也让他很满足，以为这不过是大好前途的开端而已。
类似赵薇这样在学校里就被剧组挑中选上的凤毛麟角，电影学院的学生大都从二年级三年级才开始忙碌，有门路的会找各种关系，没有关系的也会开始四处跑组、送资料，施展浑身解数谋划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2004年假期刘宗胜留在北京没走，这一年他跑了200多个剧组。跑组其实就是到处送资料，有天一大早7点多钟从蓟门桥坐300路坐到莲花桥，然后在那里下车。附近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那见完剧组，再从八一厂走到现在的西四环外——打车有点贵，要12块钱，西部饭店那里还有一个组可以碰机会……这一天，他来回坐了四个小时公交，后来直接吐到公交车上了。
可后来还是没有一个剧组用他，因为他是个学生，他的简历里除了身高、体重最多就是来自哪里，没有任何影视剧的参演经验，曾经有个前辈暗示他可以随便瞎编一个演戏的履历，但他觉得不能骗人。
2004年夏天，那个时候王宝强还没有火起来（《天下无贼》在那年冬天播出），他也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挨着电影学院）去蹲了三天，“哪怕有群演的机会也好呀，至少可以在我的简历上添一笔”。
他都是一大早过去，也不扎堆，一个人蹲到天黑然后默默离去，压根不知道什么叫戏头，更不懂要和戏头接触。第三天晚上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看见两个喝了点酒的群演在争论，一个说另一个没有机会成名，另外那个就直接拔出一把刀捅了过去，还一边大声喊，“为什么我不能出名？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名？”像是在回骂，也像是在质问，这个声音至今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吃毕业饭的那天，刘宗胜一个人呆在宿舍，他想让自己从对未来的茫然之中解脱出来。后来他听说大家都闷闷的，就和他想象中的场景一样，没有一个人去问另一个人的去向，或者梦想、打算。那些课堂上的热血沸腾、入校时的壮志凌云仿佛都灰飞烟灭，化成了眼前的一杯酒，好几个同学都把自己灌醉了。
“到今天我们这一届的同学里，只有一半的人还在从事电影这个行业，也并不都是在演戏，有写剧本的，做副导演的，做制片的。”同届的同学中也有两个成名的，一个是参加超女的叶一莤——她后来嫁给了跳水冠军田亮，一个是参加湖南台选秀出演《一帘幽梦》的张嘉妮。
有时候刚认识的朋友，得知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会这么问一句：“我看人家王宝强也没有学过，人家咋出来了？”……日子长了，刘宗胜曾经一度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演员。
母亲和邻居也喜欢拿他和王宝强作比较：看看人家王宝强！ 终于有一天，就因为父母让他好好看看《士兵突击》，他气得狠狠地甩门出去，在路上狂跑了两个多小时。
“为此至今没有看过这部戏，但现在明白了，王宝强是大师，我学不来，真的。”
北京青年
和大多数北漂的青年一样，刘宗胜凌晨挤过公共汽车，夜晚走在北京破旧恶臭的筒子楼，看着孤独的影子在惨淡的月光下被拉得很长，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担忧未来的工作怎么办。
他跟一个老太太房东合租一间不到10平米的单间，开始房东给他一张用砖头垒起来的床，后来才给换成床垫子。转身离开狭小阴暗的房间时，来探望儿子的母亲流泪了。
刘宗胜的家庭条件在当地并不差，母亲一直希望他能够回家做生意，哪怕当个公务员也很稳定。毕业一年后，家人又游说他回家，那个时候他也达到了人生当中最胖的183斤，前途无望，女朋友也和他分了手。“都是一个圈子的，她接触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还什么关系都没确定，人家就送了她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
他回到了鞍山。在一个天津包子铺当服务员，帮老板采购以及送外卖。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年龄比他小很多。女孩对他说你不要回北京好不好，就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呆下来吧。
这样的日子特别的轻松自在，就像饭店里的那张纸牌日历，一张接着一张撕下去就好。只是小女朋友也常常会迟疑地看着他，因为她经常深夜半梦半醒间会听见刘宗胜还在床上练习绕口令，聊天的时候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说你可以去北京的动物园买东西，那里衣服的便宜，你可以去北京的颐和园划船，你可以去北京的三里屯玩……
后来有一次刘宗胜跟饭店一个老服务员聊天，老大哥说自己去过中国的哪些地方，做过什么生意。刘宗胜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呆在这里，他说没有办法，女儿在这里上学，我得照顾她长大。那天半夜醒来，刘宗胜就问自己：那个人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的人生那么丰富，我还这么年轻，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
那是2007年的正月十四的四点，寂静的鞍山凌晨，他再也没有入睡。他起床离开了那个姑娘和那个房子，没有回头。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朋友的同学的姑娘的电话他都不接，他只是告诉父亲说我要减肥，我要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减下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2007年4月1日，他开始减肥，整整三个月不吃任何主食，也不沾油盐糖肉，除了吃水果和白水煮的青菜，“饿到极点的时候，做梦都在吃大饼”。他每天或跑或走十公里，又或者做俯卧撑——一天最多做到过八百个，胳膊酸到第二天都抬不起来。就这样，三个月之后的7月23日，减掉了六十斤的刘宗胜回到了北京。
“光替”
终于开始有戏演了，虽然只是小角色，也意外地获得过一两部里分量重些的小配角，但是大部分时候还要跑组。
第一次做群演就是在《建党伟业》当光替一个月的时候。刘宗胜过了27岁生日，那是 2010年的9月24日。
《建党伟业》是《建国大业》的姐妹篇，是中影集团为建党90周年的献礼，邀请到178位演员参演，可谓是国内电影制作最豪华的剧组。
为了学习东西，刘宗胜去《建党伟业》做光替，他拼命工作，就是因为副导演告诉他“如果表现好可以给个小角色”。
工作初始，因为每场戏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光替为演员示范表演和调度，摄影指导要求光替站在监视器后面，以便看清演员表演的方式和走位的调度，但接下去的镜头演员自身的表演、举手投足都有改变，光替要记住这些模仿下来。可是开始现场制片（相当于场工头）不允许光替站在监视器后面，以至于摄影指导误以为他是在偷懒所以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后来又因为站在导演身后，不能第一时间赶到演员的表演区又被执行导演骂，“在这个（赶到表演区的）一小段路中，有些人很无聊，会不停地大喊，小刘，小刘，就好像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消失了一样。会造成你很大的压力。”
他被整整骂了两个月。之后当他适应并了解这些规矩后，就再也没给任何人以工作的借口骂过。为了能够随传随到，刘宗胜希望能够戴着对讲机，但是制片说他不属于制作组也不属于主创人员，不能给，他就自己带了个对讲机，求一个摄影师调了个跟导演一样的频段，上厕所也带着，当这边一拍完了就可以用对讲机喊他。
每个镜头拍摄是从半小时到2个小时不等，一天经常是16到20多个小时。本来专业演员的都知道自己带个小凳子，但剧组不让他带凳子，说那么多明星，你怎么能在明星面前坐呢？
电影拍摄了5个多月，从演辜鸿明到演冯国璋到蔡锷、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一会儿替袁世凯，一会儿袁世凯儿子。有天因为横店大雪坐飞机误点了，刘宗胜清楚地记得他替了一千多个镜头。“我跟他们开玩笑，我才是这个电影的第一主角，因为电影一共一千多个镜头，都拍的是我，真是铁打的光替流水的演员。”
“这个戏里所有的台词我都能背下来。”那一刻他的嘴角上扬，拂去10年的光阴，完全能够让人想象当年那个年轻人的青春自傲。就像那部微电影的某种寓意，结尾处他酣畅淋漓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建党伟业》的电影海报上——“光替刘宗胜”。
明星大腕都极好相处，“像有场戏是周润发演的角色要躺在棺材里，先替他试光，我就把鞋脱下来躺进去，天气是零下几摄氏度，他怕我冷，居然直接用手来帮我捂脚……还有范伟，我替他走位，得戴着他的高帽子，我下来候场的时候，他直接把帽子接过去替我拿着，好像他是我助理似的”。
陶泽如来现场还会偶尔会把刘宗胜拉到一旁偷偷给他烟抽，也会开他的玩笑，逢人就指着他问，小刘是不是长得有些像刘烨呀，结果一个副导演回答说“我看他像傻x”。现场工作太累，咖啡是刘宗胜抵御疲劳的一种方式，他有一套咖啡壶，加上一个星巴克的咖啡杯，一共不超过500块，他习惯每天自己磨点咖啡喝，一个星期不超过八十块。但就是这样也招至了副导演、场工甚至司机的鄙视，都说你一个光替，凭啥拿这么好的咖啡杯，你凭什么煮咖啡……
他说前两天和《建党伟业》的一位副导演聊天时，对方还再说这事：“很多人说《建党伟业》的条件很好，你看宗胜拿的咖啡杯就知道啦！那个咖啡杯成了剧组里的大话柄。你想象不到，除了工作之外还有这样的压力。”
“就是在拍《建党伟业》的时候，我特别想成名，因为一个演员只有成名了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就是想好好地演戏而已。所以生存还是毁灭写得太牛逼了，如果你死了就可以解决一切，谁还要活着去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小人之鄙视……”
这天话剧的排练结束，他开车回家，顺着三环，沿途指给我看他曾经租过的房子，跑过的剧组。到达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天色已黑，北京的冬季刚刚尾声，梨树们还光秃秃的，群演们也已经下班，蓟门桥像是被人遗弃了的荒凉舞台。
他轻车熟路地穿过电影制片厂，来到电影学院的操场边上，他从来没有这样安静地站在北京的夜幕下，看来来往往的学生，把通向教学楼的路填满。他想起了当年怀揣录取通知书走进来的那一天，仿佛整个天空都是透明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天空吐出烟圈，它们不规则，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问号。